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据挖掘分析娄东医学流派膏方用药规律

目的:挖掘娄东医派膏方辨证用药规律,丰富学术内涵及指导临床膏方施药。方法:以清末娄东名医钱艺所著《慎五堂治验录》为研究对象,选取具有明确症状描述、就诊记录、临证用药的医案记载及医话论述,提取记录完整的方剂及药物,构建膏方用药多维数据库。采用Medcase V5.2仓公诊籍国医脉案数据记录挖掘系统统计分析,运用Medcase Chart、K-means等算法对药物频次频率、四气五味、药物组合规律和配伍特点进行分析,总结钱氏膏方辨证思路、常用方剂及特色药物,挖掘潜在新方。结果:共纳入25首膏方,涉及中药123味,使用频次≥5的中药共32味;使用频次最高的药物为参类,包括党参、沙参、人参、西洋参、丹参;单药使用频次居前10位的药物分别是当归、白芍、黄芪,甘草、生地黄、枸杞子、茯神、陈皮、川楝子、白术;药物四气以温最多,五味以甘为主,药物归经以脾经为首,其次为肝经、肺经、肾经;挖掘出核心药对组合10组、潜在新方4首。结论:《慎五堂治验录》注重膏方使用时机,反对无病服膏、无病进补;强调辨证施膏,一人一膏;辨证立法以甘温补脾为主,兼顾五脏制衡,善从脾胃气血入手,喜用小剂开路方探明病机;用药精当,选材考究,制作精良,服膏方法注重个体化,注重后期调摄等,具有地域流派特色,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从言到行的进路--庄子对语言困境的认知与策略

庄子以多样的形式和高超的技巧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但是他认为作为工具的语言是有局限的,语言无法抵达道,从而指出了语言的困境。庄子认为对道的抵达不能依赖语言的意义功能,“寓言”“重言”的意义表达无法从语言内部解决语言的困境。因此,他以“卮言”这种言说的形式将静止的语言意义转化为动态的言说行为,以无拘无束的言语行为抵达道境,这是他语言策略的第一步。庄子的语言策略还表现在将语言内化,以无言之言的直觉感悟直抵道境,把握事物的真。以行达道是庄子解决语言困境策略的最后一步。

“刘铨福题跋”的鉴核

“刘铨福题跋”是判定《红楼梦》甲戌本是否为甲戌年(1754)曹雪芹手笔的重要材料。本文认为,“刘铨福题跋”并非刘铨福所写。一方面,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之论证逻辑有待商榷;另一方面,细究题跋写于散页等原始面貌,更可确证其不可靠性。厘清这个问题,有助于红学辨伪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晋语志延片与关中方言的接触类型和规律

晋语志延片处于晋语和中原官话的过渡地带。志延片老户话与关中方言的接触类型属于输入型,志延片从关中方言借入了一些重要的方言特征,既有语音借贷,也有词汇、语法借贷。双方的接触具有三个特点:方言接触具有单向性;输入的是关中方言中一致性强的早期特征;语音借贷的速度最快、程度最深,词汇借贷次之,最后是语法借贷。从趋同策略看,则有去典型化、择一求同两条主要路径。

《新刻增补艺苑卮言》伪书考

《新刻增补艺苑卮言》共十六卷,由七卷正文、九卷附录构成,刊刻于万历十七年(1589)。该本内容复杂,性质成谜。在文本细读方法下,十六卷本内部暴露出许多端倪:一方面,序文选删情况、卷帙编排情况、八卷本甲成分只字未改的特殊情况,以及行文中的逻辑衔接不畅、前后文重复、矛盾等情况均将该书的性质指向伪书;另一方面,十六卷本中的《四部稿》本成分多有讹误,不符合王世贞的表述习惯和他的博学身份。因此,十六卷本中的《四部稿》本成分为编纂者根据《四部稿》本删、改而成,排除了编纂者收集《艺苑卮言》过渡性手稿自行编纂的可能。可判定:十六卷本为明八卷本甲与《四部稿》本拼合而成的杂糅本。

明乐始祖魏之琰与《魏氏乐谱》

魏之琰(1617—1689年)是出身于福建福清的著名海商,他纵横于十七世纪的东南亚海域。魏之琰将明代的中国传统雅乐传入日本,使明乐之名传扬东瀛,但却鲜少见于正史记载。其后人魏皓亦致力于发扬明乐艺术,留下了《魏氏乐谱》,让今人得以见到日本明乐艺术的原貌。

