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中的政治维度——以《山乡巨变》为考察中心

《山乡巨变》中的风景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风景,最终转义为表征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想象。小说一方面通过风景疏解文本暴力、疏离政治实践,表现新农村的人情美和自然美,以此回应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风景表现农民与政治碰撞后主体与观念的嬗变,回应对人民进行现代化改造和教育的政治要求。《山乡巨变》中的风景具有观照主体和超越现实的独特性,丰富了农村题材小说表现政治的艺术形式和意义空间。

周立波故乡题材小说中的乡村叙事和浪漫精神

1955年周立波返乡以后,小说创作特色愈加凸显,这体现在其故乡小说中地域性十足的乡村叙事上,同时浪漫主义精神也在乡村叙事之中悄然流露。浪漫的精神与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在字里行间的碰撞构成了小说独特的艺术张力,在朴实无华的言语之间闪烁出动人的激情。

《周立波小说的欧化倾向》商榷

周立波作品中的“当……时候”“被……所……”“使……”都不是欧化语法,而是汉语固有的语法现象。同义复音词“沉默、控制、嘶叫、激烈”与复合词“发表、拥护、咒骂、集体”不是周立波时代由于翻译而创造的新词,而是汉语固有的词语,有的有悠久的历史,有的还很常见。

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

《暴风骤雨》之郭全海、赵玉林、韩凤歧等人物形象在故事发生地多有原型基础,其原型人物皆是生活于东北乡村自身生存逻辑与符号系统之中的普通人物。这些混杂难辩的人物本事进入小说后,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重新增删、归类和组织,进而被重建为历史化的"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功能性结构为当时"弱者的反抗"生产了新的人生认同与价值秩序。

周立波小说的深层创作心理探析——以1950及196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情爱叙述为考察中心

女性形象及情爱叙述是周立波小说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周立波小说的深层创作心理。小说中女性母性化的人格特征,以及"象征父亲"的威慑性在场,反映出作者的"俄狄浦斯情结";小说文本隐伏着显意识和潜意识的双重动机,两者建构的主题呈对立统一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洞悉,有利于明晓周立波小说复杂性特征的根源。

论《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形象

《山乡巨变》塑造了邓秀梅、李月辉、盛佑亭等30多个基层干部和南方农民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对乡土人物在历史推进过程中命运的深重忧虑。亭面糊作为当时新旧意识冲突下地道的湖湘农民的代表,他不仅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典型,也是作家“承受着一切塑造典型的伟大艺术家的遗产”、“把握住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果与结晶,是益阳老头中的“这一个”。

三种文化形态的合流与牴牾——重解周立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小说

周立波50、60年代的农村题材的小说体现了三种文化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官方主流文化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合流与牴牾,它们的合力与张力使周的小说具有开放性,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裂隙,周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知识分子在文化选择上的矛盾与游移。

当代乡村意义符号体系的重组——从一个视角解读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山乡巨变》所描写的绝不仅仅是当代中国农村外在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变",而是同时较多地留下了对乡村社会的意义符号系统进行彻底改造的具体而丰富的细节和场景。这表现在建筑与居室布置及其相应言说符号的改写,关于尊卑贵贱秩序及读书人与非读书人地位等方面的重新理解和排位,还有对于女性行为礼仪、规范以及爱情态度方面的大幅度调整和改写,等等。作品以此表现出与《暴风骤雨》不一样的"史诗性"。

周立波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历史回顾

周立波从延安时期开始讲授俄罗斯文学,着意培养现代文学青年;20世纪50年代初两次荣获斯大林文学奖;20世纪60年代作为"乡土文学"能手备受俄方赞誉。那是一段美好光彩的历史回忆。

理论与创作的双重建树——周立波关于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论述与实践

周立波《山乡巨变》等小说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独特风格,这是他长期理论探索的灿烂成果,也是他一贯的艺术追求。周立波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积极参与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他更是自觉地走向人民文学的道路。他主张艺术家要用独特的艺术眼光精当地吸取中国古典艺术遗产的精华,形成自己作品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如何运用方言土话于创作方面,周立波也有自己成功的创作经验和独特的理论阐述。

周立波的编辑思想与实践

周立波是可亲的人民作家,也是可敬的人民编辑家。他的编辑思想和理念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他认为,编辑要有服务社会的担当意识、服务人民的读者意识和服务作者的育人意识。周立波的编辑思想和理念至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给人以启迪。

周立波与肖洛霍夫

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深入并且自成体系,与肖洛霍夫更是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理想,为自己的民族创作了不朽的作品,展示了新的社会变革波澜壮阔的斗争史诗,丰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论和实践。

周立波笔下的儿童形象

周立波笔下的儿童形象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苦孩子,二是红孩子,三是好孩子,四是纯孩子。前三种儿童形象表现了他创作中强烈的政治功利意识,纯孩子形象则表现了他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

周立波的革命文学情结

周立波一生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在他的作品中也体现出浓厚的革命文学情结,这种情结来自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的影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引、"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新文学的哺育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

周立波散文的红色文化精神

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是不断发展的。周立波散文蕴含丰富的红色文化精神,他敬仰领袖、礼赞伟人,讴歌抵御外侮、血战到底的抗战将士,赞美勤奋劳动、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具有揭露社会黑暗、同情百姓的民生情怀。他散文中的这些红色文化基因对青年一代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敬业爱岗,奉献祖国具有极大的教育和促进作用。

周立波的益阳小说在中国乡土小说发展中的地位

周立波以故乡益阳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并不是“十七年”时代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而是具有充分的乡土性,并且与现代文学发展时期的乡土小说特色不同的新的乡土小说。他的这些乡土小说在“十七年”时代延续了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传统,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意义。

周立波研究的历史回顾

从1938年至2008年,70年的周立波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主要论文论著及其研究各具特色;周立波人品与作品留下了可供不断发掘的文化资源,周立波研究面临向新的深度掘进的任务。

周立波文学创作研究综述

周立波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关于周立波文学创作的论著不胜枚举,主要集中于探讨他的艺术技巧、风格流派、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等方面。对周立波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51年到1957年的研究、1958年到1978年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

周立波小说与十七年文学的南方审美话语建构

关于周立波小说“侧面表现”“时代气息不够鲜明”的评价,是一种由地缘政治差异和地域文化独特性所导致的误读。中国历史的不平衡发展和“家国天下”的文化遗存共同作用,形成了十七年时期地缘政治生态之北方中心区和南方辐射区的差序格局。周立波小说呈现出“侧面表现”的特征,实因重在探讨这一时期南方政治文化辐射区接受北方政治中心话语的人格表征和思维模式。他的作品既展现了南方本土话语与政治中心话语相碰撞时的精神人格特征、思想观念状态与文化融合本相,又深层次发掘了南方本土话语接受政治中心话语的话语阐释场景、意义解读路径和价值认同逻辑。以周立波小说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南方审美话语具有艺术经典性,有力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层次感和丰富性。

社会进程的历史性与角色转换的再认知——对周立波创作的一种历史再审视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社会转型期间,周立波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创作不可避免会受到社会进程(包括实践和理论)的历史性规约作用;创作理念的及时更新,使周立波笔下的农民形象完成了五四农村小说以来从沉默奴隶、觉醒民众再到具有真正社会主体性的时代主人翁这一历史性的角色转换。更为重要的是,周立波以其创作实践印证了鲁迅先生早期关于"工人农民得到真正解放"的"平民文学"的论断,从而纠正了五四以来农民描写与"平民文学"的发展偏向,成就了真正的"平民文学"的时代,因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