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安的包容精神——以周秦汉唐为例

周、秦、汉、唐均建都古城长安(今西安)。周人以礼仪贤德包容四海,制礼作乐,统治天下。秦人以宽广的胸怀招贤纳士,秋风扫叶,创建基制,震慑四方。汉人以“大一统”的梦想构筑帝国,始开丝路,融合匈奴,汉匈和睦,天下归一。唐人以开放的心态、宏伟的气势以前朝为鉴,创大唐盛世,胡汉融合,万国来朝。故以周、秦、汉、唐为例,论述西安具有的包容精神,以斑窥豹,就教方家。

论传承周恩来崇高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力量

周恩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奠基者和推动者。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热爱人民、自我革命、勇于担当、严于律己等六个方面是周恩来身上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周恩来的崇高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思想之基、政治之基、力量之基、创新之基、实干之基和廉政之基,成为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

周惠芳“形神观”辨治经间期出血所致不孕经验

周惠芳提出从“形神观”论治经间期出血所致不孕,认为本病病机为心肾不交、水火失济,是以经后期阴精不足、血海不能滋长,经间期不达重阴、热扰冲任,从而出现经间期出血、影响两精相合以致不孕。在治疗本病时,周惠芳在调周分期论治基础上,重视调心宁神,使神静则生水、水充则能制火,水火相互制约,避免火旺破血妄行,在临床上每获良效。

大历史观解读周恩来与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铭刻着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历史,浸润着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心血。以大历史观为指导解读周恩来与红岩精神,能够拓宽历史视野。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出发,溯源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解读周恩来与红岩精神内含的文化根基;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出发,立足历史时刻,揭示周恩来与红岩精神的时代内涵;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出发,横向审视周恩来与红岩精神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意义。

周小燕先生民族音乐艺术精神论析

周小燕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声乐艺术的奠基人和卓越代表,堪称中国声乐教育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胸怀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声乐教育家,她对演唱曲目的倾向选择、对声乐艺术归宿的解读,以及为中国声乐学派构建付出的不懈努力,无不印刻着一位人民艺术家饱含浓厚家国情怀的民族音乐艺术精神。通过该文细读周小燕先生之音乐生涯,体会、学习、发扬周小燕先生的民族音乐艺术精神。

周恩来精神研究中几个问题之探讨

周恩来精神的研究成果丰硕,共识多,意义大。本文就周恩来精神研究中存在着歧义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首先是周恩来精神的价值定位问题,笔者认为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一面不朽旗帜。其次是周恩来精神存在的正当性问题,笔者认为周恩来精神既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又有坚实的学理支撑,是党心民心所向。再次是党中央对周恩来精神评价的一致性问题,笔者认为党中央对周恩来精神的评价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

周德安治神学术思想对现代临床治疗的启迪

"治神"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针灸理论中重要的指导思想。周德安教授善于把"针灸治神"的学术思想贯穿于治疗临床病证尤其是神志病之中,并已得到现代医学研究的验证。据此,本文结合近10年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即关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和紊乱与其他器官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之间的联系,归纳总结周德安教授治神学术思想在各类疾病治疗中的运用,分析探讨其良好疗效的原因,以此提出未来应从多层次、多角度展开进一步研究,从而深入挖掘"治神"思想的现代应用,将治神思想发扬光大。

周恩来精神的时代价值及当代启示

系统总结和梳理了周恩来精神的学术内涵,认为周恩来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走向现代的必然产物,是当代民族精神的典范;从周恩来精神所体现的权力观、廉政观、作风观、人才观以及道德观五个角度,探讨了其时代价值;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党员干部公仆意识、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等方面剖析了周恩来精神的当代启示。

“周恩来的精神”传统渊源探析——论儒家文化对“周恩来的精神”的影响

为深入研究周恩来的人格风范,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周恩来的精神"这一概念。"周恩来的精神"思想文化渊源十分复杂,既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受到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对"周恩来的精神"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怀民兴邦的入世情怀,和而不同的中庸精神和信守诺言的君子人格。

周文骏先生史学研究的独立意志与求实精神——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为例证

周文骏先生持唯物史观,讲客观原则,重历史真实,守学术良知,治史甚为严谨。他具有独立于思想意识形态之外的求实精神,做到不隐晦、不遮掩,加上挖掘的史料之深及对历史事件较全面的把握,使得《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有着更为纯真的史学品性,从中能窥见学科发展的一些规律和理数。

