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唐戴至德夫妇墓发掘简报

2019年7月至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常宁新区郭杜街道任家寨村南发掘古墓葬2座,其中编号为M1的墓葬为长斜坡墓道五天井土圹砖室墓,出土器物50件(组),其中有墓志2合,确定墓主为唐代宰相戴至德和夫人博陵崔氏合葬墓。

唐戴至德夫妇墓壁画研究

唐戴至德夫妇墓所出土壁画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仿木作平闇式天花,内填石榴样宝相花,其风格与同时期高品级墓葬和莫高窟顶藻井壁画相似,或与当时崇佛有关;第二类列戟图,列戟数量多于其品级所享,可能与特赐等原因有关;第三类仪卫图,仪卫人数超越规制,其原因可能与列戟图相同,亦或是高宗时期仪卫人数多于《开元礼》之规定。

《骑着一匹》与东北方言记音词

《骑着一匹》作为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是研究明清时期汉语口语的重要语料。文章讨论了三例《骑着一匹》中的东北方言记音词。其中,“治得”当是“济得”的音变,“见光”是“沾光”的音变,“记声儿”是“吱声儿”的音变,它们反映了东北方言翘舌音通常读作不翘舌音的语言实际状况。

语气副词“只得”的来源与演变

语气副词“只得”原是一个动词短语,首见于六朝时期,两宋时期开始词汇化进程,经过句法环境的改变,长期处于状语位置的“只得”具备演变成副词的形式基础。经由明清时期的高频使用,语气副词的性质鲜明突显出来,不仅附有[+将就性]的语义特征,还发展出突出焦点、缓和语气、衔接转折等多种语用功能。在“只得”的词汇化过程中,“得”的语素义残留、韵律原则与双音化、认知机制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内务府盐商透视——以长芦盐商王惠民家族为例

王惠民家族是康熙至乾隆年间的长芦盐商,因出身于内务府,在引地的获得、盐务的经营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引地、引额数量在长芦盐商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但由于需要应付繁多的支出,正常经营的利润并不能满足其对暴利的期待。由此,他们通过私卖余盐、一银两抵等舞弊行为获取额外收入,这些行为被发现后又不得不承受巨额的罚银,遂因此而衰落以至于被参革。王惠民家族的盛衰过程,显示出内务府盐商与官方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利用的关系。

农民画家刘志德访谈录

户县农民画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成为了美术界的"样板画",曾经名噪一时,蜚声国内外。户县农民画家刘志德先生②是户县农民画最重要的代表画家之一。笔者通过走访刘志德先生,试图去钩沉这段渐渐远去的历史。掸去时间的微尘,让我们重新去追忆那段激情的岁月。

李之鼎与辑刊宋集考论

李之鼎集著书、藏书、刊书于一身;所辑刊的《宜秋馆汇刻宋人集》四编筹划细致长远,操作有条不紊,时间相逾十余载,总数达六十来种,对保存宋集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虽略有不足之处,但在版本选择、文字校勘、资料辑佚和目次编排上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冲虚至德真经四解》的文献价值及其释音

金高守元《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录存了晋张湛、唐卢重玄、宋徽宗、范致虚四家《列子》注文。由于产生时间早,有着可靠的文本真实性,可资文献辑佚、版本校勘、古籍整理等工作。此书中的释音材料显示,它反映的是早期的某种方音。

志承往圣,以开来学——论来知德的治学思想

明代学者来知德以"愿学孔子"为人生信条,认为"圣人可学,公卿难到",批判科举制度下学者重名利的现象,而自己始终乐道甘贫,重视将圣人之道付诸于实践。来氏认为读书当有所思,提出"识痛痒"的见解,强调个人体悟,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来知德的治学思想体现了他在读书学习过程中的人格践行。

卢纶诗中的至德、鄱阳和池州

卢纶几首诗的题注有"至德",这一直被人认作年号;由此引起对卢纶生年及诗意的误解。本文提出至德不是年号而是地名;它与池州乃至鄱阳(饶州)都有关系。文章结合这些地名的考证讨论了卢纶的生平,并对其作品作出了更准确的解释。

来知德万州诗文初论

明代理学家、易学家来知德客居万县(今万州)求溪山中,潜心钻研《易经》,在撰写《周易集注》之余,还创作了大量诗文。来氏万州诗文卓犖瑰奇,风格独异,表现了以山川风物为精神象征的求溪情结;标举以破进、退、富、贵、生、死、贫、贱"八关"为目标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张扬"与上帝同寿""与李白同祀"的"狂者"人格文魄;独创虚拟世界中的传奇故事和寓言体,表达其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文学与美学追求,显现其高视阔步、睥睨古今的文化品味和傲岸性格。

论来知德易学的哲学思想

晚明易学家来知德继承并发展了汉宋易学,阐扬了以象解易的原则与方法,形成"舍象不可以言易"的易学说。本文从研究来氏易学思想特色入手,分别从"象"、"错"、"综"、"变爻"及"中爻"等五个方面来阐明其易象学思想,并阐述来氏象数与义理之间关系的观点,从而揭示来氏易学的哲学思想,并说明其易学的价值。

