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

作为新兴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对员工的工作动机、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在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鲜有文献涉及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何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能力—动机—机会(AMO)”框架,探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对三阶段349份有效样本的分析发现,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庸思维会进一步强化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主动变革行为间关系,且该调节效应会被工作重塑中介。

中庸思维方式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基于双因子模型的视角

分层整群抽取2867名大学生,采用双因子模型探讨中庸思维方式量表(ZYTSC)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结果表明,相较于局部因子,全局因子占主导地位,但多方思考与和谐性分别造成了23%、26%的方差变异,表明多方思考与和谐性等特殊成分的存在;中庸思维方式双因子模型的跨性别和跨年级强等值性得到支持。中庸思维方式量表同时测量了中庸思维方式的共同性和特异性成分,研究对理解和正确使用中庸思维方式量表具有一定的启示。

论西周金文中的墉氏家族

西周金文中的■氏家族以往有墉氏、虢氏二说,本文分析“■”字读音,并结合■氏的族姓,认为西周时期的■氏不宜理解为虢氏。目前可见的■氏家族铜器有师■鼎、师■钟等,这些铜器反映了■氏是一个担任师类职官的非姬姓家族;本文也尝试利用这些铜器还原西周时期■氏家族的世系。

从疫情控制看中庸行动我的应急灵活性

本文撰写的目的是,藉助分析COVID-19疫情控制的应急心理机制,提出一个思考中国人“自我”的新架构,希望未来它能成为研究这一热门研究领域的新进路。沿用中国传统流传下来、但却一直被沿用至今的中庸思维,以及其内涵的“阴阳思维”及“全息思维”作为立论基础,提出“中庸行动我”的构念。它是指个体在选择及执行解决问题之具体行动方案时,依现实“情境需求”,灵活地“协调”出一个最恰当的“行动我”,以配合集体战疫的需要及功效。“中庸行动我”这一构念的提出,不仅只是为了解释战疫的成效,更重要的是它欲反映出中国人思维“灵活性”的根源,从而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人自我”的另类进路,不再只是以跨文化研究进路所关注的“本质自我”为主要立论基础,从而丰富了该领域现有的知识内涵。

《豫诚堂家训》的心学解读

朱柏庐是一位理学家,其《朱柏庐治家格言》主要在于言“礼”,而刘止唐的《豫诚堂家训》则重点在于言“心”,因为刘氏是阳明后学的馀绪。他以《中庸》为依据,提出了“天”“孝”“诚”“恕”的家训,借助于《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给其子子孙孙言明了进德修业、讲信和睦的行为标准。由于刘止唐在《下学梯航》中抄录了《朱柏庐治家格言》,所以,《豫诚堂家训》可以视为是接着朱柏庐的格言继续往前说。《豫诚堂家训》的整体结构有一个由天到人,又由人到天,下学上达的过程。这种结构或思维定式贯穿于它的始终。但是,与晚明学者空谈性情不同的是,它自始至终都落脚在人生进德修业、致良知的各个过程和各个侧面之中。它有三个重要的理念面向:忠恕之道、以诚待人以及注重人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这虽然是一篇意在培育当时社会精英的家训,但是它所体现的人才观念又不仅在于一家之得失,而在于倡导以兼济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儒家观念。

海昏侯刘贺墓编甬钟的音乐学研究

本文首先对海昏侯刘贺墓所出11件甬钟的调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然后分析该墓乐器库所出10件甬钟的测音数据,结果显示无论其正鼓音音列还是正、侧鼓音音列均无规律可循。对于这套编甬钟(10件)的编列,学界亦有不同的认知。该文通过对这套编甬钟的纹饰、音列和铭文的考察,认为该墓乐器库所出10件编甬钟是由不同时期、不同纹饰、不同宫调、不同套组的甬钟临时拼凑而成的一套甬钟。

“执两用中”:钱穆的通识教育思想

在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语境下,在通识教育本土化研究的学术浪潮中,大学通识教育应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以西方理论为参考。钱穆从文化本位的视角出发,以“执两用中”的教育理念为核心,提出培养“文化人”的教育目的,从以“专”为虑、以“通”为重、“通”“专”融合等角度解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及两者的关系,并在其教育实践中落实相关举措,强调师“有道”、生“诚明”、学“自由”的教育方法,对现今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中国丧祭礼与家庭代际结构——兼议其中的生死冲动

