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司马氏书仪》及《朱子家礼》所载“冠笄礼”述论

冠笄礼为古代成人礼,盛行于西周及春秋时期,唐宋时期已呈荒废之势。唐宋间包括苏辙在内的儒学之士极力倡导冠礼,但已无力扭转这种颓势。《司马氏书仪》及《朱子家礼》是宋代两部重要的私修仪注,其中均记载了冠笄礼。《朱子家礼》中的冠礼多取自《司马氏书仪》但有所创新,如行礼前“告于祠堂”和行礼后“见于祠堂”,明显突显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尊祖敬宗的宗族观念。笄礼较于冠礼要简化许多,未有冠礼中的三加仪式,仅有加冠笄。笄礼也缺少祠堂之制,这反映了古代男女之别。

流寓周隋的南朝士人交往图卷——新出隋开皇八年《朱干墓志》笺证

吴郡钱塘朱氏是南朝齐梁间文学世家,其后裔在进入北周后竟不为史载。新出土的隋代《朱干墓志》所揭示的正是朱氏一族在周隋间的政治与文化生活轨迹,并为其家族世系的链接补备了重要阙环。由于墓志的序和铭是出自南朝文学领袖明克让与庾信之手,故对于补备他们的遗文和研讨入北的南朝士人交往关系保存了珍贵史料。其中所揭示的丰富的南朝士人行迹与文化传承,也为进一步探究周隋间的政治文化倾向特别是文化理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试论儒家思想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影响——以韩国/朝鲜、日本为例

儒家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广泛传播于东亚地区,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以韩国/朝鲜、日本为例,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接受和传播过程中,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开创了兼具本民族个性和特色的儒学传统的历史。

论朱得之的《庄子通义》

朱得之的《庄子通义》是现存明代最早的一部解庄著述,其在继承前人解庄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吸收阳明心学的思想,以心学解庄,开创了庄学的新局面。而其对《庄子》外、杂篇真伪的考论及对《庄子》、《列子》关系的辨析也对庄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褒贬是非:船山对朱子阳明性情论之批判与重构

性情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讨论的重点之一,作为宋明理学的总结者的王船山,他的性情论框架是承宋明性情论而来,但又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在"四端性情"上,船山是王阳明"四端是性"而非朱熹"四端是情",从"情善显性善"之逻辑、"情显性难"之视角、"四端人禽之辩"三个方面否定"四端是情"之无效,揭示性情必然与或然之分;在"性情体用"层面,船山非朱子以动静言性体情用和阳明以"以本体做功夫"言性体情用,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性之用",故可"于情复性",从"功夫言本体"呈现"性情合一"之特色;在"心统性情"上,船山非朱子心、性相混和以"主"、"兼"解"统",是阳明"心性情合一"之合理而非"宠情配性",坚持"性主心—心主情",以心之"正心"、"持志"贯通性情,促情之善,消情之罪,以发性之用。

朱熹民本思想对朱子学者的影响

朱熹重视民生,针对当时皇室、官僚、地主对百姓的压榨,朱熹提出正君、治官、安民的思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同时,朱熹的民本思想也对朱子学者尤其是福建朱子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针对民众的心声和现实社会问题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下层人民在封建社会的桎梏下能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

朱子门人参与《大学章句》著述活动之考察

朱子引导门人参与文献建设活动,有散在文字信息记载,学界有所关注而尚无系统整理。以梳理朱熹《大学》文本改造的动态过程为主线,从中考察朱子门人所起的羽翼作用。

“天理”、圣人与学者——朱子“圣人观”的基本建构

朱子理学所昌明之基本要义,在于"圣人之学","学为圣人"则为其唯一目标,圣人作为中国传统"天人之学"的中枢,同时牵涉到天与人两方面。说朱子的"圣人观",则一定需要明白在其学术定义之下天与人的关系。具体来说,则是"天理"、圣人与学者三个方面。圣人上同于"天理",下贯于庶类,而为最高之人格典型。朱子学也在这一"圣人观"的基本建构下得以确立其基本精神,此皆因为理学之根本目标在于"学为圣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