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前的荷马

荷马是西方百代诗宗,但他并不是迟至20世纪才进入中国人的视域。早在明清之际,荷马便以“阿嘿汝”或“何默乐”等意大利文或拉丁文音译在华现身。进入清末,荷马之名的音译更是五花八门,直至梁启超推出《饮冰室诗话》后,今日通用的“荷马”才一锤定音。荷马当然是史诗大家,而“史诗”一词的定译,也要等到清末才由入华传教士译出,然后经日本汉字吸收,再由彼时的留日学生或革命党人传回中国。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中译,在晚明及晚清也同样可见,虽然仅译出区区数行。本文从考证的角度出发,最后再拉回到中国人的荷马研究。

七七事变后北大学人的坚守与离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时局尚不明朗之际,困守北平的北大同人一面与日伪周旋、苦撑残局,一面思考日后的去留问题。文学院院长胡适奉命赴美从事外交工作,临行前致信北大同人,希望他们能在沦陷下闭门著述,做出更大的学术成绩。这封信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引发争议,周黎庵认为留平学人闭门著述无异于挂出遗民的招牌,变相承认敌伪的统治,在沦陷下不为逆民、便为顺民,不存在隐逸的空间。留平学人自身对闭门著述的生存策略亦不无焦虑,当沦陷已成定局后,纷纷选择离平南下。最终留平的北大教授如周作人等则面临更严峻的道德考验。

权力之眼、表演与雅集——从周作人1941年的日本之行谈起

1941年4月,为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东亚文化协议会,以周作人为核心的北京的东亚文化协议会成员展开了为期两周的日本之旅。在日本军部和媒体的权力之眼的监视下,周作人经过谨慎的政治计算,在公开场合展开了极富多义性的表演。在日本作家举办的雅集活动中,无论是现场的气氛还是留下的手稿,都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日文人共有的情趣。但就文学交流的意义而言,相比较1934年周作人的日本之旅,此次中日文人的交欢则呈现出文学(交流)史意义的倒退。1941年的日本之旅集中揭示了初登权力巅峰的“文人督办”周作人在复杂境遇中的复杂心态。

周作人性学系统研究的“先声”--从一九二二年两次对“不道德”说法的回应切入

周作人对两性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02年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时期便有所涉猎。之后到日本留学,对日本、西方的现代性学思想有所了解。1911年回国,1917年入职北大,周作人此阶段对西学书籍的购置中,已经较多涉猎现代性学著作。1922年,郁达夫《沉沦》、汪静之《蕙的风》因为涉及性的书写,被批判为“不道德”的作品。周作人写了《〈沉沦〉》《情诗》两篇文章,对其中的“不道德”嫌疑做了“辩护”性回应。这一回应,正是周作人以他所具备的现代性学思想对封建旧道德的一次回击。此后,周作人写了《〈结婚的爱〉》《蔼理斯的话》《“神交”与“情玩”》等多篇文章,对性学开启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涉及性道德、女子性本位、小孩性教育、两性关系、变性、变态性心理等诸多方面。周作人1922年这两次对“不道德”说法的回应,正是他性学系统研究的“先声”。

周作人年谱长编:1925年(上)

1925年,女师大事件持续恶化,进而引发中国知识界内部之严重分裂。5月27日,周氏等六教授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30日,陈源即在其《闲话》中批评,以为“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周、陈之间立场殊异,进一步带动了《语丝》社和《现代评论》派之间的对立。五月,爆发“五卅运动”,周氏一面积极加入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工作,另一面又著文反省群众运动之流弊,以为“从五四运动的往事中看出幻妄的教训,以为(1)有公理无强权,(2)群众运动可以成事:这两条迷信成立以后,近四年中遂无日不见大同盟小同盟之设立,凭了檄,代电,宣言,游行之神力想去解决一切的不自由不平等,把思想改造实力养成等事放在脑后”。通过此类表述,周氏自身之思想根基,乃基本树立起来;而其思想面貌,亦渐趋明朗而稳固。

周作人年谱长编:1925年(下)

8月,北大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提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18日,北大评议员召集会议,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收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引发胡适、高一涵、皮宗石、王世杰、丁燮林、王星拱等之反对。28日,北大乃又召集评议会、教务会联席会议商讨,意见分歧如故。次日,《北京大学日刊》分别发表由胡适等17人签署的《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以及由周氏等17人签署的《为反对章士钊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又发表由周氏等41人签署的《反对章士钊宣言》。此中国知识界内部之一大分裂也。由此而至明年之“三·一八”事件,周氏日后省思,正乃中国知识分子斗争史之一转捩点。