精神分析学说自弗洛伊德创立以来,主要基于夫妻家庭的形态来分析子女与父母之间在无意识中的爱恨生死。中国古典家庭结构则呈现出与夫妻家庭相异的三代家庭形态,展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代际互动与代际冲突模式,并由此发展出解决这一冲突的独特文化方式。以精神分析视角观之,一方面,正如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代际之间除了爱与传承之外,还表现出明显的冲突与对抗;另一方面,中国家庭通过昭穆制度化解了三代之间的爱恨冲突、传递与接收的矛盾,并由此建立了一种独特的代际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死观——“死而复生”。中国的丧祭礼则可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独特的代际互动及生死观。

“中庸”词义榷解——关于“孔子中庸为德说”的思考(上)

“孔子中庸为德说”里“中庸”一词的词义,至今都还释无一致。从字的造意和字在词中的本义入手,反思成说揆情度理,“中庸”词义应按“用中”理解为“持续不断地执中守正”,也就是“恒行中正”。明确“中庸”一词的“恒行中正”本意,能提醒人们须时时刻刻保持中正原则,把握好言行的分寸,避免做人行事失德。

坏心情与工作行为:中庸思维跨层次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探讨工作中坏心情与3种工作行为(组织公民行为、反生产行为和任务绩效行为)在个体内水平的关系,以及中庸思维在二者间跨层次的调节作用。采用经验抽样方法,通过对72名员工历时两周的追踪调查,获取被试每日心情状态和每日工作行为的数据。HLM 6.02分析表明:(1)每日坏心情显著地负向影响每日的组织公民行为和任务绩效行为,而对反生产行为无显著影响;(2)中庸思维在"心情—行为"的联系间发挥调节作用,高中庸思维者的坏心情对组织公民行为的负向影响较弱,低中庸思维者的坏心情对组织公民行为的负向影响较强;高中庸思维者的坏心情对任务绩效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低中庸思维者的坏心情对任务绩效行为产生负向影响。

刘中勇从浊论治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后再狭窄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后支架内再狭窄是现代医学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刘中勇教授结合中医病因病机,认为导致PCI后再狭窄的根本原因是本虚,即天癸渐竭,心阳气虚;直接原因是标实,即实浊内生,痹阻心脉。形成实浊的病理因素是寒、痰、瘀、毒、湿,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分为寒浊凝滞、痰浊闭阻、瘀浊阻脉、毒浊壅盛、湿浊困阻5种证型,并提出相应治法,标本兼治,为中西医结合治疗PCI术后再狭窄提供新思路和经验。

中庸思维对团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中庸思维对创新所起的作用,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为了探究中庸思维与团队创新之间的关系,基于文化资本理论,引入知识交换与结合作为中介变量,团队信任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中庸思维、知识交换与结合、团队信任和团队创新之间的理论模型。本文以来自53个工作团队的423名团队成员为样本,线性回归分析发现:(1)中庸思维与团队创新显著正相关;(2)中庸思维与知识交换与结合显著正相关;(3)知识交换与结合在中庸思维影响团队创新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4)中庸思维与团队信任的交互对于知识交换与结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对于提升中国人文化自信、促使组织正确看待和利用中庸思维有重要意义。

员工宽恕的前因与后果:多层次模型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50名直属主管和298名员工的配对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员工宽恕的前因与后果。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1)宽恕氛围对员工宽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庸思维对宽恕氛围与员工宽恕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员工的中庸思维越高,宽恕氛围对其宽恕的积极影响越大。(2)真诚和谐对员工宽恕与其人际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于高真诚和谐的员工,其宽恕对人际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低真诚和谐的员工,其宽恕对人际公民行为并无显著影响。(3)表面和谐对员工宽恕与其人际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于高表面和谐的员工,其宽恕对人际公民行为无显著影响;而对于低表面和谐的员工,其宽恕对人际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庸思维能够提升创业团队决策效果吗?——行为整合的中介作用

