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朱子文学研究刍议

钱穆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宏观上研究朱子的三大文学著作、文学理论和创作。认为朱子会通经学、史学和理学而治文学,《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为文学研究找到一条文道融合之路。朱子的文学理论继承了以“言志”为标志的儒家诗学,其文道合一论要求诗文既有艺术魅力,又有教化意义;“比兴”观要求义理与诗文遘合,使诗歌具有感发人的情感和道德功能。认为朱子之诗具有高古淳雅的格调,合唐、宋诗之长,可以消除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钱穆还编纂《理学六家诗钞》以纠正世人对理学家的偏见,认为理学诗境界近“道”,朱子的文学成就彰显了中国古代诗学的政教属性和有益于社会人生的正面价值,最符合传统文化“融和合一”之精神。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之学是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以及“道心人心”说、“心统性情”说等内容。它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基础。朱子人心之学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借助于对心的深入思考和辩论,朱熹建构了独特的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等;二是人心类型论,朱熹对心的类型、形态进行不懈思考,和二程一起共同建构了人心道心说;三是人心功能论,朱熹对张载“心统性情”说做了创造性发展,从性体情用、情动心兼动静、理在人心等方面呈现了心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论和人心功能论三者构成了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毕沅《续资治通鉴》考辨

乾嘉之际,经史考证之学蔚为学术潮流,一时名儒硕彦多有专精之作。在此潮流之下,儒臣毕沅以其自身的学术素养,依凭一批学有专长的幕客,致力于经史之学的编纂与张扬。其中,《续资治通鉴》煌煌巨帙的结撰,一方面彰显出毕沅诸人努力之所获,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史学在乾嘉之际的学术走向。然而,由于官场的风波,毕沅未能将此书尽付剞劂,即赍志而殁。这一变故,遂使《续资治通鉴》的卷数、版本等问题留下了诸多歧异。本文通过对与此相关问题的梳理考辨,一则尽可能澄清歧异产生的致因,一则藉此彰显毕沅主持经营是书之艰辛及价值,以期对史学在乾嘉之际的走向与成就有进一步的认识。

罗洪先的《皇经集注初纂前序》及其价值

明万历年间,山东道士周玄贞集录的宋元以来《高上玉皇本行经》的各种注解,编成《皇经集注》。万历十三年冬罗洪先审阅《皇经集注》后,作《皇经集注初纂前序》。由于《皇经集注》是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主持的《万历续道藏》编纂工作的组成部分,而罗洪先是《皇经集注》审阅者,可见明代阳明心学与道教不仅存在着思想上的交融,而且阳明学者与嘉靖万历年间的道教团体之间存在着人员之间的交往。因此,该文是研究阳明学者与道教关系的重要资料。

朱得之《庄子通义》的儒学立场与心学意涵

有明一代,随着王学兴盛,庄子学也勃然兴起。作为南中王门代表人物之一的朱得之,在吸收宋元学者以儒解庄、援庄入儒等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注重以阳明心学义理诠释庄子,其庄学著作《庄子通义》透显出浓厚的心学色彩。出于儒者立场的基本认同,朱得之极力维护儒家的圣人形象,调和与儒家义理相悖的庄子思想,进而将庄学纳入儒家义理系统。其中,试图采用阳明的良知学说打通儒、释、道之限隔,尤其是阐发良知之"无"的向度以会通儒道,是朱得之解庄的特色所在。

由此及彼:钱穆的立国论与宋学观

钱穆以比较文明而致思现代中国。他所提出的安顿现代的中国方案,根柢于史学研究。钱氏以社会本位的立国论通观全史,实质是注重历史文化承续的文化-立国论,这对历史政治学的展开与政治思想史的重估均有启发。在立国论视野中,钱氏宋学观彰显文教维度,《朱子新学案》更提示了朱子学之文教-国家理念的线索。在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谱系中,无论立国论抑或宋学观,钱穆与港台新儒家之间均有深刻歧异。

学案体的创立、完善与嗣响

黄宗羲编著的《明儒学案》,以总论、学者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结构的编纂体例创辟了学案体,开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先河;全祖望续撰《宋元学案》,加以发展,使学案体趋于完备;二书在中国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此后,有关学案体的著述相继涌现,延绵不绝,表现出学案体这种著作形式独特的作用和学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