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授经戒仪注诀·序次经法》论《老子想尔注》的诠释方法及特色

通过《传授经戒仪注诀·序次经法》所列的三部道教经典序次及其引用《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的文字,以解释学的视野探讨《老子想尔注》的诠释方法及特色,认为其作为教内学道者升至修炼成仙阶段的必读经典,对《老子》的诠释在原则、方法方面具有符合“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必然性和创造性,特别是“辞说切近,因物赋通”对信徒宗教体验既有无限开放性又有明确的神学导向,从而形成一部以神学思想诠释《老子》的道教经典,这正是《想尔注》最大的诠释特色之所在。

译境视域下朱湘变通译法价值考——以《鲁拜集·希望》三个汉译版本的比较为例

翻译家朱湘主张以变通译法再现诗歌优美意境,译出许多诗味隽永的佳作,译诗鲁拜便是典范之一。以朱湘、胡适、郭沫若《鲁拜集·希望》汉译版本比较为例,分析朱湘如何匠心独运地再现原作的神韵与意境,提升译作的接受效果。对比发现,不同于胡适的自由意译和郭沫若的字面直译,朱湘以变通译境的方式,形神兼备地译活了原诗的神韵。其秘诀是以意境再现为宗旨,以意境的构造肌理为准则,根据中西文学的共性与差异进行变通,文质兼善地译出诗意盎然的意境。朱湘的变通译法将诗歌翻译的文学性、科学性和接受性融为一体,不仅为西诗汉译研究提供了重要路径,也为中国诗歌译介与传播提供了良好借鉴。

《文心雕龙》与朱湘译诗美学

朱湘汲取《文心雕龙》中的诗学元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诗美学。就翻译目标而言,朱湘译诗肩负复兴中国诗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译诗本质而言,诗歌翻译并非“字义”的简单对换,而“意境”的整体再现,实现诗学效果的对等转换。就译诗路径而言,诗歌翻译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朱湘译诗美学集文学性、接受性、科学性于一体,无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体系,还是指导诗歌翻译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新月派诗人的译诗与节奏实验

在汉译英诗的影响下,新月派诗人开始了新格律诗的节奏探索。以“顿”代“步”、以“停延”代“抑扬”是新月派诗人沟通中英诗歌节奏的重要方法。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是新月诗人中汉译英诗的杰出代表,他们均在译诗实践中探寻新格律诗的创作道路,其译诗活动与新格律诗创作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节奏互动特征。受英诗节奏启发,闻一多提出“音尺理论”,以“尺”(顿)代“步”,寻求中英诗歌节奏的共通性;徐志摩主张“音节的匀整与流动”,于规律性的停延节奏中寻自由,追求诗意的流畅表达;朱湘落实“以顿代步”译诗原则,突破“音节对应”的局限,三者共同推动新格律诗的发展与繁荣。

朱熹视域的北宋名臣蔡襄及其影响力述论

通过历史史料、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挖掘北宋名臣蔡襄对朱熹的影响,从蔡襄闽学倡导及与朱熹关系,朱熹对蔡襄人品及书法艺术等的评价,论述朱熹理学的莆仙特质,朱熹与莆仙的相互影响。

基于网络药理学探究香砂枳术丸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作用机制与实验验证

目的:借助网络药理学的研究思路,探寻香砂枳术丸(XSZZW)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FD)的作用机制,并使用动物实验进行验证。方法:使用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与分析平台(TCMSP)和中药分子机制生物信息学分析工具(BATMAN-TCM)筛选活性成分和靶点,借助Perl语言与UniProt将靶点进行标准化;通过TTD、DrugBank、OMIM以及GeneCards数据库筛选FD相关靶点;利用Cytoscape构建“中药复方-活性成分-作用靶点”网络;使用STRING数据库分别构建活性成分和疾病相关靶点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络并导入Cytoscape软件,以度值、接近中心性和介度中心性为条件筛选核心靶点;将核心靶点映射到DAVID数据库,进行基因本体(GO)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富集分析。最后,使用分子对接和动物实验进行结果验证。结果:获得活性成分75个以及靶点292个,FD相关的疾病靶点666个,经筛选最终获得核心靶点90个;GO富集分析主要在同源蛋白结合、酶结合、蛋白结合等生物学调控方面;KEGG富集分析得到信号通路103条,主要涉及癌症、细胞凋亡、炎症通路等方面。结论:香砂枳术丸可通过调控PI3K-AKT、FoxO、核因子κB、神经营养因子信号通路来预防或治疗FD。