“非遗”保护背景下泰伯庙会文化发展初探

无锡梅里泰伯庙会具有悠久的历史,2014年年底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成功。泰伯庙会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风采的至德文化内涵,通过对无锡泰伯庙会的文化特点进行归纳,并结合传统庙会文化在现代开发保护下的问题,提出"非遗"保护背景下对传统庙会文化进行保护的建议。

文化转向视角下的翻译策略研究——以王尔德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两中译本为例

翻译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使之从语言层面扩展至文化层面,同时也使翻译策略的选择变得更为复杂。从文化转向的视角分析余光中与钱之德在翻译王尔德名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时的策略选择可知,余译以剧本的舞台表演性为目的,采取了归化策略,将异国文化融入目的语文化中;钱译不以表演性为目的,采取了异化策略,保留了异域文化特色。译者应在不违背翻译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采用异化策略,以促进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交流。

手稿信札类特藏建设的价值与意义探究--以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夏智定先生旧藏手稿信札特藏”为例

近年来,随着高校图书馆馆藏趋于标准化与相似化,个性化的特色馆藏建设受到了更高的重视。浙江大学图书馆于2019年12月购入了一批来自香港作家、大公报高级编辑夏智定先生的藏品。藏品主要是当代作家、诗人的手稿与往来信札。数量为300件左右,共计588张。文章从该批特藏的学术价值与整理计划着手,探讨手稿信札类特藏对高校图书馆在特藏建设、学术研究支持及图书馆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意义。

析“只好”与“只得”

从语法意义和显性标记两方面分析"只得"和"只好",旨在解释二者的互换条件和区分二者。在选项合意性方面,"只好"的合意性源于选项的数量;"只得"的合意性则源于视点的变换。在情感凸显性方面,"只好"的情感量高,"只得"的情感量低。叙述客观性方面,"只好"无此用法,"只得"能满足客观语境的需要。显性标记使用频率差建立了二者的标记系统,并帮助区分二者的各项语法意义差异功能,分有心理委屈类,行为反常类。

论禹之鼎为王士禛绘制多幅肖像的原因

清康熙年间,画家禹之鼎为诗坛祭酒王士禛绘制肖像达12幅之多,创作时间延续27年,这在画家的艺术生涯中仅此一例。作者通过对这些图像的梳理,并结合文献、文物,揭示出禹氏为王士禛绘制大量肖像的原因,其一是王氏好尚"写真",并以肖像作为揄扬盛名的手段;其二是禹氏画艺超群,得到诸多文人的首肯。

禹之鼎《王翚骑牛南还图》考略

世传清初著名画家王翚的肖像不止一幅,但真正能够反映其形神的作品,是与他相识多年、以肖像画称著的禹之鼎所绘《骑牛南还图》。本文通过叙述王翚请禹之鼎创作《骑牛南还图》与遍邀名流、友朋题诗的情况,阐释了像主和创作者各自的企望,同时,画家对像主还乡心情的体会深刻,也终令画作得以完美呈现。

论禹之鼎对仇英青绿山水画的继承

明代仇英及清代禹之鼎皆有两宋院体青绿山水画风的作品传世。经过图像比照,可以发现禹之鼎的部分仿学南宋工丽精当的青绿山水画与仇英(或是传为仇英)的作品在构图、笔法上有着近似甚至一致之处。鉴于难以获观宋画原作的情况,禹氏远求赵令穰、赵伯驹之法亦会有一道津梁,而这道津梁即为仇英。禹氏潜心青绿山水的主要原因在于,青绿山水无论对绘制国家庆典场面或是祝寿等特殊用途的作品都具有烘托喜悦氛围的功能。仇英的作品中恰恰具备相关的内容与题材,固而成为禹之鼎的必然选择。然而,禹之鼎避而不谈临仿仇作的事实,既是希望改变被人视作职业画家的境况,刻意地疏远其与仇英等画师、画匠们的距离,也是学习董其昌等人认可的赵令穰、赵伯驹、赵孟頫等"北宗"中的"士气"风格,借以融入文人画家群体的想法使然。

来知德易学三题

来知德易学富于理论高度和体系性,论述来知德易学的基本架构、理论高度和重要观念来源,有利于深化理解来氏易学。来氏易学有三大组成部分:易图学、易象学和义理易学。易图学通过易图的形式表达对客观事物规律的思考和总结;易象学目的在于表现卦象及其关联结构所蕴含的规律;义理易学则是易罔学和易象学的落脚点,易图学之客观规律,易象学之卦象及其关联结构,都服务于具有指导儒者人生意义的天道人事之理的反复阐发;显然,三者有差异,但也有一致之处,其差异在于对象与内涵不同,其一致之处在于致力于天道和人事之理的呈现。来氏易学对于朱熹易学和邵雍先天学皆有继承有发展,且在人生哲学方面受到邵雍极大影响。进一步,在与清初易学大家胡煦的易学相比较的视野下,展现二者的相类处与不相类处,可以推动深入认知来知德易学,把握易学哲学的深层次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