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特殊教育学校职业课程实施困境与纾解之道——基于陶行知特殊教育理论视角

当前我国特殊教育学校职业课程的实施困境主要表征为:特殊教育学校职业课程体系建设不足;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教育基础较为薄弱;特殊教育学校职业课程实施相对乏力等。基于陶行知特殊教育理论视角,各特殊教育学校应做到:构建专业化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夯实课程实施基础;改善职业课程实施内部条件,完善课程实施机制;以人为本,促进特殊教育职业课程体系建设;课程实施面向市场与就业,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等。

生活教育理论对高职思政课生活化教学困境的多维纾解

思想政治理论课生活化教学是提升思政课“三性一力”的重要途径。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视域下审视思政课生活化教学的思想意涵,以生活教育“三大原理”解析当前高职院校思政课在教学语言、教学场域、考核评价方面的“缺网络”“缺自然”“缺生命”的教学病理,探寻明眸、立魂、转语、拓场、延时等五个维度的实践路径。挖掘真善美的教学资源,确立重精神的教学目标、转换网络化的教学语言、拓展生活化的教学场域、实施体现生命历程的考核评价等方法是纾解思政课生活化教学困境的实践选择。

主体与精神之外:孟子论心的三重层次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本土的部分学者受到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道德形上学影响,倾向将《孟子》文本中的“心”解读为能动的思维主体或自律自为的道德精神。这些解读在捕捉《孟子》文本中“心”的表面特征并试图将之概念化时,却忽略了孟子对思想形式化倾向的警惕与拒斥。换言之,孟子并非不知思想通过自我隔离而抽象为“精神”的可能性,然而他却自觉回避了这条认识之路,而诉诸对人生而有之的内在本性具体而普遍的“揭示”。通过这一揭示,孟子引导人走出对思想形式的固执,在“行”的层面将代表不言自明的本性的“心”加以发明、扩充。最终,对心的践行扩充所带来的并非是超越现实经验的“世界精神”,而是在抹除限制性的“自我”之后对天地万有的周全、贯通。

郭店儒家竹书文献问题新论--以《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为中心

郭店简《语丛》前三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儒学文献,其他儒家竹书也很可能写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大体上说来,郭店儒家竹书可以看作孔子和子思子的著作集。《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四篇无论是在文本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高度相关。前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后一篇的作者或者是孔子本人,或者是其弟子。即使《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的著作,从思想来源看,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孔子思想。此前,学界或将郭店儒家竹书判定为“孔孟之间”的著作,或将其都推测为《子思子》的一部分,这两种流行意见都在较大程度上低估了郭店简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依此,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哲学应当据郭店简等资料得到重新解释和构造。

殷纣“炮烙之刑”释疑

殷商“炮烙之刑”重点在“炮”,原意为烧杀,它与辽的“炮烙之刑”重点在“烙”,即灼伤,是不同的。殷纣的“炮格之法”是殷商“炮烙之刑”的一种具体执行办法,即在用薪或焦炭烧死人前,加入了罪犯在圜木(而非铜格、铜柱)上行走的娱乐成分。殷纣的“炮格之法”,惩罚的并不是自由民,它对外惩罚诸侯反叛者,对内惩罚有怨望的百姓。

陶行知教育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陶行知作为我国著名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实践家,极大地推动了传统教育的革新。他的教育伦理思想着重凸显求真、求善、向上、公平,并以此作为价值原则。在教学实践方面,陶行知先生强调,要尊重学生并做到因材施教,同时还需德智并举及知行合一。这些教育内容相互之间联系紧密,共同折射出陶行知教育伦理思想特有的魅力,能为当前构建教育伦理体系提供理论指导。

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思想的主要内涵与价值意义

源于“太虚之气”的“天地之性”是先天的纯善,是人的本性所在;而同样源于“太虚之气”的“气质之性”则昏明晦暗,含有恶的成分,会蒙蔽先天的善。纯善的“天地之性”在人类社会中具有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指向,人们通过“善反”使“气质之性”归于“天地之性”,并不断追求最高的人生修养境界,使道德境界不断提升。

新时代教育家型教师成长的内涵与成长路向

教育家型教师是指具备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杰出性和影响力的教师。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家观强调“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新时代要求教师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同时具备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能够引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培养教育家型教师需要注重教师的“心智”模式完善、本土实践和理论创新,同时需要建立完善的教师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

存思与超越:曹植《苦思行》诠解

曹植游仙诗与道教存在紧密联系,《苦思行》一首便为其中代表。诗中营造的“西岳”“石室”等特殊场景符合道教的修行需要;所叙述的“仙人授道”情节具有传统道教故事的类型特点;综合看来,全诗的结撰逻辑更与道教“存思术”存在鲜明的同一性。从道教视角重审《苦思行》,发现该诗并非“退而守默”之作,而是曹植宗教实践经验的诗化生成,反映了其艺术与宗教的双重超越。

