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与崇实:《迩训》一书的理论旨趣

方学渐是桐城方氏学派的奠基者,其著作多用于阐述理学思想,其所作之《迩训》一书却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方学渐在《迩训》一书中主要立足于儒家的人伦教化,采录家乡人物的言行事迹加以抑扬褒贬,以期改善当地的社会风气。方学渐以“中”为价值尺度,对与行孝、为政、名实等问题有关的行为和观念加以衡量,希望通过纠偏补弊达到匡正时风的效果。方学渐以“实”为价值取向贯通知行,推崇纯粹的实心实行以便达到学以致用,并把这种“实”与心性层面的“虚”相贯通,使得他的“实学”更有深度、内涵更丰富。

对中国传统司法观的理性分析

中国传统司法观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核心,其主要表现是:仁道司法观、中道司法观与和谐司法观。仁道司法观将仁爱之道当成一种司法价值,中道司法观将中庸之道当成一种司法价值,和谐司法观将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当成一种司法价值。上述司法观对抑制封建司法的非人道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作为“中道之国”——基于儒家仁性论的视角

从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突破视域来看,“中国”的内涵有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转化。三代以上的中国是“帝王所都为中”与“天地之中”的结合,它是宇宙论王制秩序中统治者沟通天人的神圣空间;三代以下的精神突破运动,则将“中国”的内涵从帝王的政治主体中解放出来,面向天下的每一个人,它意味着生存论的中道真理在其中敞开、运作的“中道之国”。

论汉语修辞与“中道”思想

"中道"思想是汉民族文化和儒家道德智慧的精髓。在儒家文化影响和制约下,汉语修辞始终浸透着浓厚的"中道"思想和"中道"价值观念。儒家的"中道"思想、"中和"审美观念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无不深刻影响着汉语修辞。分析和研究"中和"审美及"温柔敦厚"诗教在汉语修辞中的表现,探究其对汉语修辞的影响,对当代汉语修辞学研究和新的修辞理念的塑造,构建和谐语言关系,意义重大。

战后日本的宗教与政治——以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为例

从1955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急速发展的浪潮,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沦为城市"边缘人",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此时,代表着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宗教团体——"创价学会"所采取的人文关怀行为和"人性革命"等主张顺应了弱势群体的心理与价值观的需求,成为吸引这一群体入会的有力手段。同时,为了更好地维护团体利益,创价学会积极参与政治,其政治代表公明党奉行的"中道政治"使其可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从而为提高影响力并逐步走上联合执政之路奠定了基础。

白居易“中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中隐"是以庄子的逍遥人生为理念,远离政治斗争的遂性自由的生存哲学和方式,其核心是"适",在适性逍遥的前提下,再安排对社会、家庭、国家、民族的责任。这是一种强调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现代人本主义精神,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专制集权社会,这一思想是超前的。而且,其适性逍遥并不是其最终的目标,其最终的目标是以适性逍遥为保证,实现自己的自由自在的艺术创造。故白居易"中隐"对后世苏轼、明代三袁均有很大影响,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这种影响终于以浪漫精神衰退为特点走向另一种形态。

试论宗喀巴对佛教中道论的发挥——从命题、阐释、方法的视角

本文主要研究宗喀巴在实事师,特别是藏地自称为中观师的学者对中观应成派的中观学说进行责难的历史背景下,竭力辨清有关中道论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以此回击他们对中观应成派的种种非正确解读,而且从命题、阐释、方法等视角对应成中观学派的中道论进行深入发挥。本文揭示了宗喀巴对应成中道论发挥的价值和意义。

筼筜谷的“建筑势”复原想象与分析研究

《筼筜谷记》记录了晚明湖北袁中道的一座与众不同的私园,本文从古代文字中逐层解析其建筑学的内容。文中意向性地但尽可能逻辑化地呈现了筼筜谷的空间尺度、空间分布、空间围合,空间内容等,将园的形与势对应,进而分析了园中之势的表达手法。

王骥德曲学与佛教中道观

王骥德的曲学与佛教中道观有着密切关系。这主要表现在:王骥德在论述"本色"问题时采用了中观思维方式,描述"本色"内涵时又融化了中道观的"无分别"理论;在阐释戏曲曲文咏物的作法等问题时则直接运用了佛教中观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

