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对南宋国家治理的建言对策

南宋名臣周必大积极入世,官至丞相,其针对南宋国家存在的问题提出诸多建言对策。在人才问题上,他提倡不拘资序,平时做好人才储备,有需要时适才而用;在制度问题上,周必大针对科举发解试中的积弊和档案管理中的漏洞提出了改进建议和措施;周必大主张官员推行久任制度,同时革除荐举之弊;在国防问题上,周必大针对四川马政和两淮民兵提出了改进建议;在社会治理方面,周必大提出了疏与堵结合的对策,既要加强防范又要缓和矛盾。他对南宋国家治理的建言对策多能切中时弊。

周必大全集“瀛本”源流考述

在南宋中期,周必大不仅是词臣冠冕,亦主盟当时文坛,且官拜左相,在南宋政治、文学、文化史上理有一席之地。而其著作之浩繁,在南宋与杨万里、陆游鼎足而三,堪称"大家"。然学界似乎一直没有给予关注。正本清源,本文重点对其全集通行本——"瀛本"进行源流考述,以期为周必大研究打下文献基础。

论周必大的军队建设思想

周必大作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虽没有完整系统的军事著作,但他助政四朝,执掌枢府五载,围绕南宋中兴图强这个思想宗旨,对军事问题多有论述,散见在其文集中。他关于军队建设方面的主张表现为选用将帅和激励军士两大要点。他所提出的"精择"下"久任"的选将观以及"优恤"下"严训"的励军法,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论周必大《玉堂杂记》的编撰特色及其价值

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成书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主要记载了南渡后翰林院的典章故实,并收录了周必大、宋高宗、宋孝宗、程泰之、史浩等人的诗文。《玉堂杂记》在编撰方面主要体现了工于考据、躬身经历的特点,而在价值方面则主要体现为其不但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且有些条目也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南宋孝宗朝的政治生态与周必大的政治活动

宋孝宗继位以后,一改太上皇帝赵构的内外政策,对外不惜对金用兵,以收复中原失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夙愿始终没有取得成功。对内实行"独断",以防止大臣擅权。为此采取了"异论相搅"、不让三省和地方主要长官久任、重用近习等一系列措施,结果造成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以文学和政治见长的周必大,由进士入仕后一度受到孝宗重视,但由于他与众多大臣一起,多次反对孝宗的对内政策,因而前后二次受到排斥,出任祠官,时间长达七八年之久。后期的周必大,除了清正廉洁不变,文学才能更加出众以外,政治上已缺乏锐气,变得"圆滑"起来,从而最终被孝宗视为心腹之臣,官至左丞相。

周必大与《文苑英华》

为了修正已往校勘的疏漏和保存更多的文献,南宋丞相周必大在致仕后重新校勘、刻印了北宋著名的官方类书《文苑英华》。周必大的《文忠集》和同时代的其他文献证明:他不仅是《文苑英华》重刊的组织者,还亲自做了该书的校勘工作,并给予合作者以充分的尊重。

南宋诗人徐似道生平与创作考

南宋诗人徐似道的生平多有模糊和缺失之处。通过考证,可以得知其生卒年(1144-1212)。进士及第之后,徐似道历任吴江县尉、吴县尉、绍兴府户曹、绍兴府学教授、太和县令、苏州通判、官告院主管、郢州知州、礼部员外郎、司封郎官、权直翰林院、起居舍人、江西提刑等职。期间,多有诗文创作,以诗人之名闻名于时。所著《竹隐集》十一卷,亡佚于宋末元初。

“博求分格”与“振风考实”——论南宋周必大的人才选用思想

周必大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历仕高、孝、光、宁四朝。他力图中兴,对人才选用多有思考和奏闻,希望朝廷"博求"文武英才,"布列中外",然后"区分所能,详议格目",以便辨识任用;同时,"提振士风","考实"政绩,奖优罚劣,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周必大的人才选用思想,是在长期政务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价值。

心理认同与士人结群:南宋庐陵士人的日常交游——以周必大为中心考察

日常交游是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活动。南宋庐陵士人云集,日常交游尤为频繁。在南宋政治、文学、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表现全面的周必大,乡居庐陵期间与地方士人交游甚密,中年时期与胡铨"郊居从游几十年",晚年与杨万里的交游被誉为"庐陵二大老",他还邀约同甲、士人及门生到"平园"聚会。他们在实现心理认同的基础上"结群"交游,经由日常的走访、赏花、集会及诗文唱和等,构建较为稳定的交游圈,并在地方社会营造和传承颇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周必大日记研究

日记一体,及宋为盛。周必大文才卓越,日记创作为宋之最。其宦游类日记自由活泼、详备随意,具有极高的文学性;史事类日记客观质实、详尽周全,具有很强的史学价值和文献价值。其日记创作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周必大与《文苑英华》的校勘

