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王学末流的实学思想论辩

王学分化后,王学末流对阳明之学各取所需,从而出现了种种弊端。王学末流历来被称为“空疏之学”,但细究其实,他们并未完全摒弃阳明学说中的“实学”因素,只是各自的偏重不同罢了,可谓“虚中有实”“务实不虚”。明清间学风转变之际,学者们摒弃王学中虚的因素,吸收利用实学因素,形成了清初实学与王门后学迥然不同的实学面貌。无论是注重实学还是不注重实学的王学末流,其学术思想中皆蕴含着一定的实学因子,这些实学因子被明末清初的学者加以传承、光大,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学术。

王阳明的心学与浙学

王阳明的心学既是浙学的特定形态,又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浙学,是指广义的“浙”地之学,这一意义上的浙学呈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注重理论思考或理论阐发,包含批判的意识,关切现实,具有历史的观念。以上特点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同样得到了体现。王阳明的“意之所在即是物”说和工夫与本体之辩,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独特的理论建构;其良知说、心即理说从一个比较内在的层面为浙学的独立思考、批判意识提供了某种根据;其知行合一、事上磨练等观念,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现实的关切;其“五经皆史”说,内含着深层的历史意识。作为浙学的特定形态,王阳明的心学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浙中王门”,而且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表现为对明清之际的浙学,特别是黄宗羲思想的制约。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层面上,黄宗羲多方面地受到心学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也通过制约黄宗羲的思想而在这一时代的浙学之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印记。

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

明中叶以后,江右王门学者广建书院、频繁地举办讲会活动,不但推动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发展,也使学术思想得到传承,并广泛流传于乡村社会。在学术思想草根化过程中,王门学者又将之与地方宗族紧密结合,在加快了宗族内部整合的同时,也使宗族更主动地承担起乡里的责任,如主持地方公共事务、教化乡里,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甚至为乡村利益而与政府谈判。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邹守益及其家族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为形式,以乡村事务为己任,不仅将学术思想转化为"化乡"理念,付诸于乡村社会实践之中;而且整合并凝聚了王门学者团体,成为重要的地方"清议"力量。

王阳明弟子徐爱“黔中之行”辩正——对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错误观点的追问与考证

在对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研究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王阳明早期著名弟子徐爱曾追随王阳明先生到达过贵州龙场,是故徐爱有一次明确无误的"黔中之行"。依据多种相关证据考察认为,徐爱"黔中之行"的观点是没有史料根据的。通过考证,追寻了产生错误的客观原因在于钱德洪编撰《王阳明年谱》时,将正德四年王阳明与席书在贵阳始论学和正德九年徐爱与黄绾等在南京论学两件事合并在一起,使人们产生了迷惑和误解;而主观方面在于后人读书马虎,不假思索,不加质疑,仅根据钱德洪的编撰就认定徐爱必然有一次"黔中之行"而作了主观臆断。对徐爱"黔中之行"的追问和考证,有助于辨正和澄清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长达四百余年的错误,可以为当前王阳明和阳明后学研究提供有益启示和一定作用。

阳明学研究的政治之维

阳明学研究的政治维度,呈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以王阳明之政治军事事功为中心的政治史考察;二是以阳明学所蕴含的理论品格、精神气质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三是以阳明学之核心概念、命题以及社会教化活动为中心的政治哲学考察。对阳明学上述三种形式的政治维度考察,特别是对阳明学政治哲学思考,可以拓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

论林大钦的文学思想及其成因

林大钦虽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但他的本乎性情、自然流出,反对模仿、因袭等一系列文学思想在当时的文坛是独树一帜的。其思想除了跟自身的生活环境和创作经历有关外,也受王阳明和唐宋派的影响。

徐渭的哲学思想与王学渊源

该文以徐渭的哲学思想为基础，探讨其与王阳明心学的关系，认为王阳明心学是徐渭岩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

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

梁启超在1903年之后从发明新道德转向宣扬王学.此一转变,一方面受日本阳明学与大和魂精神的影响,企图建构新民以追求富强,但另一方面亦有深厚的传统学术之根基.对任公而言,儒家的道德信念,与佛学、墨学、西方科学,以及康德所代表西方伦理哲学的传统,可以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并帮助人们接受进取冒险、权利、自由、自治、进步、合群、尚武等新价值,培育出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国民.这一思路影响到现代新儒家,并开创出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如何接轨的严肃议题.

薛侃:阳明学后期发展的领军人物

薛侃虽非阳明最早入门的岭南弟子,但却是岭南王门的核心人物。王阳明在世时,薛侃已是岭南王门的引路人;阳明去世后,薛侃又成为整个王门的领袖级人物。他先后创建杭州天真精舍和潮州宗山书院,并且编刻了多种阳明著作。他在引领、传承和发展阳明学派这三个关键领域,都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他所创建的杭州天真书院,从明嘉靖九年秋建成到明万历三十七年开始逐渐为官办的虎林书院所取代,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以天真书院为传播基地,阳明学逐渐在浙西北、苏南、皖南等地掀起了新浪,而这一切都与薛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学左派对袁宏道散文创作的影响

明代中后叶 ,王学左派异教言论勃兴 ,掀起怀疑与否定的浪潮 ,间接或直接对袁宏道的散文理论主张、创作实践、审美认识产生深刻的影响 ,为其带来新的扩展和变化的同时 ,也带来不利的负面因素。

明代潮州儒学概说

明代是潮州儒学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潮州交替兴落。本文重点分析潮州学人上承朱子之学，又受陈白沙学的沾溉，最后接受阳明学说，形成潮州三门学派的过程。对薛侃、林大钦、唐伯元诸人学说，予以扼要介绍。指出明代潮州儒学注重学术实用性，内容上以《礼》学为核心，有明显伦理学倾向的特点。

黔中王门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探析——以《四书近语》为中心的研究

孙应鳌是王阳明第二代弟子,系黔中王门集大成者,一生著述颇丰,多达二十余种。《四书近语》是孙应鳌关于"四书学"和心学理论的代表作,在阳明后学中建立起颇具特色的"仁本"心学思想体系,包括"仁本论""求仁论""工夫论"。通过对《四书近语》一书的研究,具体探析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在阳明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朱熹人欲思想在日本近世的误读——以古学派对“无欲说”的批判为线索

在朱熹思想中“欲”和“人欲”是不同的范畴,其讲“灭人欲”“去人欲”并非要人“灭欲”“无欲”,而是主张克制不合于理的过分欲望。虽然朱熹人欲说在中国后世也招致了误解,但日本近世对朱熹人欲说的漏读与误读却呈现体系化的特征。这一现象酝酿于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所谓朱子学的“忠实介绍者”当中,至古学派兴起后,其内部各家儒者开始对宋儒人欲说进行猛烈抨击,然而观点不尽相同:山鹿素行区别了周敦颐和朱熹无欲说的差异,贬周而褒朱;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认为“主静”不合于“天地生物之心”,指出无欲是无意义的修养工夫;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则考究“人欲”在《礼记·乐记》中的内涵,批判宋儒人欲说是对古典真意的背离。朱熹人欲说被古学派如此误读,与近世早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欲望的严格主义演绎有关,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的人欲说中并未传递出朱熹对“欲”“人欲”的区分,而阳明学者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极力表现着儒家无欲境界的奇妙。这些诠释传统共同构成了古学派理解朱熹人欲说的历史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