17世纪东亚海域华人海商魏之琰的身份与形象

魏之琰(1617~1689)是17世纪东亚海域交流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生于福建,行九,字尔潜,号双侯,人称林九使,或林九官,娶林氏,生长子永昌(1640~1693)。之后前往日本长崎,与兄长魏之瑗(尔祥,号毓祯,1604~1654)从事与安南的海贸生意,并常住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娶武氏(1636~1698),生子魏高(谱名永时,日本名钜鹿清左卫门,1650~1719)和魏贵(谱名永昭,日本名钜鹿清兵卫,1661~1738)。

治咽颗粒的成型工艺

目的:将治咽茶改为治咽颗粒,并通过试验筛选出最佳成型工艺。方法:采用三水平三因素的正交试验设计,以每日服用量、粒度、溶化性为指标,综合评价治咽颗粒的成型工艺。结果:最佳成型工艺为浸膏粉:可溶性淀粉(1:3),浸膏粉的含水量应该控制在1.5%左右,用70%的乙醇润湿,制粒顺利,颗粒均匀,稳定性良好。结论:本法确定的最佳成型工艺可为其生产提供依据。

论《庄子》“卮言”即“优语”

"卮言"是《庄子》的一种写作方式。学者认为"卮言"是对散漫无谓之言的比喻性说法,或是先秦饮酒礼中的祝酒辞。事实上,"卮言"即"扬觯之语",它的散漫嘲戏的特点,说明它是俳优在酒席上的语言表演,又称"优语"。"优语"的内容包括插科打诨、谜语、神怪故事和说唱等。"优语"因其娱乐性质而享有豁免的权利,俳优可以利用这一职业特权进行劝谏,因此,"优语"又是一种有所承担的话语形式。"优语"因其似有似无的姿态和充满了隐喻性的表达方式,而得到道家的认同。《庄子》大量采用了"优语"即卮言的形式,或模仿了它的表达方式。《庄子》自云"卮言日出",确非虚语。

治咽颗粒的鉴别及其绿原酸含量测定

目的建立治咽颗粒的质量控制方法。方法采用TLC法鉴别金银花、甘草。采用HPLC法测定绿原酸的含量,色谱柱为Zorba SB-Aq-ODS(150 mm×4.6 mm,5μm),流动相为乙腈∶0.025%磷酸溶液(13∶87),检测波长为327 nm,柱温为25℃,流速为1 mL/min,进样量10μL,以外标法测定治咽颗粒中绿原酸含量。结果金银花、甘草TLC鉴别色谱特征明显,专属性强;绿原酸在28.8～67.2μg/m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为0.999 9,平均回收率为98.6%(n=6,RSD=1.37%)。结论该方法可用于治咽颗粒的质量控制。

《庄子》“卮言”考论

《庄子》中的“卮言”，是合乎“环中”、“道枢”之言，即合道之言。所谓“寓言”、“重言”，均可统领于“卮言”；“寓言”、“重言”是为“卮言”服务的。“卮言”在语言形态上可以分为悟道之言、体道之言和“言无言”三个层面，成为庄子及其学派的基本言说方式。“卮言”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产物，它包含着对言、意、道关系的认识，又与庄子的体道方式密不可分。

姜之炎运用通络法治疗儿童支原体肺炎经验

介绍姜之炎教授运用通络法治疗儿童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经验。急性期轻症施以清肺通络法、重症施以豁痰通络法,恢复期施以扶正通络法。并附验案1则。

滑稽:从仪式、行为到文体的演生

滑稽是早期社会的一种重要现象,它原本为一种酒器,又用来指称人物的表演和言谈。这种状态的形成,与早期合语仪式有着密切联系。合语是人们在乡射、乡饮酒等旅酬之际有关礼义的言说,这种言说通常以"举觯"的方式进行,因此,"觯"这一酒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仪式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合语也就可以称为"觯言"。由于"卮"与"觯"相通,"卮言"其实就是"觯言"。在这种背景下,酒器"滑稽"到人物"滑稽"的转化得以完成。滑稽原本是俳优的职业,在早期社会,俳优通常在取悦搞笑之际对社会现象进行反讽,有匡补之效;后来滑稽的娱乐性凸显,取乐成为滑稽过程中最为主要的目标。伴随这些过程,衍生出丰富的滑稽文献,这些文献包括从乐语到卮言、再到谐隐,其文体形态是多样的。整体上来看,滑稽风尚在早期文体生成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论“知言养气”说的理论内涵及其文本接受思想

