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传授经戒仪注诀·序次经法》论《老子想尔注》的诠释方法及特色

通过《传授经戒仪注诀·序次经法》所列的三部道教经典序次及其引用《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的文字,以解释学的视野探讨《老子想尔注》的诠释方法及特色,认为其作为教内学道者升至修炼成仙阶段的必读经典,对《老子》的诠释在原则、方法方面具有符合“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必然性和创造性,特别是“辞说切近,因物赋通”对信徒宗教体验既有无限开放性又有明确的神学导向,从而形成一部以神学思想诠释《老子》的道教经典,这正是《想尔注》最大的诠释特色之所在。

朱熹《周易本义·比卦》的解读

朱熹《周易本义·比卦》关于卦辞的注解,可以分成四个层次来进行解读。第一层是总论,第二三层是分论,最后一层是别论。前三层是“为人比”的角度,第四层是“欲比人”的角度。“为人比”与“欲比人”两者立场相同,但角度正好相反。朱子的注解层次分明,逻辑关系严密,极富思辨色彩。同时,通过对诸家《周易·比卦》卦辞的注释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对“比卦”卦辞的理解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尚有值得继续研究、探讨的空间和必要。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弓甲在夏朝前期政治军事斗争中的意义

夏前期政权的兴衰既与君主的德行相关,也是夏后氏与羿、浞集团之间军事实力的较量,双方军事实力消长是政权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献中屡言“羿作弓”“杼作甲”,其中的“作”皆非创造发明而应作“改进”解。后羿可能通过在箭尾增加箭羽的方式对弓箭的性能进行了改进,加强了箭在飞行过程中的稳定性,其部族战斗力得以提升;杼对甲的改进应当表现在注重选材、增加重要部位皮革的厚度或将铜片编缀于皮甲之上,等等。甲防御能力提升增强了夏后氏的军事实力,为击败寒浞势力实现“中兴”提供了保障。

潘景郑《周益文忠公集》跋考述

潘景郑喜好撰写题跋,有千数之多,其题跋后被结集成《著砚楼书跋》《著砚楼读书记》出版。《著砚楼读书记》更为齐全,但也仅仅收集了潘景郑504篇题跋。近年来,经学者不断搜集和整理,《著砚楼读书记》未收的佚跋渐为学界所知。博古斋201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有“潘景郑题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上有潘景郑题跋一则,即《周益文忠公集》跋,为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和《著砚楼读书记》所未收。这篇题跋对于促进3部宋刻本《周益文忠公集》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易学与朱熹的历史变易思想

朱熹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易学家,在史学和易学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朱熹从《周易》的变通思想出发,提出了系统的历史变易思想,认为“阴阳流变”是《易》之本质属性,阴阳互变经历从“渐化”到“顿变”的过程。从这一易学思想出发,他提出了系统的历史变易论:肯定人类历史的起源是理与气“妙合”的结果;历史发展呈现出质文互变规律和“渐化”到“顿变”的过程;只有圣人才能“通其变,使民不倦”。朱熹从“阴阳无始”易学思想出发,肯定《易》之“阴阳流变”具有循环特性。以此解说历史,认为上古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即呈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规律,并接受邵雍“宇宙年谱说”,提出历史大循环论,以“一元”为一历史盛衰周期,“一元”结束便是新历史周期的开始。宋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即为“一元”周期,其中上古三代为天理流行的盛世,汉唐为人欲横流的衰世,而宋代则是历史新纪元的开端。朱熹从“阴阳对待”易学思想出发,肯定阴阳之位永不变易。以此解说历史,肯定三纲五常万古不易,认为人具三纲五常,如同天有阴阳、地有刚柔;历史变易只是变易文物制度之“小体”,而纲常伦理之“大体”是不变的;文物制度的变易也需要以扶持纲常为目的;纲常不变特性决定了历史的可知性。朱熹历史变易思想肯定历史的必变性,努力揭示历史变易规律,有其合理性一面。他强调圣人“通其变”和纲常不易,是一种浓厚的圣贤史观与道德史观。

韩来鹤《伤寒意珠篇》学术特点及价值探析

《伤寒意珠篇》是韩来鹤撰写的一部《伤寒论》注释发挥类著作,汇集了韩氏数年研究伤寒的心得体会。经考证,韩来鹤是明末清初人,此书成书于1683年,晚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的1643年。《伤寒意珠篇》的学术特点及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手经主出、足经主入的观点解释“伤寒传足不传手”论,首提“伤暑传手不传足”,并以汗、吐、和、下、温、凉、补七法重新分类编排伤寒113方,以法统方,以症为纲,实现症、法、方的有机统一。韩氏独特理论的提出丰富了伤寒学的内容,促进了伤寒的学术争鸣,为中医八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治疗伤寒诸证的经验,对临床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整个X住”构式探析

新兴网络流行语构式“一整个X住”由常项“一整个”“住”和变项“X”组成,构式义为说话人对某事某物的高程度量主观评价。“一整个X住”可以充当多种句法成分,起到增强语气和突出重点等作用。语言的类推机制、网友的求异心理和网络上的高频使用是其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武英殿本《仪礼注疏》(附考证)校勘得失析论

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是历史上唯一的经、注、疏及音义四者俱备的《十三经注疏》官方刻本,其中殿本《仪礼注疏》以监本为底本,审慎参校,校正了监本中诸多舛误。武英殿本《仪礼注疏》于各卷后皆附《考证》。《考证》是广义的校勘记,具有文本校勘和文义考订的双重性质,开《四库全书考证》之先河。其校勘成果对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和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等均有较大影响。

