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学派”考辨

由朱次琦建立的"九江学派"是晚清、民国时期广东重要的学术流派,出其门下的两大门人简朝亮、康有为,分别在传承与嬗变两方面对"九江学派"产生巨大影响。100年来,黄节、简朝亮在诗文作品中提到的"九江学派"未能得到广东学界的足够重视,既严重制约人们完整认识晚清、民国时期的广东学术,也阻碍对朱次琦、简朝亮、康有为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九江学派"研究亟需世人给予足够重视。

简朝亮对朱次琦学说的传承与发展——兼与钱穆先生榷议

无论是重塑朱次琦的经师人师形象,接着朱次琦的"四行"、"五学"往下说,还是遍注儒家经典,简朝亮都是结合新的社会形势,朝着朱次琦学说的既定目标、具体路径为它输进新内容,使获得了较大发展的朱次琦学说延至民国中后期,并与同出一门的康有为别出的岭南近现代新儒学产生尖锐冲突,呈现岭南儒学近代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因此,钱穆认为简朝亮未能传承朱次琦之学,实是未能抓住简朝亮经学生涯乃至朱次琦学说的要害。

简朝亮与康有为述论

迥异的学术背景和人生志趣,以朱次琦学术思想为中心,礼山草堂孕育的简朝亮、康有为二人的学术分歧,学术思想的异同不仅决定简、康二人的关系,急促前行的时代更是一把双刃剑,将一生对垒的简、康二人与其身处的时代一同遗弃。

简朝亮的诗论与广东传统儒家诗论的终结

简朝亮将朱次琦推崇《诗经》,以性情、学籍、兴致三者备为诗之善的诗论强化为亲风雅、以诗"在治忽"等儒家诗论。简朝亮的诗论对邓方《小雅楼诗文集》、黄节《诗学》《汉魏六朝诗六种》产生明显的影响,师生共同守护广东传统儒家诗论。

论朱次琦与简朝亮

朱次琦临终前自焚所著与简朝亮重塑朱次琦经师人师的形象,传承朱次琦的学说与简朝亮学说的断裂,既反映朱次琦、简朝亮师徒二人的形不离影,更体现洞识时代前行方向的重要性。

论朱次琦的伦理思想

广东名儒朱次琦的伦理思想由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组成,即"四行"修身条,体现出儒学在其发展的原生阶段立论朴实、旨在重视人伦和人的实践智慧、追求以人伦为本的社会和谐秩序的特点。

朱次琦与近代岭南诗派——以汪辟疆所论为中心

朱次琦以诗经世之作呈现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然仅在内容上体现杜诗沉郁之境,并未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其景物诗与赠答诗则在形式上实现杜诗的顿挫之境,但在内容上则远离杜诗之沉郁。因此,将朱次琦纳入近代岭南诗派之列,体现了汪辟疆的独到识见。

“九江学术”百年研究述评

本文主要从研究著述的出版、研究的总体概况、繁荣期研究的突破、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的建议等五方面,对百年来朱次琦的学术思想研究作一述评,以期推进有关朱次琦的研究。

《朱氏传芳集》的编纂特色与史料价值

内、外集平分秋色与撰写人物履历目录,是《朱氏传芳集》最大的编纂特色。其不仅是广东南海九江朱氏族人的作品集,更是外乡人写赠朱氏族人的作品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对岭南名儒朱次琦、岭南诗社和南园诗研究的深化、拓展,是其史料价值的主要体现。

千秋新学开南海 百世名儒仰九江——晚清鸿儒朱次琦学术思想初探

朱次琦作为晚清南海鸿儒，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治学思想主要表现出尊宋斥汉、崇朱黜王、申实复孔、尊经重史的特点，这些特点均是围绕“经世致用”、“资治明道”这条主线而展开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也有值得辨正之处。

曾钊、朱次琦学术活动、学术思想的差异性

立足省城还是乡土,依托官办书院还是创立私人书院,著书还是讲学,编纂地方志还是乡志族谱,是曾钊、朱次琦学术活动差异性的主要方面。曾钊、朱次琦学术活动的差异性,潜藏着他们学术思想的差异性。宗尚汉学还是宋学,是否兼重修身与治学及修行、治学的内容、特征,是曾钊、朱次琦学术思想差异性的主要方面。

