词变与时变:吴鼒与扬州词坛的“一萼红”倡和

《百萼红词》为吴鼒晚年寓扬所作,词多伤逝感旧。在嘉庆后期扬州风雅际会的环境中,吴鼒以“一萼红”为调与吴锡麒、汪端光、洪梧等词友相倡和,将个人、群体与时代走向没落的伤感共鸣弥散于扬州词坛。“一萼红”倡和诸人门户近于浙西,欲救乾嘉浙派之流弊,他们鼓扬性情词风,注重真情、追求个性,于现实生活中寻找寄托,使因革中的浙派新声与新兴的常州词派并举,回应着时代衰歇对个体心灵与社会政治的震荡。

论清代浙西词派王初桐词作的多元艺术风格

清代浙西词派词人王初桐词作呈现以“雅正清空”为主、“婉约艳丽”与“豪放疏旷”并存的多元艺术风格。形成这种多元词风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包括王初桐个人词学思想的多次转变、纠正浙西词派弊端的必然结果以及词坛生态转变带来的影响。同时,王初桐作为浙西词派中后期多数词人的代表,其词作成为后世了解当时词坛风貌的重要载体。

厉鹗与浙西词派词学理论的建构

厉鹗是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作家,也是一位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词学理论家。在他手中,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体系更趋严密,词派建设意识更为自觉,创作内容更加丰富,词艺也更为精湛。他论词既推尊词体,宗法周邦彦、姜夔、张炎,倡导醇雅、清空词风,又强调寄托,注重词作的现实意义。厉鹗的词学理论既是浙西词派前期代表朱彝尊、汪森等人词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又对浙西词派后期代表吴锡麒、郭麐等人的词学理论有所启发,在浙西词派词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的交汇——张翥词接受研究

张翥词作融南北宋词风,于清代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接受。清前期浙西词学推崇张翥词作姜派之风及格律音韵;清后期常州词派赏张翥词作忧时伤乱及以词为史的特点。同时,身处浙常二派交汇的张翥词风亦对介于浙常二派中间词人群体的形成及促进词坛全面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

《今词初集》与清初词坛

《今词初集》是清代初年的一部有特色的当代词选。它不仅对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在清词复兴中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强调,而且也对龚鼎孳评价很高。特别是强调抒发性灵的审美追求,在当时独树一帜。编者对浙西词派某些特色的揭示,对阳羡名家陈维崧的评价,都体现着他们的艺术独创性,反映了清词复兴期各种风格多元并存的独特风貌。

厉鹗扬州交游考略

浙派中期领袖厉鹗的文学活动极为密切地与他的交游联系在一起,构成其交游活动的一个极具特色的重要方面。厉鹗一生足迹,主要集中在杭州、扬州两地,其中尤以扬州的交游与文学活动最有意义。厉鹗在扬州除与"扬州二马"等著名盐商频繁交往外,还与寓居或时常往来于扬州的"扬州八怪"、全祖望、杭世骏、陈章等著名文人,以及盐官卢见曾等联系密切。深入考辨厉鹗的扬州交游活动,不仅可以明晰厉鹗的生平和思想,而且可以更好地认识厉鹗及其浙派在清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论晚清词坛“常”、“浙”两派的共存与交融

"常州词派"崛起后,"浙西词派"无论在理论倡导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影响都没有消失。作为一个在词坛存在很长时间的流派,一定有其合理性,这是"常"、"浙"两派共存与交融的基础。但浙派毕竟是强弩之末,厉鹗之后再无大家,这种态势决定了两者的共存与交融是以常派为主导。

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

南宋末年 ,词人张炎为总结一代词章而著《词源》。在论著中 ,他推崇白石 ,力倡雅正 ,标举清空。“雅正”是张炎论词的基本原则 ,“清空”则是他论词的理想境界、最高的美学要求。形成于康熙前期的浙西词派 ,以及嘉庆年间由浙西词派衍变的常州词派 ,其二者的词学理论虽和张炎主雅正、清空的理论一脉相承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他们的理论却不尽相同。由此 ,可以说《词源》代表了词论的一个时代。

汪森的词学及其家族传承

桐乡汪氏是清代重要的词学世家。汪森是清初浙西词派的重要成员,在他周围还形成了一个以华及堂六客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他不但协助朱彝尊编成《词综》一书,而且对浙派词学理论的建设贡献极大,提出了尊词体和宗南宋的审美主张。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孙辈汪筠、汪孟、汪仲鈖等发展了他的词学思想,并促成了汪氏词人群体的形成。

张炎词在清代的接受与清代词学的建构

清代初年,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通过词集整理的方式推出张炎,有力地转变了当时的词学风尚。随着雍乾词坛对于张词的接受愈趋全面、深入,张炎的典范意义逐渐形成。嘉、道之际,常州词派日益兴起,清人开始从兴寄的角度审视张词,推动了张炎词史地位的重估。尽管浙西、常州两派的思路和视角存在明显差异,但双方在开宗立派、指引门径方面又存在相通之处。