在孟子"知言养气"说中,"知言"与"养气"二者是互为前提、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辩证统一在一起的,它们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文本接受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新考证方法发凡——交互于思想史与语文学之间的几个例证

思想史的考证方法需要资取传统学术的资源,更应该推陈出新,自觉确立适宜于自身要求和特点的考证方法。其方法论旨趣在于:切入哲学思想语境以及制度语境之中,深入开掘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分析哲学语词与概念之间的思想逻辑等方面。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诉诸“德音”“神明”和“卮言”三个范例予以深入阐释和论证。

再论《庄子》卮言

《庄子》寓言、重言、卮言被称作是解《庄》的"钥匙",在庄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三言"中,卮言无疑是最难理解,歧义也是最多的。本文探讨了在先秦言意关系影响下,庄子欲以卮言立言的目的;探讨了卮言与齐物的关系;探讨了卮言的形式与特点。卮言包括妄言、正言若反、两行、无言等几种形式。

清代名医钱艺脑病验案赏析

文章选取娄东中医流派代表医著《慎五堂治验录》中典型脑病验案,从证机特点、辨治原则、用药经验进行浅析,结合其他医话论述,探讨其脑病证治经验,归纳出神昏病机为伏邪入心,治予清泄透邪达外。中风病机为风痰阻络,治予息风涤痰开窍。眩晕病机为风阳上潜,治予滋水平肝定眩。头痛病机为风邪客巅,治予祛风内外兼顾。钱氏审病慎细,治病求本,辨证经典,用药考究,具有典型的世医家范。

试论《庄子》卮言与酒之关系

卮是战国时期人们普遍使用的一种盛酒器。由于受先秦时期重酒、好酒传统的影响,庄子以卮代酒,以酒喻言,创造性地使用卮言作为其突破言意困境的重要手段。《庄子》卮言实际上是如酒一般让人品味又使人神往的载道之言。

王世贞《艺苑卮言》实物印本考覈

后印本是对前印本的最好阐释,《艺苑卮言》实物印本的物质性形态、"说部"形态以及"诗话"形态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指向。从"单行本"、《四部稿》"说部"本、《谈艺珠丛》"诗话"本到现代铅字标点本;从四卷本、六卷本、八卷本、十二卷本、十六卷本到《卮言倪》《全唐诗说》《国朝诗评》《文评》《词评》《曲藻》《文章九命》等"摘选本",《艺苑卮言》的文本形态不断变化,题名、字体、纸张、序跋、卷次、钤印、牌记、刻工、堂号、墨钉、另行等可视性符号为理解实物印本产生的历史时空提供了重要元素。《艺苑卮言》实物印本的物质性形态参与了文本意义的生产,在脱离作者掌控后实物印本"物的叙事"与"作者意图"渐行渐远,由作者最初"策名艺苑""以书为礼"的"谈艺"转为"以资闲谈"的"诗话"或"诗论"。

庄子“卮言”与其“言”之观念论析

"三言"的提出表明了庄子对于语言、表达的自觉,其中又以"卮言"最为关键,本文即以其为中心论述庄子"言"之观念。在庄子这里,"言"既指人们以口说、书写等方式制造出的诸多言辞、议论,也可以指蕴含在人们的行为乃至生存方式背后的观念、主张。与此相应,"卮言"既是庄子探索的一种超越是非的言说方式,也与其因任随顺、与物婉转的生存态度有关,具有不持一守故、随情境变易而不断生成等特征。"卮言"以"无己"为前提,只有"无己",才能迅速适应千变万化的生存境遇,才能在言说之时,避免是此非彼、强人从己。"卮言"的提出,植根于齐同"物论""物化"理论等庄子的核心思想,揭示了庄子对待"言"的态度,虽然它并不对应着某种具体的文章体式,但也深刻影响了庄子思想表达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