康有为与理学之交涉重探

康有为家族具有浓厚的程朱理学传统,但他早年并未深受此影响,他早年感兴趣的是经说、史学、考据学等内容,并向往取得伟大的经世事功。进入朱次琦门下,康有为主要致力于考据学,即试图通过对经史之论的讲求来“明道“”救世”,但他很快发现考据学已变成一门无用的记诵謏闻之学,无法实现其理想,这让他内心陷入极度的怀疑、惆怅、苦闷和彷徨之中,故而开始“静坐”和“习静”,这两次灵修经历并非标志他偏重或者转向陆王心学,而是彻底抛弃通过考据学的路径方法来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乙酉年,康有为大悟,开始大力发明和倡导孔子之学,他在孔子之学的标准下,融摄“程朱“”陆王“”西学”等古今中西学问之长之宜,他在义理上的“尊朱”与教学实践中的偏好“陆王”并行不悖,皆是“尊孔”的表现。此外,虽然康有为日后有很多与程朱理学相关的主张来源于其早年的教育经历,但这不能反推出他在当时就持此主张或深受此主张的影响。

简朝亮的族谱研究

《南海九江朱氏家谱》所体现的朱次琦的以谱学为史学、尊古例、重纂例的谱学思想与半个世纪以来广东社会发生的诸种风云变幻相碰撞,成为简朝亮在1911年、1921-1926年以编纂《顺德简岸简氏家谱》《粤东简氏大同谱》坚守封建宗法制的思想支撑,由于谱书编纂的外在环境已经发生划时代的巨变,这2本积累了简朝亮心血的族谱不仅在编纂体例上有别于《南海九江朱氏家谱》,而且,从谱书的编纂者到谱书所记载的事件,《粤东简氏大同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广东封建宗法制的落幕。

朱次琦、陈澧汉宋学调和论

同治年间广东宋学的发展,为汉宋学对话提供了可能性,以朱次琦、陈澧为代表的广东学者使嘉道年间由阮元、林伯桐奠定的广东汉宋学调和显得脉络清晰。无论朱次琦、陈澧主张的汉宋学调和差异有多大,汉宋学调和都有益于广东近代儒学的健康发展,与广东近代传统儒学繁兴互为表里,但它无法改变儒学相对衰落的结局。

朱次琦的文艺思想

朱次琦重视文道关系、诗论与文论呈现宗经特色的文艺思想,具备儒家文论的基本特征。2015年首次进入学界视野的《四书讲义残稿不分卷》体现了朱次琦以《四书》文开馆讲学,第一次为长期以来处于臆测状态的朱氏门人科场显赫找到了证据。

近代广东的书院与学风——以朱次琦早年从学经历为线索

清初广东书院在学风上承续白沙心学和阳明心学余脉影响,康雍年间则转以程朱理学为正统,至阮元督粤,设立学海堂,将汉学学风引入广东,形成汉学强势、宋学转弱的新局面。朱次琦早年就读于广东四大书院中的羊城书院和越华书院,师承程朱学者陈继昌、汉宋学者谢兰生,又曾入选学海堂首届肄业生,接受汉学家阮元、曾钊点拨,其治学兼采汉宋,与其从学经历密切相关,其思想的转折变化,反映了近代学人学风与时代思潮间的复杂联系。

清代中期南北汉宋学之互动——以朱次琦与王筠学术交往为例

朱次琦是晚清岭南大儒,其治学宗法程朱,兼采汉宋,不持门户之见。王筠是北方学者,以音韵、训诂学见长,有清代说文四大家之誉。朱次琦游宦山西期间,与王筠展开学术交往。王筠虽是汉学家,但在治学方法上平章汉学、宋学,朱次琦受其治学理念影响,在教学中有意与强调恢复汉学注经传统的学海堂相区别。探讨朱、王二者的学术往来,有助于了解清代汉宋学在南北方学者间的互动与传播,加深对清代学术整体面貌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