中庸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一种认知和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和做事准则。在创业团队之中,领导和成员在决策中的中庸思维会深刻地影响团队决策效果。依据文化资本理论和决策理论,从中庸思维与创业团队决策效果的关系入手,引入行为整合作为中介变量,责任感知和包容氛围作为调节变量,构建起了关于中庸思维、行为整合、责任感知、包容氛围和决策效果之间的理论模型。以来自58个创业团队450名团队成员为样本,研究发现:(1)中庸思维与决策效果呈显著正向相关;(2)中庸思维与行为整合呈显著正向相关;(3)行为整合在中庸思维与创业团队决策效果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4)中庸思维与责任感知和包容氛围之间的交互对于行为整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庸思维对知识隐藏与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资源保存理论与领地行为理论,探究了中国文化情境下中庸思维对知识隐藏和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庸思维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隐藏在中庸思维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知识心理所有权调节中庸思维与知识隐藏之间的关系,并且知识心理所有权程度越高的员工,中庸思维对知识隐藏的负向影响越强。

服务型领导对员工人际公民行为的影响:宽恕氛围与中庸思维的作用

服务型领导作为一种利他与服务导向的领导风格,近年来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尽管不少研究表明服务型领导对员工的行为与态度有积极的影响,但从不同视角来探索服务型领导的作用机制仍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50名直属主管和294名员工的配对数据为样本,从团队成员之间关系的视角探讨了宽恕氛围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人际公民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并将中庸思维这一极能彰显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变量纳入研究框架,考察了中庸思维对宽恕氛围与员工人际公民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1)服务型领导对员工人际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服务型领导通过影响宽恕氛围,进而作用于员工人际公民行为;(3)中庸思维对宽恕氛围与员工人际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于高中庸思维的员工,宽恕氛围对其人际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于低中庸思维的员工,宽恕氛围对其人际公民行为无显著影响。

差序式领导、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

差序式领导是华人企业组织中普遍存在且蕴含独特文化价值的领导风格,对提高员工创造力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基于347份实证调查数据,构建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差序式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理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差序式领导有利于员工创造力发挥;员工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在差序式领导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庸思维在差序式领导影响员工创造力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且部分调节作用通过创造力自我效能感进行中介传递。

创造性思维的社会文化基础

创造性思维作为创造性的内核,是个体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上产生新颖独特且实用观点或产品的思维形式。文章基于社会文化的三层次模型,分别从文化观念、文化活动或经历以及文化工具三个层面,围绕人性价值观、中庸取向、非价值性文化传统、海外旅居、多语种学习、以及文化工具所涵盖的文化规则、符号和实物七个方面阐述了社会文化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未来研究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继续从文化与社会因素的依存性、个体差异控制、文化和创造性思维的类型差异以及多重研究取向协作四方面深入。

综合创新论与“马魂、中体、西用”——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探讨

李毅、寇清杰认为,方克立长期关注中国新文化的体用问题,20多年来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方克立是其最有力的支持者、阐释者和发挥者之一。"马魂、中体、西用"一方面是对近代中国体用之争进行历史反思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是运用张岱年综合创新论考察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际的新收获。张允熠认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是直接对张岱年运用体用观念阐述"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或文化价值论的一种细化和发展,也是对张岱年"文化的综合创新"论在时代高度上的一次重新解读和提升,"综合创新"系综合命题,"马魂、中体、西用"论为分析命题。但这种表述方法也有需进一步推敲和完善其论证之处。刘仲林认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厘定马、中、西的价值定位,还要关注哲学创新所需具备的要素。张岱年也将文化的综合创新称之为"文化创造主义",并阐明了融会中西、激励精神、创发原则、应用科学四要素,这四要素皆可归结于创造精神。陈卫平认为,"马魂、中体、西用"是受到张岱年"综合创新"论的启发,是对其"对理法"的发挥结果。"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对"综合创新"论的继承和发展,深得"对理法"真髓,不仅指出了三者在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各自的价值定位,也有见于三者既有长短又能互补的辩证关系。

双元领导与员工前瞻行为:认同与中庸的作用

以往有关双元领导的影响结果研究多聚焦于创造力、创新变量,却忽视了个体行为这一典型后果。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探讨双元领导对员工前瞻行为的影响,并检验领导认同的中介作用及员工中庸思维对这一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以421份追踪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和条件性间接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双元领导与员工前瞻行为显著正相关,领导认同在此关系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中庸思维显著调节双元领导通过领导认同影响员工前瞻行为的间接效应,表现为这一间接效应对于高中庸思维的员工而言相对较强,对于低中庸思维的员工而言相对较弱。因此,为促进员工前瞻行为,管理者应积极展示双元行为,激发员工的认同感,并培养员工的中庸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