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必大对南宋国家治理的建言对策

南宋名臣周必大积极入世,官至丞相,其针对南宋国家存在的问题提出诸多建言对策。在人才问题上,他提倡不拘资序,平时做好人才储备,有需要时适才而用;在制度问题上,周必大针对科举发解试中的积弊和档案管理中的漏洞提出了改进建议和措施;周必大主张官员推行久任制度,同时革除荐举之弊;在国防问题上,周必大针对四川马政和两淮民兵提出了改进建议;在社会治理方面,周必大提出了疏与堵结合的对策,既要加强防范又要缓和矛盾。他对南宋国家治理的建言对策多能切中时弊。

守正创新:苏轼的《诗经》学思想新探

苏轼在《问<小雅>周之衰》和《既醉备五福论》中间接表达了基于《诗经》学术问题而形成的观点,其思想兼具守正与创新。在汉唐学说影响下的苏轼形成了对《诗经》基本性质、重要命题等内容的理解,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部分。苏轼文章善发议论,高倡“人情”,强调《诗经》的文学属性和通经致用的儒家传统,既是“三苏”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在北宋初年新旧学术交流碰撞的浪潮下文人学者的思想变化,为研究当时《诗经》传播、接受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以《既醉备五福论》为代表的议论文章也具有独特的《诗经》学文献价值。

周易艺术歌曲音乐风格与演唱实践

中国的艺术歌曲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程,诞生了数量众多的精品,是中国音乐文化殿堂的重要成员。中国的音乐家们为艺术歌曲创作与表演的民族化付出了艰苦努力,推进了中国声乐艺术走向世界的进程,而作曲家周易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文以周易艺术歌曲创作特色为出发点,分别从文学特色、创作特色、演唱实践三方面分析周易创作的《钗头凤》《滕王阁序诗》《报答》三部作品。

周密《效颦十解》与南宋两浙词学思想建构

《效颦十解》是周密在宋亡之后创作的联章拟效词,被收入自编词选《绝妙好词》。该组词依次拟效了花间、辛弃疾、卢祖皋、史达祖、张辑、孙惟信、赵汝茪、吴文英、龟溪二隐及施岳,通过互有异同的拟效策略,留存并勾勒了以两浙江湖词人为核心的南宋四代词人图景,有效保留了周密师友群体的词作、词法及个体生命。除此之外,周密还将南宋故实与个人闻见融于这组拟效词中,使其能够全面承载故国之思,展现了“词史”意识的萌芽。这些文本内蕴在《绝妙好词》中有着更为丰富细致的体现,与《效颦十解》构成了强烈的互文性。此外,《效颦十解》拟效对象的四个代际分布,还在结果上叙构出了一道南宋两浙江湖词人统绪,成为清代浙西词派词统建构之滥觞。

《诗经》周人居住建筑的文化蕴涵

《诗经》蕴涵的居住建筑文化是周人日常生活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真实地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周人居住建筑文化样貌。《诗经》周人的居住建筑文化是由居住建筑方式、居住建筑格局、居住建筑习俗等要素构成的。其中居住建筑方式有“宫、室、屋、宅、家、居、盘、宇、穴”等;居住建筑格局有“堂、庭、寝庙、仓、廪、厩”等;居住建筑习俗有“居住建筑选址仪式、居住建筑落成仪式”等。以上各要素融合、统一、凝聚形成了周人居住建筑文化的特质,反映出周人的居住建筑是以井田制为基础,以家庭血缘伦理关系为纽带,以现实生产、生活需要为宗旨的整体文化蕴涵。《诗经》居住建筑文化是周人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一地域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总结。

