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虞的文学成就和学术贡献

挚虞是西晋重要文学家,一生著述宏富,惜其书宋后悉皆不传。从辑存的佚文看,在文学成就方面,他于各体文学创作均有一定成就和建树,尤以议礼议政之文最称宏辩,又最切实用,成就最为突出。在文学之学术贡献方面,他编纂了我国首部诗文总集《文章流别集》,撰写了我国首部文体研究专著《文章流别志论》,编撰了我国首部文学家传略集《文章志》,此三者均有首创之功,尤以《志论》对古代文体论及文体学贡献卓著,最受重视,影响深巨。因此,他自应在我国文学史特别是文体理论与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清刘文淇、刘毓崧地理方志校勘述评——以《宋元镇江志校勘记》《舆地纪胜校勘记》为例

清人刘文淇、刘毓崧父子共同完成了4卷《宋元镇江志校勘记》和52卷《舆地纪胜校勘记》。针对未经编次的辑本宋、元《镇江志》,刘氏校正了文字段落、类目篇章、行款格式等,厘清了混杂的诸志并各复其貌。还利用新发现的影宋抄本《舆地纪胜》,爬梳群籍、着力他校,通过地志体例特征,以理校的方式,配以精深的小学功底,最大程度存真复原。在整个校勘过程中,刘氏态度通达、实事求是,还归纳总结了校勘理论,虽偶有失误,但瑕不掩瑜。

挚虞与西晋文学复古风尚

西晋经学复兴,文学的发展秉承儒家文艺思想,文学复古风气浓烈。挚虞是西晋复古文风的代表人物,他入洛后与西晋复古文风派的文士交往密切,在创作中有宗经为文的倾向,推崇“雅音之韵,四言为正”。挚虞在西晋洛阳的文学活动,以及在文学理论上对诗赋政教功用的探讨,推动了西晋复古文风的发展。

论《伤寒论》“主之”“与”“宜”“属”“以”区别

《伤寒论》方剂条后“主之”“与”“宜”“以”等字词,在表达方剂使用方法及药物配伍关系上存在不同含义。“属”为后人批注,不纳入讨论;“主之”对应主证主方,主方能应对主证中所有症状,临床加减化裁不在主证主方讨论范围内;“与”则提示医家注意疾病变化,示意在复杂条件下商榷使用方剂;“宜”乃“适宜”“合适”之意,所对应条文与治疗法则有关,提示相同治法下的加减用药;“以”提示病情复杂,可用试探法进一步观察病情,从而确定病性、病位或病理,试探之方宜小而精,不可误用猛法伤及人体正气。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的高峰品相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是指这类舞剧叙事的语言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包括民族舞蹈语言的古典风格、族群风格和地域风格。讨论这类舞剧的高峰品相,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面对那些经过人民认可、历史选择并体现国家意志的“经典性”作品。本文分析的“经典性”作品大约分布在四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评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并实施的每年一届的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评选;三是21世纪头十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选拔及逐步与“中国艺术节”同步的“文化大奖”的评选;四是近十年(2013—2022)来四届(第十届至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对“文华大奖”作品的确认。

论俞樾《庄子平议》中“理训”的生成——以俞樾《庄子平议》对二王《庄子杂志》的继承为中心

俞樾《庄子平议》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庄子杂志》的考据形式与考据结论均有吸收。俞樾《庄子平议》的一大特色,是在对二王《庄子杂志》继承的基础上,一方面发展了二王“相对为文”的考据形式,使“相对为文”成为可以不依赖任何考据质料的考据形式;一方面提高了以庄解庄考据质料的地位,使《庄子》文句的结构和语义成为可以支撑结论的唯一考据质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共同作用造成了“理训”的必然生成。“理训”既是文献考据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文献考据学的基本精神有所偏离。

李纲与姚平仲劫寨之战关系新论——《玉照新志》所载“露布”考辨

北宋末年金军第一次围攻开封时的姚平仲劫寨之战影响重大,关于李纲在此战中的责任,史书记载不尽相同。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中收录一则“露布”,认为系姚平仲劫寨战前李纲命属官所作。有人依据该“露布”,认为李纲是姚平仲劫寨的主持者。但该“露布”乃疑点众多的“历史档案”,将姚平仲劫寨失败的责任推给李纲,是宋钦宗推卸责任的需要与主和派陷害李纲一拍即合的政治操作。

董仲舒的“不遇之遇”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董仲舒的“不遇之遇”包含三层涵义:其一,“不遇”,主要指生不逢时,不能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其二,“遇”,指面临和把握历史机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愿望;其三,“不遇”之“遇”,表示“不遇”之中也存在“遇”,同时兼指“不期而遇”。这三层涵义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蕴含。正是由于“不遇”,促使董仲舒在教育方面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学术上留下了不朽著作。他的“大一统”论对中国古代政治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可见,董仲舒之“不遇”,反而促成一种更大的“遇”,由“不遇”而成就了“不朽”。新时代的董学研究,应当传承董仲舒的治学精神,让董学思想精神融入时代精华之中,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思想的主要内涵与价值意义