周必大为南宋时期私家刻书的楷模。由于他的文集《文忠集》中记载其校勘思想及方法的文字不多,故而以往学者在论及其校勘学成就时,多未能深入论述。《文苑英华》为周必大校勘之代表作品,笔者通过对周本《文苑英华》中周必大等人所做校勘记等进行研究,得以整理出周氏部分校勘思想及方法,期望以此有裨于周必大研究乃至整个南宋文献学研究。

《金史》阙载耶律履使宋事迹考补

辽金之时,契丹文人的活动地域多在黄河以北。通过查考宋金两方的文献,可知契丹文学家耶律履曾经使宋至杭州。此事在耶律履生平中至关重要,成为其晚年得志、集两朝皇帝宠信于一身的重大转折点。《金史》本传未载此事,从而出现缺漏。耶律履被派使宋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在朝任职时间长,自身素质高;二是世宗准备重用和提拔耶律履;三是耶律履精于绘画,此次使宋可能另有任务。修撰《耶律履年谱》或"耶律履小传"时应补入其使宋之事,以求史实完整。

周必大与辛弃疾关系考论

在南宋孝宗朝,周必大和辛弃疾俱名冠一时。他们有许多共同朋友,然彼此却无任何交往。在以文献为基础,通过对两人不曾交往原因的探究,以及对两人关系背后内蕴的文化因子的参察,可以认为两人关系实是当时南北士风对立的缩影。

“法祖”与“自治”——周必大国家中兴观及其当代启示

周必大作为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在助政高、孝、光、宁四朝过程中,围绕国家中兴图强目标,阐发了众多见解。其"中兴"主张体现在"法祖"和"自治"两方面,"法祖"即希望君主"循故事,沿祖制",效法贤君累代相承的治政方略,"自治"则建议君主在"修边备、宽民力"基础上,提升国力以实现中兴。"法祖"与"自治"相结合的中兴观,是周必大在总结历史和把握时局基础上提出来的有益之策,对当前中华民族复兴有一定借鉴意义。

南宋周必大文献学活动补论

南宋周必大文献学成就卓著,不仅收藏大量珍贵文献,如君主御书、家族及前贤书帖,而且善于考证文献,勤于与友人交流文献。全面梳理周必大文献学活动,既有利于呈现宋代士人学术生活的某些面相,又有助于补充宋代相关史实。

周必大、朱熹关于《范碑》公案的学术检讨

《范碑》因范纯仁等刻石时擅自删去吕、范解仇之记载引起欧阳修不满而成为一桩公案。周必大、朱熹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此论争的背后,蕴含着周必大与理学家的政治分歧和学术隔膜,反映了南宋孝宗朝的激烈党争和理学家投身政治的曲折历程。

论周必大的文学思想

周必大的文学思想颇具卓识,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和道德涵养,提出了"气全理正"的理气说,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南宋中兴时期官方的文学理念;在创作主体个性问题上,强调"气"与"学",反映了宋代博学的文学风尚。周必大重视诗文之辨,对笔记、小说、词等文体则流露轻视之意,体现出正统而保守的文体观念。周必大的文学思想对南宋文坛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之功,对后世主流文论也颇具启发意义。

从湖南事务看周必大与陈傅良的矛盾

淳熙十六年(1189年)陈傅良任湖南任转运判官,实行减税政策,得到湖湘学派的支持。陈傅良去职以后的绍熙二年(1191年),周必大任湖南安抚使,认为此前的减税政策威胁到州郡机关的运行,其言论被湖湘士人传闻于陈傅良,导致二人产生矛盾。周必大在职期间更与陈傅良的继任者及追随者丰谊在修城事务上意见分歧,这是之前他与陈傅良矛盾的延续。周、陈两人矛盾的产生缘于彼此政务理念的不同以及时事的变迁。

周必大、赵汝愚与永嘉士人

孝宗淳熙末年,叶适、薛叔似等永嘉士人构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他们围绕在周必大的周围,成为其坚定的支持者,并因此而遭到留正攻击,大都被逐出朝廷。与周必大相交莫逆的赵汝愚回朝后,有意重新启用这些永嘉之士,他们再度团结在赵汝愚身边。正是在这些永嘉士人的竭诚协赞下,赵汝愚成功地策划实施了绍熙内禅,令南宋度过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直掖垣登玉堂——论周必大与王应麟的两种同名作

周必大与王应麟皆为南宋大臣、学者、文人,著述宏富。二人著作中有两部书同名,即《掖垣类稿》和《玉堂类稿》。周必大的《掖垣类稿》、《玉堂类稿》专收制诰文。王应麟在制词之法、制诰文撰写等方面受到周必大直接的影响,而在文风温雅、文体区分方面又与周必大不谋而合。他以周必大书名为己所用,合情合理,于此亦可略窥南宋词科的发展和文体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