社会伦理视域下《诗经》中的女性规训探析

作为儒家经典,《诗经》中的篇目均表现出了鲜明的伦理倾向。就性别伦理而言,《诗经》中的父权和夫权倾向不可忽视。《诗经》当中不少篇目以父权和夫权为主导,借助道德观念宣扬和生活愿景勾画暗示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同时间接地形成了一种伦理规训,在宏观礼制观念和微观家庭观念上申明了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从属地位。而女性也在无形当中接受了这种规训,承认了男性主导的观念体系。该文结合《诗经》中的具体文本,揭示《诗经》中男权伦理的具体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尤其是这种男权伦理得以合理化的外部社会条件和内在观念条件。这对了解西周时期的社会状况、伦理观念有着重要参考意义,同时,也更加凸显出《诗经》在当今社会性别文化中的研究价值。

蜀石經所見《周禮·考工記》文本管窺

唐石經被稱爲是“古本之終,今本之祖”。蜀石經是否與唐石經同祖太和舊本,以及蜀石經對後唐長興本、宋景德本以下有何影響,都是經典文本流傳中不可忽視的環節。以蜀石經《周禮·考工記》殘拓爲對象,從文獻和文字兩方面考察,推知蜀石經與開成石經同祖兼有經注的太和舊本,唯開成石經僅取其經文而略加校勘,蜀石經則兼取經注,故蜀石經注文大致是太和舊本的面貌;長興本注文是在太和舊本基礎上廣收衆本再經校勘的文本,所以與蜀石經注文有不小的差異,張■《石經注文考異》是其見證。蜀石經注文中略可窺見唐代太和本以前的一些影子,但其校勘粗疏,留下不少譌誤。

宋明江右儒学主静工夫之旨趣

宋明时期,江右是宋明理学的重镇。江右思想家对主静工夫的关注和阐发异彩纷呈,将周敦颐所开启的静论思想一以贯之。周敦颐提出的“无欲故静”“主静立人极”的思想不仅对之后的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开创了江右的静论传统。陆九渊以“心赅动静”为标识,以动静如一检视心性修养之功效,开创了心学的静论传统,同时也是抚州地区静论的代表。胡居仁自觉接续朱熹之学统,以“敬贯动静”为标识,以常存天理,拒入虚寂无实为学问进路,是上饶地区静论的代表。聂豹、罗洪先承阳明之教,浑融心学、理学之静论,默契濂溪主静之旨,以“主静归寂”“主静立体”为标识,立足于以主静之学消化良知学,他们属于阳明后学中主工夫一派,是吉安地区王学静论的代表。江右静学的传统连绵不绝,横贯理学与心学,可谓是宋明时期熠熠生辉的地域性思想。

泰州市北宋墓群清理

1999年在泰州市东郊抢救性地清理了一处宋代墓葬群,这是泰州地区第二次发现宋代墓葬,出土了一批精美的漆器、成套的文房用品和标有墓主姓名的买地券,为研究宋代泰州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

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提出:1.除了《武》、《酌》、《桓》、《赉》,以外两篇,“自古无说”;2,《昊天有成命》、《般》为《大武》六篇中的两篇;3,《大武》诸诗“语义相承,不独为一诗”,诗的顺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笔者对这些说法,根据史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仅有关《诗经》诗篇的解释,而且实际涉及到如何认识古代礼乐形成的过程,如何认识礼乐和民间舞乐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卫武公《抑》创作时世考论

《抑》是一首卫武公对周平王的诫勉之诗 ,当作于《青蝇》、《宾之初筵》之后 ,大致在周幽王十一年 (前 771年 )至周平王三年 (前 768年 )之间。

蔡邕《独断》所载《周颂》序说辨疑——兼论《独断》的窜乱迹象

蔡邕为汉末著名学者,其《独断》一书记载了《诗经·周颂》各篇之序说,且与《毛诗序》极为雷同。前人或以此为鲁说,或以此为毛说,皆认为是蔡邕所录。但笔者发现,此序说并不符合蔡邕一贯的《诗》学立场,且杂糅了蔡邕所未见的《毛诗笺》,《独断》书中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窜乱痕迹。基于这些理由,笔者认为:《独断》所载《周颂》序说实与蔡邕无关,乃后人窜入之文。