源于“太虚之气”的“天地之性”是先天的纯善,是人的本性所在;而同样源于“太虚之气”的“气质之性”则昏明晦暗,含有恶的成分,会蒙蔽先天的善。纯善的“天地之性”在人类社会中具有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指向,人们通过“善反”使“气质之性”归于“天地之性”,并不断追求最高的人生修养境界,使道德境界不断提升。

消瘀健脾止鼾方对间歇性缺氧小鼠鼻黏膜组织NF-κB表达的影响

目的 探讨消瘀健脾止鼾方对间歇性缺氧小鼠鼻黏膜组织NF-κB表达的影响。方法 36只小鼠随机分为三组,每组12只,采用低氧氧仓建立间歇性缺氧小鼠模型,造模成功后给药组给予消瘀健脾止鼾方治疗,干预2周后取材。采用HE染色检测鼻黏膜病理形态,免疫组化检测鼻黏膜NF-κB蛋白表达,PCR检测鼻黏膜NF-κB的mRNA表达。结果 给药组鼻黏膜状态较模型组无明显改变。模型组NF-κB蛋白表达量及mRNA表达量较空白组升高(P<0.05),给药组NF-κB的mRNA表达量较模型组降低(P<0.05)。结论 消瘀健脾止鼾方不能有效改善间歇性缺氧小鼠鼻黏膜病理形态,但可以抑制NF-κB的表达起到抗炎作用。

阴翊王度:“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传说新考

明初皇室的“异人”慕求对“张三丰”神仙信仰的成立与传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洪武后期“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一事最为重要,但学界对其内涵意义并没有认识清楚。新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蜀献王朱椿《献园睿制集》所收《与全弌老仙书》五篇、《张丰仙像赞》、《怀仙赋》,可以清楚地证明“张三丰入蜀见蜀王”实属朱椿的建构。朱椿此举是以太祖与周颠仙故事为样板,利用道教异人张三丰塑造自身贤王形象,化解岳父蓝玉谋反引发的政治危机,避免重蹈兄长潭王朱梓身死国除之覆辙。朱椿借此不仅保全了自身,而且成就了“宗室最贤”之名,“后入蜀,见蜀王”情节亦得以成功跻身张三丰传说系统,成为“三丰复生”神话的官方证明。

《大明一统志·西蕃》考论——兼谈西藏地方志在明代的发展

《大明一统志》是由明英宗朱祁镇令李贤等人主持编修一部一统志,其第89卷中的《西蕃》为记今西藏地区的专篇。该篇虽篇幅不大,内容较简,体例不全,但却具备了我国传统地方志的基本特征,可谓寄存于《大明一统志》中的一部西藏简志。更早成书的《寰宇通志》是《大明一统志》编修的主要参考,两书中的《吐蕃》专篇的体例、内容、篇幅基本一致,是明代西藏方志的姊妹篇。继唐代的《吐蕃图经》、宋初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吐蕃》之后,明代编修的《寰宇通志·西蕃》和《大明一统志·西蕃》被确认为西藏方志,填补了元明时期西藏地方志的空白,为西藏地方志自唐代以来一直延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因而在西藏地方志源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曹沫之阵》与传世军事文献合证两则

《曹沫之阵》中的两处字词释读,经合勘两种出土文献传本,与传世军事文献合证,得以解决。一是上博简本“■”是“■”的讹形。安大简本作“■”。所在简文可与《司马法·定爵》相关文句合证。旧读“敦”虽然合理,但要理解为“信”。二是上博简本“■”是一种带有“人”形饰笔的“鱼”字讹形,与“备”形近。安大简本作“■”。所在简文可与《左传》成公十六年相关文句合证。当读为“虏”。又据“鱼”“备”形体易混,可揭《玺汇》2562号印文当为“鱼(䰻/渔)玺”。

消瘀健脾止鼾方对间歇性缺氧小鼠血清HIF-1α、IFN-γ及IL-4水平的影响

目的:消瘀健脾止鼾方是四川省名中医蒋路云主任医师多年临床经验方,在治疗痰瘀互结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具有明显的临床疗效,通过对间歇性缺氧小鼠模型血清中HIF-1α、IFN-γ及IL-4的含量变化评价消瘀健脾止鼾方的药效。方法:采用低氧氧仓建立间歇性缺氧小鼠模型,将小鼠分为正常组、模型组、给药组治疗2周,对比观察分析三组在治疗前后的一般行为学表现以及血清HIF-1α、IFN-γ、IL-4含量变化。结果:消瘀健脾止鼾方可有效降低血清HIF-1α、IFN-γ及IL-4的表达。结论:消瘀健脾止鼾方能降低HIF-1α、IFN-γ、IL-4为代表的炎症因子水平,对机体间歇性缺氧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针灸对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血清5-HT、NE和BDNF水平的影响