论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的编撰特色及其启示

《欧洲文学史》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1917-1918)编撰的教材讲义,也是国内首部外国文学史。该书在译名方式、编撰意图、文学史编撰的客观性以及文学史观上,都体现了显著的编撰特色。作为具有这些特色的第一部国内外国文学史奠定了我国此后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基础,对我国外国文学史的编撰具有重要启示。

鲁迅、周作人兄弟与日本现代文坛的接触——以《现代日本小说集》、芥川龙之介、江马修、《罗马字小说集》等为线索

由鲁迅、周作人兄弟合编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是中国第一部日本现代文学选集,收录了日本明治、大正时期15位作家的30篇小说。它的意义很深刻,但一直以来几乎为学界所忽视。从《现代日本小说集》周边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开始探讨,并分析中国作家如何接触日本文坛,又如何通过日本现代文学作品和文艺杂志来吸收和消化日本文学,以及日本文坛与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影响)关系。

发现“讽刺”与“类型”:周作人论《阿Q正传》

在《阿Q正传》诞生初期的阐释史上,周作人写作的同题评论文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推动鲁迅小说“经典化”的关键环节。面对“索引癖”式的接受语境对于文本的误解,周作人以舶来的知识系统为“讽刺”之概念正名,将它从晚清以降文坛的污名化理解中打捞出来,并且以之为契机从观念上撬动层年累月塑造的文类习见与文学成规。周作人对讽刺中“类型描写”的概括则开辟了文学典型性的论域,使得《阿Q正传》能够摆脱驱遣一己私意的指摘,创造出一条具备强大公共效力,凝聚时代共名的意义路径。在这种分析思路的干预下,读者能够从作品中看取与“五四”初期纯粹生命主体不同的社会性主体形象,后者以“复数”而非“单体”的形式出现。“阿Q”的典型性不仅意味着它是一个指涉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文化能指,更在于知识者围绕此一形象的思想阐释,能够激发出改变现实的“方向性”力量。

冲破身心的双重撒提:论蔼理斯对周作人女性观的影响

蔼理斯对周作人而言,既是知识的宝库,又是艺术的化身。蔼理斯在性心理研究方面倾注了半生的精力,周作人通过“人学”本体的坚守构建起由“人”自己来统治的内在堡垒,二人所做出的贡献可以称得上“唯一者所有”。周作人犹如蔼理斯在中国的化身。他不仅将蔼理斯的性学思想作为“杂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蔼理斯的诸多观念中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周作人综合蔼理斯的学说支撑自己的观点,或回应社会现象,或抨击专制教育。周作人对蔼理斯性心理学思想的接受既冲破了道德对身体的禁锢,又唤起了女性的自觉,动摇了桎梏女性的双重“撒提”。

周作人与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经典化

安徒生童话是世界文坛上的一朵奇葩、世界童话宝库中的瑰宝,它们被翻译到中国后不是天然的经典,其经典地位须在经典化过程中再次确证。周作人通过译介、研究安徒生童话,不只开启、推动它们在中国的经典化进程,且确认它们在中国的经典地位。在他看来,它们是吻合儿童心理的童话,是富有诗意的童话,是有“无意思之意思”的童话,是纯朴的童话,总之是契合他的“儿童本位”观的真正的儿童文学,而安徒生永葆赤子之心是他写出优秀童话的根源。他关于它们的风格和艺术魅力及其成因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25年,安徒生诞辰120周年,学界的纪念活动标志着学界认同它们是经典。此后,其经典地位安如泰山,成为一代又一代儿童的精神食粮。

“独应”系周氏兄弟共同笔名考论

尽管以往有研究者指出署名“独应”的文章与鲁迅也有关联,但始终缺乏确证。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7卷(周作人卷)中收录的“独应”致钱玄同信,对照《钱玄同文集》中所收录的钱玄同致鲁迅信,为“独应”作为兄弟二人共同笔名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而从现存20封鲁迅致周作人书信中,可以看到鲁迅与周作人在翻译上的合作,比之林纾与魏易等的合作,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景观。由此,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周氏兄弟的“分”,也要重视他们之间的“合”。

