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北平师范大学复员运动述论

抗战期间,北平师范大学被迫西迁陕甘,最后被易名为西北师范学院。师生和校友一直视学校为北平师大的继承者,并抱持复员的愿望。但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并没有把她纳入回迁计划之中,为此引发了师大在校师生、各地校友发动的"复员"运动。这场运动包括了"复校""复大"两个阶段,经过师生、校友坚持不懈地据理力争,终达目的。透过这一运动需要深刻反思的是,教育最高当局应该如何对待一个历史名校,特别是当时中国"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

香港沦陷后朱家骅组织救助陈寅恪的经过

抗日战争时期,陈寅恪曾困居香港。当时陈寅恪在大后方的许多亲友、同事、学生对他身处险境都很关心和焦虑,其中俞大维、傅斯年、杭立武、朱家骅等都在积极设法营救其脱险。尤其是朱家骅在营救陈寅恪脱险中起了关键作用,但一直鲜为人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中有一组函电与此事相关,现依序整理出来,以就教于关心这类研究的学者。

常书鸿与1948年的敦煌艺术展览会

1948年在南京、上海两地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是敦煌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此次艺术展览的相关档案揭示了艺术展览幕后的筹备过程。从最初未被批准到后来获准展览,展示了常书鸿为宣传敦煌文化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结合当时的媒体报道,介绍此次敦煌艺术展览的空前盛况,以及展览所引起的巨大反响。

科学与政治的联袂与博弈——国立中央研究院两任院长的考察

作为国家性科学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人选不仅关系本院的健康发展与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科学事业未来的发展。在中国科学家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必然为其领衔人选的确定发出自己的呼声。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央研究院资助方的政府也有自己的期许。政府对创院院长蔡元培的特任是政治与学术的双赢,而对继任代理院长朱家骅的任命则是双方博弈相互妥协的结果。

抗战期间竺可桢主持浙大的一个侧面——解读竺可桢与朱家骅的几封往来函件

1938年初,浙江省政府停发浙大每月一万元的补助费,竺可桢请求由教育部直接拨发,并致函好友朱家骅,请其出面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斡旋,以促成此事。1939年底,竺可桢为浙大顺利迁移贵州致函朱家骅,请其出面向陈立夫疏通此事,并最终促成教育部六万元拨款。1944年底,竺可桢为浙大自组自卫团所需枪械及划拨应变经费等事,致函已转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请其帮助。通过解读几封竺可桢的往来函件,可以对研究竺可桢、浙江大学校史以至高等教育史提供若干新的思考。

民国时期教育中国化的艰难探索——朱家骅教育思想研究

朱家骅是民国教育家中的一个特例,他出入"官"、"学"之间。在跨越二十余年的教育历程中,朱家骅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思想体系,即在以三民主义教育精神为核心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教育理念下,形成了由"务实、高效"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普及与改革并行的基础教育思想、分层分类发展的职业教育思想、兼顾师资急需与教育长远发展的师范教育思想、立足学校体育的国民体育思想、融训育于教学的训育思想、立足"文化边疆"的边疆教育思想组成的完善体系。

新发现的朱镜宙六封相关信函——兼论朱镜宙与朱家骅的交往及其人生信仰的面向

朱镜宙系民国时期著名财政金融家,其人生之旅,早期为民初著名新闻报人,后履职西北、西南,于财税改革多有己见与创获。抗战后逐步淡出政经界,遁入空门。1949年去台后创办台湾印经处,为台湾佛教界重要人物。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收录有未及刊布的朱镜宙与民国政要朱家骅往来的数封相关信札资料,从中概可缕析二朱关系及抗战后朱镜宙人生信仰的面向。

朱家骅“体育强国”理念的实践

朱家骅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是民国初期的实权派人物。朱家骅一生十分重视体育在振兴国家民族大业中的作用,在民国建立之初就多次尝试实践自己的"体育强国"理念。"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朱家骅历任理监事联席会议理事,多次负责经费筹募重任,利用自己在政、军、商各界的影响力,为发展体育事业筹募资金。尤其在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期间,着力推进"体育强国"政策,为推动近现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权势干预与学术独立——以周天健入职史语所为中心

1942年因日寇入侵而辗转播迁于大后方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不拟招人、违反院章的情况下,被迫吸纳仅有高中学历的周天健为助理员。此事过程异常曲折,名义起初由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分发为助理研究员,然后变相操作为该院院长戴季陶私人推荐。对于处理此事的态度和方式,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之间分歧严重。在权势干预下,最终史语所不得不妥协接纳。这看似平淡不惊的人员入职事件,其实背后暗潮涌动,引起的往还纷争不仅隐含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而且牵涉学术机关下的学人群体在权势干预与学术独立之间、社会现实与学术理想之间的两难抉择。