目的探讨"通督治郁"针灸疗法对脑卒中后抑郁症(PSD)患者临床疗效及对血清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的影响。方法通过对本院2014年5月~2016年4月住院部和门诊治疗的120例PSD患者临床资料做回顾性分析,并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A组、B组、C组3组,(采用"通督治郁"针灸疗法治疗为A组、采取常规针刺治疗为B组、采取西药治疗为C组)各40例。比较并分析3组患者血清5-HT、NE和BDNF表达水平及治疗前后的治疗疗效。结果 3组患者经各自方案治疗后,HAMD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后A组HAMD评分明显低于B组和C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后B组和C组HAMD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者治疗前NE、5-HT、BDNF水平含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治疗后三组患者NE、5-HT、BDNF水平含量均较治疗前上升(P<0.05),且治疗后A组NE、5-HT、BDNF水平含量均明显高于B组、C组(P<0.05),但B组和C组NE、5-HT、BDNF水平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者经各自方案治疗后A组抑郁症状改善总有效率(90.00%)明显高于B组(65.00%)、C组(60.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B组和C组总有效率比较(65.00%/60.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督治郁"针灸疗法在可显效地改善PSD患者抑郁症状,且可明显地提高PSD患者血清中的NE、5-HT、BDNF的表达水平。

副粘病毒F1蛋白胞外非保守区对其特异性膜融合的影响

为了解融合蛋白F1分子的胞外非保守区在融合蛋白(F)与血凝素-神经氨酸酶(HN)的特异性膜融合中的作用,采用基因定点突变方法,在新城疫病毒(NDV)F1与人副流感病毒(hPIV)F1基因的胞外非保守区进行定点突变,创造酶切位点,得到分别含3个相同酶切位点的突变株NDV-M和hPIV-M。经检测,突变体的细胞融合功能与野毒株相同。然后用3个限制性内切酶分别从NDV-M与hPIV-M中切出两个片段NDVF-1、F-2及hPIVF-1、F-2。NDV-M和hPIV-M相互交换对应的F-1片段后进行基因重组,得到2个嵌合体(Chimera),即NDV-C1和hPIV-C1;同样方法交换F-2片段后又得到2个嵌合体NDV-C2和hPIV-C2。将各种嵌合体DNA与同源及异源HN基因共转染BHK21细胞后,在真核细胞中表达。Giemsa染色和指示基因法检测细胞融合功能,荧光强度分析(FACS)检测F蛋白的表达效率。结果表明,突变体NDV-M和hPIV-M的细胞融合功能与野毒株相同,可用于构建嵌合体。NDV-C1和NDV-C2分别与NDVHN共表达后,融合功能达到野毒株的76.34%和96.2%,与hPIVHN共表达后均无细胞融合发生;hPIV-C1和hPIV-C2分别与hPIVHN共表达后,融合功能达到野毒株的65.82%和93.78%,与NDVHN共表达后无细胞融合发生。FACS分析表明,突变体及所有嵌合体蛋白F的表达效率与野毒株相比均没有明显变化。实验结果说明在F1蛋白的胞外非保守区中,NDVF-1和hPIVF-1这两个片段对于NDV和hPIV的特异性膜融合具有重要作用;而NDVF-2和hPIVF-2这两个片段对于NDV和hPIV的膜融合来讲,则特异性较低。

莪术消癥丸治疗气滞血瘀型子宫内膜异位症临床疗效分析

目的:探讨莪术消癥丸治疗气滞血瘀型子宫内膜异位症(EMT)的临床疗效。方法:将98例气滞血瘀型EMT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49例)和对照组(49例),治疗组给予莪术消癥丸口服,对照组给予丹莪妇康煎膏口服。2组药物均以15d为1个疗程,连续服用3个疗程。根据中医证候量化评分表分别对患者治疗前、后进行量化评分,比较观察莪术消癥丸和丹莪妇康煎膏对气滞血瘀型EMT的治疗效果。结果:2组患者治疗后中医症候及痛经程度均有明显缓解,痊愈率、显效率及有效率无显著性差异。结论:莪术消癥丸能有效治疗气滞血瘀型EMT,其临床疗效不亚于丹莪妇康煎膏。

于志强教授“疏木调冲”法治疗乳癖经验

于志强教授,从事中医临床、科研工作四十余载,勤于临床,学验俱丰。于教授认为乳癖的发生多由冲任失调、肝木不疏引发,治疗当以"疏木调冲"为要务。并自拟"疏木调冲汤"配合针灸治疗乳癖,取得良好效果。

《三辅决录》考论与佚文拾遗

赵岐《三辅决录》是中国最早的杂传作品,是书主要收录从汉光武帝以来至赵岐之前已卒之人物,凡三辅地区人物,不分贤愚,一并录之。同时还收录三辅地区的名物。晋挚虞为之作注,有对地名的解释,更多的是对人物事迹的补充。其后正文、注文并行,古籍中引用往往混淆。是书亡于宋元之际,陶宗仪《说郛》有辑,清辑佚者有王绍兰、姚东升、茆泮林、黄奭、张澍五家,以张澍辑本最流行,然其中亦有未辑、妄辑、误辑、正注文不分等诸多问题。

从“阿云之狱”看宋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检视“阿云之狱”所引发的关于宋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比较古今刑法中的自首和坦白制度以及相关规定。旨在把握自首制度的历史渊源和传承脉络,以期当今的刑法制度臻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