朱子论《论语·学而》“信近于义”章

《论语·学而》“信近于义”章的歧说众多,诸家对字义、句意、逻辑结构和义理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汉唐的何晏、皇侃、韩愈及李翱之论,宋儒邢、二程与张载之说,皆差异明显。朱子敏锐地发觉,旧注都缺少一截工夫,切中了先儒的共同弊病。与前人不同,朱子以“践”训“复”,以“依”训“因”,主张通过谨始虑终的工夫,弥合信和义、恭和礼、因和亲之间的张力。他认为此章三句是并列关系、各自独立,分别指向义、礼和仁。每句内部则是工夫和效验的关系。从解释特色看,朱子以谨始虑终贯通此章,凸显出用智明理在言行交际和美德培育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出对仁、义、礼、智四德的追求。

网络流行极性表达构式“一整个X住”的多维探析

“一整个X住”由常项“一整个”“住”和变项“X”两部分构成,受“一整个”的加持,能够表达比“X”程度更高的“X”,其构式意义可概括为:对某人、某事件或某结果表达“叹为观止”的极性评价。在语用上伴随着夸张化的表达,具有篇章功能、人际功能及主观评价功能。“一整个X住”在发展过程中泛化出了两种变体形式:“一整个X”“一整个+被+A+X住”,这两种形式目前仍在使用,其生命力和活力亟待观察。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藏宋本《国朝诸臣奏议》文献价值初探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藏《国朝诸臣奏议》,属于宋刻元明递修本系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一,可订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国朝诸臣奏议》的序跋、目录缺失;其二,据书中所载目录及钤盖的纸坊印记,可推定《国朝诸臣奏议》编刻过程的细节,及《国朝诸臣奏议》书版刷印时间的下限;其三,通过与其他传本典籍所载宋人奏议的比勘,宋本《国朝诸臣奏议》有值得重视的校勘与辑佚价值。

朱秉宜教授治疗肛瘘经验

对朱秉宜教授从医 5 0年来治疗肛瘘的经验作了系统总结 ,指出查明病因、明确内口是治疗的关键 ,并总结出加压冲洗美蓝试验法、对口引流法、药捻式置管法等临床实用的诊疗方法。

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中国新文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接受与阐释

现实主义在晚清以"写实派"的概念引进中国,"写实主义"在"五四"时期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五四"时期对写实主义的接受有着科学和进化论两个重要的背景,"理想的写实派"是"五四"文学的理想形态,这是1930年代接受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心理基础。1930年代初,"五四"时期普遍使用的"写实主义"这一概念经过重新翻译,以"现实主义"的译名基本固定下来,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得到重新阐释,而恩格斯的著名论断成了现实主义定义的核心内涵。抗战前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趋势。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始终处于中心的位置,与现实主义相关的诠释与争论,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主要历史脉络。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有关真实性、典型、形象思维、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问题的争论都是围绕着现实主义展开的。

朱彝尊家书与康熙“己未词科”史料———启功先生《朱竹垞家书卷跋》详说

朱彝尊家书 ,为唐长孺先生收藏 ,由启功先生题跋 ,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却从未发表。其中有关“己未词科”的记载 ,反映了康熙“文治”对文人出处的影响 ,以及“己未词科”的内幕 ,也可补证朱彝尊年谱。

钱载与戴震交恶之缘起

就戴震进四库馆后与钱载发生激烈争执一事,追溯钱戴争执的缘起,在乾隆三十一、二年,戴震曾因议论朱彝尊《经义考》而招致钱载极大不满。馆中的争执,不是双方交恶的开始,而是交恶的持续和总爆发。从中可见戴震在治学方向上的自觉及考据学的高涨所引起的社会反映,同时也能看到朱彝尊在乾隆年间北京学人中的显著影响。

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

宋代理学家以道论诗,曾用"自成文"、"人心感物"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等说法,建构起一套诗学观,包括诗歌生成论、诗歌价值观及诗无工拙论等,认为最好的诗是圣贤摅发胸中所蕴,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可为。他们又以诗言道,诗就是道,不能载道的诗应当删去。总之,理学家所论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诗。这些论调对传统诗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宋诗的急遽衰落。

朱熹的“理一分殊”及其认识论指向

朱熹的“理一分殊”作为一种理学的本体论模式,具有多重思想逻辑层次的关系和内涵。从普遍的“理一分殊”本体论模式到一般的“分殊”体认的方法论,到具体的敬知双修的认识论,构成了朱熹的一种独特的东方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除具有德知合一、修养与认识合一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有机直觉体认、系统整体把握和主客一体这样几个特点。

痔瘘熏洗凝胶剂药效学初步研究

目的:观察痔瘘熏洗凝胶剂的抗炎、镇痛效果。方法:选取雌性大鼠分组后通过建立角叉菜胶肛周肿胀模型,观察痔瘘熏洗凝胶剂对实验性痔疮的抗炎作用;选取雌性小鼠分组后通过热板法观察痔瘘熏洗凝胶剂的镇痛作用。结果:痔瘘熏洗剂及其改进剂型——痔瘘熏洗凝胶剂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肛周肿胀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热传导引起的疼痛有确切的镇痛作用,且药效明显优于皮肤康洗剂组,以痔瘘熏洗凝胶剂组药效最佳。结论:痔瘘熏洗剂及其剂型改进剂型——痔瘘熏洗凝胶剂具有良好的抗炎、镇痛功效,且以痔瘘熏洗凝胶剂的药效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