殷周祭祖礼的因革与《周颂》的礼乐性质

《周颂》中不见祭祀周穆王及后世诸王的颂歌,这与周代祭祖礼的发展演变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殷周对抗之际,“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一方面消解了殷人天命神权的合法性,同时也让周人失去了“天宗上帝”的必然庇护。周人的先祖,尤其是文王与武王在不断被歌颂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周人实际上的保护神。但从祭祖礼的角度而言,周初一方面损益殷礼创造“配天而祭”的祭祖礼仪,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又遵循着“祭不过三代”、重视近世祖先的习俗。随着时世推移,文王、武王先后超出了近世三代之祖的祭祀范围,而政治上仍然存在着推崇文武的强烈需求。于是,融会整合两种礼俗,推尊文王、武王为“百世不祧之祖”的昭穆制度应时而生。通过昭穆制度,周初就已成熟的祖神分离思想最终落实在礼的实践层面上,通过神化后稷、文王、武王以配天的郊祭与专祭祖先并重视三代近祖的庙祭表现出来。这一次对祭祖礼的融会整合,确立了周人礼乐精神中“雅”“颂”分立的核心本质,以告功娱神为目的郊祭之乐“颂”随着郊祭礼仪的稳定趋于定型,以“立政”为目的、“言王政之所由兴废”的“雅”乐由此开始走上繁荣兴盛的发展之路。

周公作诗传说的文化分析

《诗经》中,有七篇作品被战国秦汉学者指实为周公所作,但后人颇多争议,驳论之说多可成立。秦汉时代流传的《诗经》本事偏重于道德之善,而相对忽略事实之真,多为战国时人臆造。清华简所载《蟋蟀》本事当是后人拟撰附会。

祭祀祖先和以性娱神——《周颂》、《九歌》祭祀诗两极现象的文化考察

本文从周公制礼作乐的北方礼乐文化和巫风盛行的南楚文化之差异大背景着眼,通过对祭祀对象、祭祀功能及祭祀手段诸层面的分析,揭示了《周颂》与《九歌》呈现两极反差现象的原因。通过对先秦巫的主要职掌及特性的探索和《九歌》文本的考察,揭示了《九歌》以性娱神的真面目。

从舞容与颂诗的关系看《大武》在典礼中的运用

《大武》舞容与颂诗内容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学者从舞容所代表的意义去考察《大武》所用颂诗的方法是不合适的。《礼记》孔子与宾牟贾的对话、《左传》"季札观乐"、诸侯各国对《大武》的僭越行为等,都说明《大武》舞容与所用颂诗之间存在一定的游离关系。从舞容与颂诗之间游离的角度来看《大武》的用诗情况,会更加清晰明了。在具体的祭祖典礼中,从三献起开始演奏《大武》乐,《周颂》中的祭祖诗根据不同的祭祀种类和对象进行分分合合。在"九献"之内,《大武》作为祭祖诗的背景音乐,并不限制或影响新的祭祖诗的产生。"九献"之后,天子亲帅群臣舞《大武》,此时歌唱《维清》、《武》、《酌》三首诗。

《诗·卷耳》“周行”试解

由于经师的附会,使得《卷耳》中“周行”一词的训释历来众说纷纭。本文在对其进行详尽爬梳的基础上,通过对该诗主题的文学性分析及“周行”二字文字学上的溯源,并根据其在语言逻辑和艺术表现上的对比,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这对全诗及《诗经》的研究显然有更深的补益。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宋子文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子文在事变后初次赴陕,即坚定了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的信心,再度赴陕,则在事变各方间极力斡旋,以其高超的谈判能力和务实的政治风格推动着事变走出险象环生而朝着有利于和平解决的趋势发展。事变后,宋子文又尽己之能善后西北,最终使事变和平解决得以完成。但宋子文的这一作用不是孤立的,没有周恩来在事变中所起"谋主"的作用,宋子文是无法"树柱壁"的,而历史选择周、宋充当和平谈判的主角,则是由许多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因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