周恩来--当代政治家的楷模

周恩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一直是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成员,在20世纪的国际舞台上也享有盛誉。他以其坚定的革命信仰、卓越的领袖风范、杰出的政治智慧、超凡的领导才能和迷人的外交风度,成为当代政治家学习的楷模。

周恩来与红岩精神

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周恩来带领中共中央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培育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是抗战时期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产物。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周恩来身上展现出的五种精神品质,成为红岩精神科学内涵的核心内容。周恩来、南方局、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源头;《红岩》小说中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红岩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东周社会尚武精神探源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崇文尚武的民族美德,尚武精神历来为中华先民所推崇。其在社会大变迁的东周时期再度兴盛,这是与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和民众心理因素密切关联的。通过梳理学界前人的相关论述,发现了目前学界在研究东周社会尚武精神兴盛的原因的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本文从其兴盛状况起笔,系统分析东周社会的地理环境、军事战争、国家政策、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原因,深层次探求东周社会尚武之缘由和文化实质。

谢海洲教授论脑窍的生理功能

本文以中医文献为佐证,就谢海洲教授的脑窍学说进行了初步的论述。

周恩来精神的实质

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精神的实质,其实这只说出了周恩来精神的共性。周恩来精神还有突出的个性特征。周恩来精神的实质应该是贵和的大爱为民精神。说公仆精神是周恩来精神的核心和真谛,这种说法存在逻辑上的欠缺。公仆精神是务实精神、奉献精神、淡泊名利精神在公职人员身上的体现,是实事求是世界观、社会本位的人生观、舍己为人价值观决定的,而不是倒过来,公仆精神决定其他精神。解读周恩来精神的内涵,受时代与解读者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但客观存在的周恩来精神居于决定地位。

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完美结合——试论周恩来精神的特征及形成特点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世界伟人,他的一生不但功勋卓著、彪炳史册,他崇高的精神在人民心中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在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产生周恩来这样的伟人和周恩来精神,不是偶然的,它是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革命人生观的完美结合。周恩来精神特征及形成特点:一是传统文化滋润—体现民族美德的周恩来精神;二是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陶冶—闪耀共产党人特质的周恩来精神;三是独特的人生品质与修养—周恩来精神之升华。

论中国“乐教”的发生

近人刘师培据传世文献认定虞舜时代即有“乐教”,且将其基本内涵理解为音乐(含歌舞)教育。考古学已经证明,新石器时代即有乐器与歌舞的遗存。不过,殷商甲骨文和金文虽有“乐”字,却均为地名而不指音乐,周公时代才以“乐”指称人内心的愉悦,这种愉悦虽包含音乐却不特指音乐。明晰的“乐教”思想、完备的“乐教”体系及有效的“乐教”管理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虽不能说原始音乐歌舞对周代“乐教”没有影响,但二者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前者是服务于“通天”的巫觋文化,后者是落脚于“治民”的世俗文化。前者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在任何一个史前民族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后者的文化精神却只有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中才绽放异彩。如果说“制礼”乃“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那么,“作乐”则是用以协和万邦、融洽上下、调节情感的文化创制,其旨则在让周人这一“道德之团体”在宗法封建的制度环境下享有和谐生活与艺术感受,培育出快乐精神,以保周天下的长治久安。因此,“乐教”是礼乐文化的重要内涵和制度保障,培养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向度和民族性格,故值得特别珍视和努力弘扬,以促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论周恩来与八一精神

八一精神是在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中孕育形成的。八一精神体现为敢为人先,听党指挥,不屈不挠,为民奋斗的革命精神。周恩来作为南昌起义的组织领导者,起义最坚决、信念最坚定、工作最繁忙,为起义的胜利以及保存起义的火种发挥了重大作用。周恩来是八一精神的主要缔造者、培育者和杰出代表,用自己的革命行动生动地诠释着八一精神,为八一精神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周易》“元亨利贞”的人文精神

"元亨利贞"是《周易》的一个著名命题,自古以来人们对它有过多种不同的阐释,至今没有一种定论,这表明它本身具有丰富义涵,故能给后人以无穷启示。我们从现代人类文明的深厚背景出发,可以对"元亨利贞"形成新的理解与感受,此亦正是《大学》所说的"日新"之义。现在我们只有依照中国古典文献学强调的训诂方法,充分参考古代学者的训释,借鉴现代文明的思想观念,才能对"元亨利贞"的丰富含义作出全新的挖掘。

周恩来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主观原因,就是周恩来有如下精神:忠于真理的精神、善于学习的精神、富于理性的精神、勇于创新的精神、勤于实践的精神等。探讨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的原因,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