中晚明心学的“生之谓性”诠释——兼论阳明心学的人性论特质及其嬗变

阳明继承了明道性气、形上形下一体浑融的思维方式,对“生之谓性”进行了价值重估。一方面以“气”释“生”,将“气”直接置入心性论领域之中加以定位,在肯定本源善性“气上始见”的基础上,对“生”的问题作出了正面积极的肯定。另一方面,重视“性之生理”,认为人的现实生存活动造就人的规定性,强调良知具有动态生成性内涵而非一悬置的抽象、静态本体。如此一来,阳明很好地解决了生命实存与道德超越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建立起了主客一贯、一体浑融的心性之学。然而阳明后学却误解了“生之谓性”作为诠释“性”的原则的真实意蕴,落实到人性具体内容的理解上割裂了性与气在生成现实人性上的内在统一性,执着于良知性体静态的先验永恒性,而忽略了良知的动态生成性内涵,以至于玄想、孤立良知心体,最终导致道德理性与行动践履的割裂,产生了“以生言性”“以自然为宗”的流弊。这不仅仅是“人病”,更是基于哲学形上思路的阳明后学之“法病”。

《诗经·郑风·扬之水》诗旨考辨

《诗经·郑风·扬之水》的诗旨众说纷纭,主要可归为四说。“闵忽无臣”之说出现最早,拥趸最多,但于史无据,仅是汉儒的附会之言。“淫者相谓”之说反驳《诗序》,提出以男女之情阐释该诗的创见,但却拘泥于“郑诗淫”的成见,与文本实际相脱离。“夫妻间语”之说修正前人观点的偏狭之处,以兴词的婚恋意味解诗,但却以偏概全,未能考虑到兴词的多义性与诗文表意的完整性。辨析诸家异说,唯“兄弟相规”之说既能契合诗文,又可兼顾完整的兴词内涵,是诸说中最可信者。

陶行知"健康第一"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是我国现代教育建设和改革的先行者和典范,其教育 理论博大精深,其办学实践充实、丰富,充分体现了革命性、实用性和科学预见性;他倡扬健身是 为了造就身心健全的人,康健民族,以利社会;他的"健康第一"思想,对于教育和体育改革具有 重要的指导价值。

高效液相法测定银杏叶制剂中黄酮甙含量

采用ＨＰＬＣ法测定了银杏叶浸膏及片剂中黄酮甙含量。以Ｃ１８柱，甲醇－０．５％磷酸水溶液（４８：５２ｖ／ｖ）为流动相，检测波长３６８ｎｍ，以槲皮素、山奈素。

陶行知体育思想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对陶行知的体育思想进行研究。结论:陶行知体育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和前瞻性,注重学生"体、劳、育、美、德"五育共举的全面发展;提倡"人生第一是康健";主张"生活体育";主张体育与民众军事训练普及相结合;重视学校体育发展;强调体育教学的"教学做合一"。陶行知体育思想强调身心的和谐发展,回归体育本质追求,提升国民体质健康,发展生活体育,对当代体育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陶行知求真务实的治学理念探析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了实现“学为真人”、“为民造福”的夙愿,终生热爱学习,崇尚真理,漂洋过海求学问,东奔西走探真知。在自己广泛涉猎知识、求取学问的同时,善于总结与思考学习的理论与方法,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高度,围绕学习目的、学习主体、学习条件、学习方法和学习精神等问题,全方位多角度对学习的相关理论作了详实的论述。这些论述字里行间渗透着以民为本、注重实践的主题,充分展示了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博大胸襟和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爱国情怀,同时也体现了作为教育活动家的实践精神和作为学贯中西学问家的宽阔视野。

论陶行知对杜威生活教育思想之超越——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理性反思

陶行知和杜威基于不同的哲学根基和社会环境,二者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阐释的角度上表现出同中有异。陶行知不是简单地对杜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是结合国情深入实践并且不断地修正和超越,探索出适合我国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生活教育理论路径和体系。当前理论界跟随胡塞尔等现象学家的理论提出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这一热门话题需要冷静思考,要像陶行知一样不轻易对西方理论照抄照搬,而应该结合国情深入研究,不仅要有理论上的应答,更要有实践上的探索。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管理学——从陶行知的教育管理思想与实践说开去

"文革"后的中国教育管理学虽然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未改变理论研究薄弱的状况,尤其忽视对"构建什么样的教育管理学"这一基本问题进行追问。为了回应和解决新时期涌现出的更为多样复杂的实践问题,我们需要丰富和提升教育管理学的研究,需要明确构建什么样的教育管理学。对此,采用"往回看"的视角,陶行知的教育管理思想与实践启发我们,要在西方的与本土的教育管理学、宣称的与行动的教育管理学、管理学的与教育学的教育管理学以及管理者的与被管理者的教育管理学之间进行精当的辨识与合理的选择。

试论正史《五行志》的演变——以“序”为中心的考察

《五行志》是中国古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五行志》的“序”概括了史家修撰的旨趣和意图,是我们认识《五行志》演变脉络的一条很好的途径。从班固开创《五行志》到宋初,历代《五行志》都记载了大量灾异和事应,并作出解释,以此劝诫帝王。宋以后的《五行志》成为灾害物异的汇编,不再记录事应,对灾异的感应要靠帝王自己去领悟了。

论陶行知的实践教育思想

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 ,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实践内涵。文章着重从其教育实践、教学方法、教育观念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