朱家骅与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台湾党务工作的得失

全面抗战时期,朱家骅以中央组织部长之任,直接负责国民党直属中国台湾党部的筹备、建立与运作。朱家骅出于对翁俊明及其执掌之台湾党部的信任,对其采取庇护态度,不仅对翁氏之实际工作考察不周,亦未能有效协调中国台湾党部与中国台湾革命同盟会、中国台湾革命同盟会内部的派系争执。抗战后期,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积极介入中国台湾党部的运作,一面拉拢、分化台籍志士,一面与其他派系合作,成立中国台湾调查委员会,徐图改组中国台湾党部,将朱家骅势力剔除出中国台湾党政事务。中央的派系斗争加剧了台籍志士群体的分裂,极大地影响了战后国民党对中国台湾的治理成效,埋下了日后冲突的种子。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务干部任用与朱家骅的人际网络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起规范的人事制度,传统社会中固有的人情私谊依旧在党内延续。战时朱家骅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与中央组织部长,基于自身人际资源与过往经历,其主要从中山大学校友、留德学人等群体中选拔党务干部,并日渐构筑起个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力网络。而在国民党新旧党务主持者的代际轮替中,朱家骅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间互相清洗汰换干部的行为,导致派系斗争愈发激烈。国民党党务干部的任用规则与逻辑,不仅折射出现代政党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共生共存现象,同时也是一场党性与人性的较量。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抗战期间,国民党变更组织部和教育部的人事,积极在大学发展组织,势力膨胀,引发源出同门的CC派和朱家骅派之间在各所大学的校园内展开全面恶斗。面对朱家骅派在组织系统咄咄逼人的攻势,陈立夫则利用教育部掌控的资源逼迫各大学就范。1944年,二陈的职位与朱家骅互换,各自反攻倒算,开始新一轮的明争暗斗。被卷入漩涡的大学教授,成为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对于国民党的恶感普遍迅速加剧,思想日益左倾。1945年国民党六大,突然取消大学党部,而中共则趁战后复员之机,加强对大学师生的工作,两党在大学的势力此消彼长。大学教授的离心离德加剧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瓦解,而对中共的缺乏了解则留下后来磨合困难的隐患。

陈训慈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

"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为了调查战时中国文物损失而设,这为日后从日本接收战时被劫夺文物提供了依据。由于战后复员等因素,委员会人员一直未能到位,会务工作也未能有效开展。为了顺利推进该会的各项工作,在教育部长朱家骅多次敦请下,陈训慈克服各种困难出任该会副主任委员。因为主任委员杭立武在南京,难以长期主持工作,所以会务运作和人员安排等方面工作都是由陈训慈筹划。虽然陈训慈深感会务工作"推进不易",但他还是竭尽所能,到会之初就拟定了工作计划,在人事和经费等各项上担起了实际上的领导责任。在各区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文物损失调查工作大致完成,但由于美国的偏袒,在日本的被劫文物接收工作并不顺利,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也在1947年4月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德奥留学派的构建与运作：以朱家骅与洪谦的交谊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欧陆留学派盛极一时,到40年代已分化为德奥留学派与法比瑞留学派。德奥留学派在留德派领袖朱家骅的引领下,积极谋求资源,拓展影响。1942年年初,在朱家骅的支持下,西南联大教授洪谦创办《学术季刊》,聚集留德奥学人开展学术活动。相似的教育背景涵育共同的价值观,留学资源不但构建学人交往的认同基础,还成为缔结人际网络的重要渠道。朱家骅执掌国民党组织部及教育部时期,留德奥学人颇受重用,渐成一脉,乃至20世纪40年代末有舆论称"朱家骅派"已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李四光致朱家骅未刊函札四通考释

李四光致朱家骅的四通函札,分别写于1938、1941、1944、1948年。这一时期,在中日战争及国共内战的影响下,国内政局动荡,李四光领导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经历了两度西迁和复员,但在艰难困苦中,克服困难,坚持学术研究。通过对函札写作背景和内容的考释,我们认识到李四光在筹设地理研究所、调整薪金待遇以提高研究人员工作积极性、派遣研究人员出国留学以造就人才、赴英参加国际地质会议以加强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在英休养治病期间,李四光仍计划从事地质调查和旅行,与国外学者探讨,以论证其学术观点,体现了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李四光与朱家骅之间彼此信赖、颇为融洽,李四光尊重朱家骅,无论所务,还是个人事务,均与朱家骅交流和沟通,以便取得其支持,朱家骅则钦佩李四光的才识和能力,依赖其主持地质研究所,并给予充分的信任、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