不取一法,不坏一法——沈曾植诗学的中道思想

沈曾植诗学观念中有大量的佛学思想,其中最显著的是"中道"观,体现在他的"不取一法,不坏一法"之圆通深湛的识见上。此一识见,无论是诗学渊源、诗史评说,还是诗境创造,沈氏都有精微的阐说。同时,"中道"观还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根柢,这在沈氏学思与诗学中也有充盈的表现。

潘之恒与公安派

对于潘之恒诗歌创作的评价,历来以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影响最大,认为其先追随七子派,再附和公安派,浮摇不定,一生"随人作计"。从潘之恒与袁宏道、袁中道的交游入手,厘清潘之恒与公安派的关系,考察他们创作思想的相互联系,再结合潘之恒游楚之作《涉江诗选》的分析,可以对此做出一个明确而又公正的判断。

公安袁氏与《金瓶梅》研究

公安袁氏在诗歌和散文领域成就卓著,但对《金瓶梅》的研究亦有不可抹杀的功绩。本文拟从公安袁氏对《金瓶梅》的传播和评论两方面来论述他们对于《金瓶梅》研究的贡献;此外他们对《水浒传》的研究亦提供了重要信息。

中道自然的渐行渐远——以皎然“至丽而自然”说为中心

以唐代诗评家皎然提出的"至丽而自然"说为中心,考察古代诗论中的中道自然观进行,可以看出,皎然的自然观更多地继承了盛唐风神,将之归入盛唐诗学的范畴更为合理。中道自然观渐渐淡出了后代诗论家的关注视野。

袁中道和竟陵派:性灵论与格调论唐诗观的调和

袁中道与钟惺、谭元春都重提师法古人,标举含蓄浑厚的唐诗,实为矫正公安派的浅俗率易,而要求取古人精神,则为避免七子派的徒袭体貌,对唐诗钩奇探奥,也拓展了唐诗接受的领域。他们一起为明代唐诗学的发展寻求中道,其结果标志着性灵论唐诗观和格调论唐诗观走向折中调和。

袁中道: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兼论其生命态度和价值立场

袁中道作为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 ,他自身的生命态度和价值立场与袁宏道以及他自己的前期比 ,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与当时的文化语境的改变有直接的联系 ,并由此导致了后期公安派激进立场的弱化。

从儒释道的“中”观看中国人文精神

本文通过对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守中精神和佛家的中道,三者的思想内涵解析,指出此三种思想的一致性是由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格所决定的。

论中国礼乐精神及其呈现形态

中国的人文精神实际上是“礼乐精神”。“礼乐精神”不是礼之精神与乐之精神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浑融一体的产物,“礼乐”是一个整体性概念。“风雅”“道艺”“中道”既是影响中国人人格构成、艺术信仰以及世界观的三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礼乐精神的三种展现形态。要言之,风与雅的产生和发展是在礼乐的大背景下实现的,两者萌生于音乐文学领域,逐渐向艺术层面拓展,最终泛化为“刚健雅正”的总体文化追求;儒家的“道艺”观强调技艺之精纯与德行之背景的统一,礼与乐既是道艺思想的产生场域,也是其主要体现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礼乐精神就是“道艺”精神的升华和理想化;礼与乐的和合不仅是形式层面的“用中”之体现,更是精神层面“中正之道”(中道)的具体化。同时,“中道”既是天地与礼乐之间的内在连接点,也是风雅精神与道艺精神的基本指导和重要内涵。

礼法之治:传统良法善治方略钩沉

中国古贤推崇之良法善治,可概称"礼法之治"。礼法之治有六个面相,本文论及四端,分别是以礼法为"治法",以中道为治道,以君子为"治人"和以德政为治政。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当认真对待中华法系传统。为此,必须重新认识这一传统,寻求中华法系之"自我"。

“中道”观念与中国史学传统

中国早期史学传统具有独特的风格,不仅务求真实记录,而且运用褒扬和贬抑等书法义例评判历史,其依据则是"中道"观念。"中道"观念是上古圣王为政理民的智慧结晶,其传承与发展与中国早期史学传统的品格关联密切,影响后世很大。

从尺牍看袁中道思想的矛盾性

袁中道的尺牍小品文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且反映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文章以《珂雪斋集》之尺牍小品为本,来展现袁中道追求性情自适与放纵欲望戕害生命、追求功名与渴望归隐矛盾纠结的内心,以此了解一个更真实的袁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