朱尧阶与晚清湘军家族述论

晚清湘军崛起肇端于地方士绅的积极参与。朱尧阶重宗族情谊,淡泊性情,绝意仕进,以设馆课徒为务,并积极参与湘勇水师筹建,热心社会公益。其品格气度成为晚清湘乡乡贤文化的特有写照,也以其别样方式展示了他与晚清湘军之间若隐若现的历史关联。

1920年代歌谣入诗的三种实践

1920年代是新诗尚未确立正统的发生期,从格律中挣脱的新诗在白话与诗、自由与诗的冲突中面临着强烈的资源饥渴。民间资源参与了新诗文类合法性、风格多样化的自我建构。取法歌谣,构成了新诗史初期一道特别的景观。具体践行新诗取法歌谣的诗人中,刘半农、刘大白、朱湘构成了三种不同的面向。站在诗学立场上的刘半农,立志为新诗“创造新韵”“增多诗体”,他的歌谣诗体现了对“方言性”“民歌体式”的偏好;刘大白、沈玄庐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对歌谣通俗性的借重;朱湘深入歌谣文学性内部,挖掘歌谣的修辞、节奏、音调融入新诗的可能性。

“筮法”与“经旨”之间:试论朝鲜丁茶山的易学

朝鲜儒者丁若镛(茶山)在继承中国象数易学传统的基础上,由“筮法”而推“经旨”,形成其体系性的《周易》新解。筮法的基本逻辑是,在占筮过程中通过观察卦象系统的内在变动,来排除“人意”、敬承“天命”。以此筮法逻辑为前提,《周易》解释学的不少难题均可得到较清晰的解决方法。例如,由筮法逻辑可以明确推出,最严格的象辞相应论才是《周易》解释的正当原则,这就为象辞关系这一易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难题带来了曙光。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茶山以筮法为根基重解《周易》的尝试,源自朱子“《易》本卜筮之书”命题而又有所推进,是中国易学在异域的一大发展。

朱湘翻译的十四行诗:五四时期距英诗格律最接近的尝试

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始,西方诗歌开始大规模地译入汉语,对中国的诗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一直以来,西方诗歌的节奏并没有很好地在翻译中体现出来,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国读者对于西方诗歌的认识。著名诗歌翻译家朱湘所翻译的十四行诗中曾出现过准确体现英诗节奏的方法,但由于他的这种方法没有贯穿于其诗歌翻译的始终,故一直被学界所忽视。这种方法比著名的"以顿代步"的译法更能真实地体现原文的节奏,有不同寻常的学术价值。

“桃梨之争”的美学蕴涵——朱湘译诗中文化意象传递的现代诠释

20世纪20年代初期,朱湘在翻译布朗宁《异域乡思》时,将“梨花”译成了“夭桃”,引起了译界一场持续近一个月的争论。仔细分析可见,提出异议的一方原来持“原作中心论”,质疑译文对原文的忠信问题。而译者之所以改换意象,除押韵的原因外,还体现了诗人深厚的诗学传统。他选取了一个中国读者更为熟悉也更乐意接受的意象,以充分实现“立象以尽意”的目的。在现今重视描写、面向译文、侧重功能的多元系统理论观照下,这一用意更为清晰。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

关于城主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所知有关城主材料多见于唐西州。本文主要从吐鲁番地区旧有和新出的唐西州文书、墓志出发,考辨出唐西州存在着县以下、里以上,乡一级的城主。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唐代乡里运作机制的考察,进一步讨论了城主的职掌。本文认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所见城主并非传统认为的乡长,而主要是在乡城中负责守城、防御和城内治安等事务的下级官吏,具有一定的权力,又形同色役,是敦煌、西州两地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与唐代乡里制度相交融的产物。