周作人对乡贤著作的发掘与利用

自少年时期开始,周作人便在乡土意识与时代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搜集与整理了以明清为中心、雅俗两种类型的乡贤著作。这些乡贤著作为周作人创作新文学和建构文学史谱系提供了重要资源:一方面,乡贤著作为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乡贤及其著作为周作人不同时期的文学史建构提供了关键的坐标与有力的例证。正是在个人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周作人不断地从乡贤著作中发掘新的文学资源与文学史谱系,为新文学提供了既旧又新的特质。

披沙拣金奖掖备至:丁祖荫于鲁迅兄弟的“编辑”之功——以《女子世界》为考察中心

编辑之功,不仅在于文字作品的编修提升,更在于人才的发现与助力成长.作为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鲁迅和周作人一生中与无数的编辑有着程度不一的关联.《女子世界》创办者兼主编丁祖荫则是他们文学生涯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编辑,其意义非凡.这不仅在于丁祖荫独具慧眼最先发现当时籍籍无名的周作人,开掘其文学创作才能和翻译潜能,而且以其职业素养和人格魅力影响着周作人的人生抉择和自我建构.同时,通过周作人的推荐,丁祖荫发现了鲁迅,使鲁迅得以第一次在中国本土的报刊上发表翻译文学作品.

周作人的哀伤情结与其著译的映照

周作人在构建“人的文学”思想体系过程中,受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洗礼,形成了一种浸染哀伤色彩的情结与文艺观。周作人的哀伤情结印证了心理学派的概念界定,同时又与其对社会变革的反思密切相关,其形成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双重影响,并有着所处的没落旧式家庭氛围与个人先天抑郁气质的交互浸染。周作人在著译中将这种情结阐释为东洋人的悲哀、现代人的悲哀及凡人的悲哀等概念,这种哀伤情结与其著译、尤其是与希腊译介存在着显著的映照关系。

周作人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对古文学的调查与整理阑入了中国现代散文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其动因源自周作人早年留学所处的革命环境,及“五四”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新生运动影响了尚处于被引领和启蒙状态中的周作人,并充分体现在后来他所厘定的言志派谱系中。对韩愈、试贴诗、八股文和桐城派的批判是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诗学的重要一环。战时的周作人提出两大改革与三盏灯火,源于对道学派的反驳。周作人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道德、智识、个性、趣味等是具体表现。周作人从思想到艺术的一系列实践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生态,包括美文、近代散文、杂文等散文理论的倡导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甚至培育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产生了当代反响。

苦茶庵书简二十封辑录与研究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现藏有周作人亲笔书信二十封,由新加坡商人许绍南保存,并于20世纪60年代捐赠给国大图书馆。周作人这批书信写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分别写给友人苏乾英与龙榆生二人的,信中多有涉及到许绍南、陈之初的内容,因此信件被转交并保存在了新加坡。信中内容对周作人50年代初的生活状态及创作、翻译工作等多有涉及,书信风格依旧沿袭其小品文的风格特点。这二十封书信可以说是周作人个人生活、文学翻译、社会交往研究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出周作人与南洋华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

周作人译《戚施》与《塞外》的底本考证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最早接触俄国作家契诃夫,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彼时日本译者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大多是根据英国译者罗伯特·朗的翻译集《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转译的。通过文本对比和史料佐证,可以确认收录于《域外小说集》第1册的周作人译《戚施》《塞外》的底本也来自于罗伯特·朗的英译本《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该翻译集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阅读契诃夫的一部重要资料。而周氏兄弟选择《戚施》和《塞外》的原因,就在于《戚施》反映了俄国社会等级森严的状况、《塞外》描述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二者均呈现出《域外小说集》所选小说“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的文学特征。

从周作人到任访秋:“晚明起源说”述论

周作人不同意胡适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更反对“革命文学”的观点。他将新文学的源头追溯至晚明,构筑了“言志派”文学与“载道派”文学交织变动的文学发展二元模式。作为周作人早年的学生,也是最早的新文学研究者之一,任访秋虽然亦将新文学的源头定位为晚明,但是他对新文学的认识与研究与周不尽相同,二人在新文学渊源研究上存在着明显差异。

周作人《哀弦篇》的《旧约》引文来源考

周作人所撰《哀弦篇》曾引用两节《耶利米书》与七节《耶利米哀歌》。学界对此引用虽有论述,但皆未触及引文的底本问题。将之与周作人曾阅读的英文圣经与可能获得的汉文圣经对比后发现,此段《旧约》引文是周作人对施约瑟所译《旧约全书》的修改。这一认识对《哀弦篇》的材料来源考察、周作人圣经阅读史、施约瑟官话译本的接受史三个方面的研究均具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