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建安书院朱集出版的类型及影响

夏玉麟、汪佃《建宁府志》载建安书院创建时间为嘉熙二年(1238),黄仲昭《八闽通志》载为嘉泰二年(1202)。结合史料考证,其创建时间应为嘉熙二年(1238)。王埜奉理宗之命而建,祭祀朱子而用。建安书院建立之初,除承担传统书院祭祀功能外,还从事出版活动,以理学书籍为主,尤以朱子别集为特色。所出朱子别集为存世朱集之祖本,意义非凡。该集分《正集》(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是研究朱子文学创作及理学思想的原始文献。是集出版,各地效仿雕印,士子争相阅读,扩大了朱子文学与理学思想的传播。

民国学人李相显《朱子哲学》述论

作为民国时期最大部头的朱子学研究著作,李相显的《朱子哲学》以动态的方式阐述朱子哲学诸多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朱子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通过建构宏大的朱子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并且还对朱子重要书信、著述的年代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考证,从而把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朱熹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异,为王道政治寻找到理本论的依据,强调仁义原则的优先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而陈亮则在对王道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有所肯认的基础上,认为霸道亦有体现仁政处,霸者的伟业也是仁心之发现,霸固本于王。这与他们当时政治关注点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朱熹的王霸论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上,偏离其原始初衷,转向空谈性命义理,部分地抹杀了其真正价值所在;而陈亮对汉唐君主事功事能的赞美,从思想逻辑的推衍来看,则会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

以普遍诠释超越还是以超越架构普遍——朱子哲学理路的再反思

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朱子哲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致广大,尽精微”。自其形成以来,历代的批评不绝如缕、代有其人,从陆象山的“见道不明”到王阳明“伯者的学问”再到牟宗三的“别子为宗”、“只存有不活动”等等,清晰地表现了一条从批评、纠偏到抗衡的轨迹。正是这些批评,昭示了理学的另一进路。朱子由于始终坚持以普遍诠释超越、落实超越的进路,因而不仅将道德理性存在化,而且也将人性“生理”化了,这既决定了他对佛禅的忌讳,对理学“向上一路”的回避,同时也制约着他的宇宙论体系及其走向。所以,以普遍意识置换超越精神,既是朱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以后屡屡遭到批评与纠偏的主要原因。

姚鼐与汉学

本文试对姚鼐的学术思想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姚鼐对汉学有批判有吸收;姚鼐与戴震的关系既有“交相师”的一面,也有学术交锋、敌对诋毁的一面;姚鼐中年告退的深层原因是为了捍卫所守之道,为了心中所安。

朱熹《论语集注》文学观简论

朱熹的文论家形象一直晦而不彰。朱熹不仅创立了博大精深、光耀百代的朱子哲学,而且善识音律,精通文学,经常从一位情感充沛的创作者或一位掘深探微的鉴赏者的角度入手来解读文学,摇曳性灵、感发生命,揭示出了某些文学创作、鉴赏与批评领域的本质规律。《论语集注》中"文道一贯"的文学本体观、"文质彬彬"的文学创作观、"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观、"玩味""涵泳"的文学鉴赏观初步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让我们得以窥见朱熹理学家身份光环下的文论家面目,并搜索出传统经学诠释路径从经学到文学转向的端倪。

《朱子语类》愚昧、痴狂概念词语类聚考探

词汇系统由一个个概念词语类聚关联而成,同一概念的词语类聚相当于一个词汇场。愚昧概念表示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和愚昧无知,痴狂概念表示思维或行为失常的状态。《朱子语类》中表达愚昧和痴狂概念的有"愚、蠢、昏、暗、闇、昧、鲁、钝、顽、村、痴、蚩、騃、呆、颠、狂、风、失心、丧心、心恙"等词,形成了以这些词及其组合成的词语为核心的概念词语网络。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朱熹解《论语》中的“君子”“小人”

《论语》讲“君子”“小人”,既有“以德言”,即“君子”指有德之人,“小人”指无德之人,又有“以位言”,即“君子”指居上位的统治者,“小人”指居下位的平民百姓。朱熹解《论语》中的“君子”“小人”,较以往更多地讲“以位言”,尤其是,朱熹《论语集注》解读“樊迟请学稼”而将“小人哉,樊须也”中的“小人”解为“细民”,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为“仆隶下人”,为朱熹首次。朱熹对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解读,并非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但仍将其中的“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而不是“以位言”。清代的刘宝楠、俞樾解《论语》中的“君子”“小人”,又较朱熹更多地讲“以位言”,并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君子”“小人”解为“以位言”。研究这种解读的变化,无疑有助于当今的《论语》解读,甚至有益于对儒学的理解。