翻译:从“视域分裂”走向“视域融合”——哲学诠释学观照下朱湘的诗歌翻译研究

朱湘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译著等身。本文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视角考究了翻译是一种从"视域分裂"走向"视域融合"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深入发掘了朱湘译诗活动中的"视域融合"现象,发现朱氏的译作处处彰显出中西宗教文化的"视域融合"、中西诗学规范的"视域融合"。借此抛砖引玉,希望为朱湘的诗歌翻译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

生命的挽歌——朱湘《草莽集》论

素以形式与技巧而获得文学史价值认同的《草莽集》 ,诗人朱湘于其中悲观地将人生意义归为“虚空” ,反常地张扬生命活力 ,密集地描述“老人”和“坟”等意象。作品充满悲剧意识和厚重的精神品格。《草莽集》的整体主题和内容是对“死亡”的书写 ,并由此可找寻出作者日后自杀的部分心理原因。这是以前评著忽略的问题。

救赎与献祭——对朱湘死亡意识的解读与反思

作为文化现象的“朱湘之死”的现象学阐释可能有多种 ,但主要与四个方面紧密相关 :融注了边缘、焦虑、精美、悲剧的文化身份 ;诗与人的清醒悖逆 ;“救赎诗”的自觉营构与乌托邦话语 ;“诗的救赎”的自为献祭。“朱湘之死”是一种“理性死亡” ,也是一种“意向死亡” ,最终完成了诗人朱湘从“救赎诗”到“诗的救赎”的诗学之旅。

朱湘研究述评——纪念朱湘逝世70周年、诞辰100周年

在朱湘逝世70周年、诞辰100周年之际,对朱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整理是很有意义的。朱湘研究可分为从20世纪30年代肇始的"同仁研究"、从50年代发端的"史家研究"和从70年代喷发的"学人研究"三种形态,虽各有特色、各有突破,但从整体上看七十多年的朱湘研究依然是不成规模、不成系统和不成气候。

论朱湘的现代叙事诗创作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 ,朱湘是新月诗派中被称之为“大将兼先行”的诗人。对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 ,也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及关注。但是 ,在这些研究中存在的一种明显偏向 ,就是对朱湘现代叙事诗创作及其艺术成绩的忽略。因此 ,本文通过对朱湘叙事诗创作的历史考察 ,以及其作品的分析与诗论的把握 。

湘江株洲-湘潭-长沙段河床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

在湘江株洲-湘潭-长沙(长株潭)河段三地12处采集河流沉积柱芯12个,获得沉积物样本384个,采用地累积指数、潜在生态危害指数等评价方法,系统分析样本中Mn、Zn、Pb、Cu、Cr、Ni等6种重金属元素含量水平及分布变化特征,对湘江株洲-湘潭-长沙段重金属污染程度及生态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湘江长株潭河流沉积物重金属变动趋势变动较大,Cu、Pb、Zn分布有明显地域规律,Cr、Ni、Mn分布无明显地域规律。地累积指数显示,除Ni和Cr外,长株潭三地都存在Pb、Cu、Zn、Mn污染,其中株洲霞湾段(ZX5-10)Pb和Zn达严重污染程度,Mn、Cu等达到中度或轻度污染程度;湘潭与长沙两地湘江沉积物Pb、Zn达到中度污染,其余重金属为轻度或偏中度污染水平。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显示,株洲段为强生态危害,湘潭段为中等生态危害,长沙段为轻微生态危害。株洲霞湾段湘江沉积物的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朱湘诗学(下)

朱湘诗学是现代诗学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为新诗"现代性"安置了一块"诗性的基石"。其内容主要有潜在的爱国诗学、显在的悲剧诗学、启蒙的精英诗学、完善的形式诗学、先在的传统诗学、融通的西方诗学和唯美的批评诗学。但诗学的偏至与不完善,批评的感性与单面化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十四行体汉语化发展态势论——从朱湘、冯至的十四行诗谈起

世界十四行创作批评的焦点之一即它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常处于矛盾的纠缠之中。本文重点从朱湘、冯至的十四行创作来分析中国现代十四行创作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总的来说 ,朱湘对十四行的探索是教训多于成绩 ,冯至的《十四行集》则代表了汉语十四行最重要的成果。朱、冯二人创作的失败与成功对我们的启示有 :首先 ,十四行体适宜抒发一种冷却后的情感和表现静态的思想沉淀 ;其次 ,为表意的需要 ,十四行的韵式可作某些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