试论王昶词论对浙派的发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词话》为论

稿本《西崦山人词话》是浙派重要作家王昶未竟的词话,它集中反映了王昶的词学观和词学批评活动,其中有明确的绍述朱彝尊词学思想的意识,是对浙派传统词学观的继承,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王昶词论对朱彝尊、厉鹗等人的突破和发展。首先是对"雅"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其次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可,再次是对"寄托说"的突破,以及既重视音律,又不以严守格律匡衡所有词人。

“扬州二马”与“浙派”中期词的兴起

雍乾之际,在科举仕途拥塞、文字狱猖獗和思想钳制极为严酷的历史背景下,"扬州二马"的小玲珑山馆,不仅为众多寒士提供了生存的必要条件和思想交流的必要场所,其浓郁的文化氛围更成为士人对抗世俗、保持人格独立的精神家园。这一切对"浙派"中期词的兴起无疑具有推助之功。

论张炎对清代词坛的影响

大量与张炎有关的清代词话不仅记录了清人对张炎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记录了张炎示范、影响清代词坛的痕迹。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词人群体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词人个体的影响。张炎对词坛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而对个体的影响又印证了对群体的影响。将此二者结合起来,更清晰地展现了张炎对清代词坛的整体影响。

论清代浙西词派对蒋捷《竹山词》的接受

浙西词派是以浙西一地为主的词人群体,在清初以至中叶影响了当时词坛的走向。以朱彝尊、李符等为代表,不仅推尊南宋词人姜夔、张炎,还与阳羡派的词学观念相交叉,对于宋末遗民词人蒋捷持有浓郁兴趣,积极评论、仿效、借鉴其《竹山词》,并以群体唱和蒋捷[惜秋华]为高潮,提升了蒋捷的词学地位,揭示出浙派更深层的词学图景,进而丰富了清词的中兴局面。

南宋雅词的推出与浙西词派的崛起

清代初年北宋词风盛行之际,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诸家,在广泛搜集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编纂《词综》推出南宋雅词。在《词综》问世之前,朱彝尊、陈维崧借助《乐府补题》推动"后补题"倡和,冲击了以小令为主的创作格局。龚翔麟随后汇刻朱彝尊等诸家词为《浙西六家词》,以创作实绩宣告浙西一派的崛起。

浙西词人吴陈琰考议

浙西词人吴陈琰为"浙西前驱"曹溶的学生,于康熙二十年同淄川名宦唐梦赉相唱和,留下一百三十多首词,并与其他浙西词人有着广泛的交游。吴词境界阔大、慷慨俊爽,与其师曹溶一脉相承,却与典型的浙西词风迥不相侔。吴陈琰作词之时正是浙西词派发展壮大之际,他的创作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浙西词人从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创作群体走向文学意义上的流浱之经过。

推阐张、周说 妙不落言诠——谭献词学理论研究

谭献是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大家。他主要继承张惠言、周济的词学观念,并折衷调和浙西词派的 词学思想,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主张。

论《绝妙好词笺》的典范意义

《绝妙好词笺》是清代第一部完全意义上的词集注本。笺者名义为查为仁、厉鹗,实际是清中期浙西词派的一次集体学术活动。《绝妙好词》与浙西词派渊源甚深,其复出与刊刻,一直由浙西词人主导。《绝妙好词笺》有注本事、注词人、附逸闻、词评、名篇秀句等,独创了一套源于又不同于宋金词集注的注释体例。《绝妙好词笺》认知策略为:征引文献与词人词作所处时代一致,补充资料为主,"以史证词"等,这与清代重考据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

论南宋至清代嘉道时期的浙江词风

浙江词风之发展可谓词史变迁之征候。考察浙江历代词风的演进对于理解晚清浙西词派向常州词派之更嬗有着特别的意义。南宋时浙江词风面貌多端,自元以后,清空醇雅的风格渐成浙江词人的创作主流;明代浙江词风沾染当时恶习,词寖于曲;明末清初则多纤弱委靡,清代朱彝尊以后鼓吹师法姜、张,浙江词人接续了南宋、元代的骚雅传统,此后这种主导风格一直持续到清代中期。至清代中期,浙东词人开始跳出浙西词派的苑囿,展现出不同的风格。至嘉、道年间,浙江词人普遍对浙西词派理论有着明确的反思,风格更为多样。

千年词史话“浙西”

浙西词派形成并兴盛于康熙初期,词风清新醇雅、温润平和、怨而不怒,这种特色又使词回归到了本体上,显示出词体不同于诗、曲的特有美色。其迅速发展繁荣的根本原因是理论主张符合了当时方方面面的需要。随着清王朝的巩固,清初血雨腥风的屠杀和刻骨铭心的家国之恨逐渐淡化,浙西词派早期词人的退出,至康熙后期、雍正、乾隆前期,"浙西词派"更成大势,影响扩至整个江南地区,虽然宗奉浙西词派的人多,地域也更为扩大,但总的说来,它的理论和创作特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就不如前期。浙西词派所倡导的理论特别是为词"尊体"的理论,十分符合词的艺术特色,但是,重视了词的艺术,又易导致词在内容上的薄弱。虽然浙西词人众多,但仍以嘉兴词人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