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的新文学——以晚年周作人与香港文学的关系为例

晚年周作人与香港文学之间所发生的关系,可以说明在近20年来关于香港文学、南来作家研究以及几种不同取向的香港文学史书写中,几种价值取向迥然不同的香港文学史的书写背后所共享的是同样“外来”的新文学观念,而在不同的地域文学书写及其对某种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那些“当然”的问题预设、知识阈限和思想方法上二元对立的“中心”与“去中心”观念,合谋了我们今天的困境。

甲申周作人的家国书写

"守住中国人的立场"既是民族国家立场的表达,也是沦陷区知识分子应守的道德底线,对周作人而言并非故作装潢的门面话。周作人的"中国"之声和"精神"追求表达了尊严的诉求和独立的姿态,无形中抵制了侵略主义者的文化殖民霸权。即便在他最自我不过的美文中也不难找出民族国家的剪影,不难寻觅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合影。与民族国家情结相比,闲适至多是一种调节,一种文化的平衡,彰显了现代性的喧哗与骚动。周作人的文章多被误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谐谑讽刺手法的运用,言近旨远的譬喻和"夹行中的意义"的审美诉求。对沦陷区的战时环境而言,周作人"人的建设"工程意义重大。翻译行为本身也成了周作人的有意批判和间接抗议。

人的文学:若子之死与文学之争——以1930年的周作人为中心

周作人主张"生活"与"人情"的合理和健全,对非正常死亡的若子的纪念正是他为此所作的补偿,也是他内心平衡的结果。若子之死后的周作人继1921年大病之后再度集中购读和翻译佛经。无论是若子一周年忌辰的"诵经""放焰口",还是此后的购读佛经,都是他"仪式"的表达,而其"神话"则更多体现在他为此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之中。"凡俗的人世"也是周作人一贯的思想坐标和审美境界,堪称他几乎所有"主张"的基础。"两明风波"中的周作人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他对革命文学的态度;二是他对待论争的态度。周作人自称的"转向"毋宁说是确立从前的方向,而非别寻路向。

退让与坚守间的知堂余味——周作人后期散文创作浅论

周作人解放后散文从理论建树和影响方面虽不及其二三十年代创作的散文,但从周作人散文创作的整体而言,他在为求生对现实做出退让的同时依然保持“求胜”的精神,坚守“表现自我”的文艺观和自由独立的精神,这对完整理解周作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张炎游霅川、毗陵词考述——兼论周密晚年归隐吴兴事

文章通过对张炎入元后漫游浙江西路时,在江阴、吴兴、常州、宜兴等地相关词作的勘比,首次考证出张氏大德七年(1303)游霅川,大德八年(1304)游毗陵的史实;又通过张炎赠周密的三首词作,确证周密晚年归隐家乡吴兴;张炎在霅地时,周密已经七十二岁。因此,夏承焘先生关于周密卒于大德二年(1298)、得年六十七岁的结论有误差。

周作人元旦枪击事件新探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11号家中遭刺客枪击,因子弹打在钮扣上而侥幸逃过一劫。此次枪击事件与周作人出任伪职一事在时间上相互重叠,人们普遍认为枪击事件是促使周作人附逆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周作人在当时抑或事后对此事的解释总是避而不谈或自相矛盾。回顾整个枪击事件可以发现,这一事件并不是促使周作人落水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枪击事件导致了周作人附逆日伪政权,不如说是周作人借此事件将之前已存在的附逆行为公开化了。

由清华简郑国史料重拟两周之际编年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与《郑武夫人规孺子》诸篇均出自郑国史料系统,其在涉及西周灭亡,平王东迁的史事时提到的“三年”,应是郑国史官有关“平王东迁”年份的确切记载。二者系联,似可重新推拟清华简郑国史料记述下的两周变局:幽王十一年(前771年)骊山死难,王子余臣被以虢公翰为首的“邦君诸正”立于西虢的携地。幽王死后第二年、晋文侯十二年(前769年),郑桓公克桧。幽王死后第四年(前767年),郑桓公灭东虢。幽王死后第九年(前762年),平王得到晋文侯、郑武公的支持,立之于京师。幽王死后第十二年(前759年),携王伐西戎大捷,平王东徙,止于成周。幽王死后第二十一年(前750年),携王被晋文侯所杀,平王正统地位确立,郑武公得正之东方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