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与精神之外:孟子论心的三重层次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本土的部分学者受到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道德形上学影响,倾向将《孟子》文本中的“心”解读为能动的思维主体或自律自为的道德精神。这些解读在捕捉《孟子》文本中“心”的表面特征并试图将之概念化时,却忽略了孟子对思想形式化倾向的警惕与拒斥。换言之,孟子并非不知思想通过自我隔离而抽象为“精神”的可能性,然而他却自觉回避了这条认识之路,而诉诸对人生而有之的内在本性具体而普遍的“揭示”。通过这一揭示,孟子引导人走出对思想形式的固执,在“行”的层面将代表不言自明的本性的“心”加以发明、扩充。最终,对心的践行扩充所带来的并非是超越现实经验的“世界精神”,而是在抹除限制性的“自我”之后对天地万有的周全、贯通。

《诗经·郑风·扬之水》诗旨考辨

《诗经·郑风·扬之水》的诗旨众说纷纭,主要可归为四说。“闵忽无臣”之说出现最早,拥趸最多,但于史无据,仅是汉儒的附会之言。“淫者相谓”之说反驳《诗序》,提出以男女之情阐释该诗的创见,但却拘泥于“郑诗淫”的成见,与文本实际相脱离。“夫妻间语”之说修正前人观点的偏狭之处,以兴词的婚恋意味解诗,但却以偏概全,未能考虑到兴词的多义性与诗文表意的完整性。辨析诸家异说,唯“兄弟相规”之说既能契合诗文,又可兼顾完整的兴词内涵,是诸说中最可信者。

“无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兼论中国哲学的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

中华传统文化重"明心性"的价值取向和主"一天人"的思维方式皆是以"无神"为其本质特征的。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佛,尤其是儒道两家对"上帝"与"鬼神"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儒家的"人事为本"与道家的"自然为本"的思想,其实质亦皆是取向"无神"的。中国无神论所昭示的"人文""有为""创造""自由"诸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并最终成中华民族千古以来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无神的人文精神终将能够成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再造的基础。

荀子与知性之路

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 制天命而用”的思想和“虚一而静”的认识方法为中国古代哲学开出了知性之路，在荀子那 里，天是客观的自然界，是可以认识的。然而由于荀子哲学的主旨不在于对自然界的认识， 而在于儒家的圣王之道，主张“学有所止”，将“知性”划定在“道”的藩篱之中，因此由 他开启的认知心在萌芽阶段便夭折于儒家的政治人伦中。

李材的“知止”思想及其定位

面对阳明后学所造成的"玄虚""情识"之弊,心性问题成为晚明儒者的核心关切。李材立足于《大学》的"知止"观念,将阳明学内向体证的工夫直接贯彻到"性体"这一向内追究的逻辑终点,同时尝试从人伦日用中识认性体,反对将知止工夫局限于单纯自我意识的领域,以便与佛老的心性工夫划清界限。李材对心性之间内在张力的自觉,体现了他对朱子、阳明两种理论分殊和弊端的反思,最终指向对于儒家心性和秩序关系的思考。

荀子人性论新解

关于荀子人性论的定位,传统的"性恶论"并不准确,而应代之以"性危心知论"。分析《荀子》一书的文本不难发现,他所谓"性"是强调有导致恶的倾向,但本身并不先在是恶。荀子用"性恶"之名规定"性危"之实,是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出于方便理解和操作的考虑,但这种说法包含着许多理论漏洞。"心知说"与"性危论"相互补充,共同构成荀子人性论的完整义涵。"知"作为"心"所具有的功能,在遏制"性"由"危"沦为"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解蔽"和"学礼",可以保证"心知"功能的正确发挥,从而知道、达道,归于善。"性危心知论"将人性论与认识论相结合,体现出荀子思想内在严整一贯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