白寿彝对朱熹生平事迹的研究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也有颇深的研究,其中对于朱熹生平事迹的研究,包括了对朱熹师承的研究以及对朱熹从政事迹和讲学事迹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功力。他不仅通过佛书之外的史料对朱熹从学于道谦作了论证,在朱熹生平事迹研究的史料上是一种突破,而且他提出研究朱熹首先要研究朱熹生平事迹,而研究朱熹生平事迹"须注意这些事实下面所隐伏的精神",在朱熹研究的方法上也是一种创新。尤其是,这些突破和创新对于今天学科分类下的朱熹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

新安理学作为产生于古徽州地区,以弘扬儒学传统、传承程朱理学为宗旨的理学派别,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就是深具实践理性精神。表现在:首先,新安理学虽宗儒崇朱,却并不盲目,表现出“求真”、“求实”的实践理性精神;其次,新安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观念有所超越,表现出儒商结合的实践理性精神;再次,新安理学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有所超越,表现出义利统一的实践理性精神;最后,新安理学关心社稷民生,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精神。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对徽商的形成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也不失其积极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从“以学术杀人”到“以理杀人”——兼谈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明末何良俊、清初颜元的“以学术杀天下”、“朱学、王学皆杀人”这二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与戴震的“以理杀人”,三者的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即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专制主义。考察思想史上的这一段进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多有启示。

刘瑾对朱熹诗经学中赋、比、兴与淫诗说问题的阐发

刘瑾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表现在羽翼与批判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赋、比、兴与淫诗说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将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进行梳理。

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朱熹于乾道九年编成的《伊洛渊源录》,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学派的著作。朱熹在编纂此书过程中,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三是师法《史记》叙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比,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以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伊洛渊源录》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诗集传》对《诗经》篇章结构的探讨

朱熹的《诗集传》对郑笺《毛诗.小雅》的有关篇什划分作了调整,对《毛诗》14篇诗的章句划分作了改变,体现了宋人的疑古精神,所作调整也较为合理。

朱熹《诗集传》所注二反、二音考

文章对朱熹《诗集传》所注二反、二音进行穷尽式研究,发现其来源皆有根据,且体例严整,并非随意为之,朱熹既继承了陆德明的反切和"协韵"组合模式,又给以己意所定之反切注上"叶"的标志。文章同时归纳出了朱熹二反、二音的两种类型:一为并列古、今(或今、古)音;二为四声互用。从二反、二音与叶二反、二音的对比来看,二反、二音并非漏注了叶字,而是朱熹有意为之,二反、二音与叶二反、二音统一于朱熹的注音原则。

论朱熹之易学

朱熹之易学,以其特有的易学风格,在中国易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朱熹易学之价值,在于他把易学看成是一门变易的学问,即所谓的“尚其变”。通过对朱熹易说的几个独具特色的探讨,揭示朱熹易学中的辩证法因素,及他在易学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同时,亦指出朱熹易学和哲学思想上的不足,以及他所处历史条件的局限性。

佐藤一斋及其心学思想

19世纪日本儒者佐藤一斋长期主持幕府最高学府昌平坂学问所,对于江户后期儒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推动了阳明学在江户社会的中兴。从佐藤一斋的生平、朱陆调和论以及心之思想,可见佐藤一斋的根本思想为阳明学。首先,佐藤一斋对于自己晚王阳明300年出生的巧合有清楚的认识并特别撰文纪念;其次,佐藤一斋的《言志四录》中强调朱陆调和,在官方学问为朱子学的江户社会背景中,为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辩护,表明了其心学倾向;再次,佐藤一斋提出心即天、心之灵光、天心流注等说法,表明其思想与阳明学一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前期是日本市民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佐藤一斋的善恶论及其对躯体、利益和欲望的肯定即此时代思潮的反映,与阳明学盛行的晚明社会似曾相识。虽然佐藤一斋不是激进的阳明学者,但其基本观念和思想无不源于心学。

和谐与矛盾——再议朱熹“淫诗”说

历代对朱熹的解读和评价主要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着眼的。朱熹关于《诗经》的“淫诗”说可以说是他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和谐与矛盾的一个统一。从此观点中挖掘出他所具有的睿智的文学思想的一隅 ,来揭开其理学宗师的光圈对其文学家身份的遮蔽 。

“希真体”考辨

朱敦儒词名甚著,宋、金以来向有“希真体”之称。关于“希真体”的内涵,至今学术界异见歧出,尚无定论。特根据后人对朱氏词的仿效创作和品赏评论加以考辨,可知“希真体”是对具有独特个性与鲜明风格且于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朱敦儒词的誉称,它是由朱氏早期、中期、晚期多种题材内容与艺术风格的词所组成的有机复合体,而并非仅指某一时期、某类题材或某种风格的词作。“希真体”具有流变性与多样性,而清隽谐婉、平淡自然乃是其主导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