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

庄子语言哲学存在着一个道、意、物、言的四元结构,在这个四元结构中,道与言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在道与言的关系问题上,庄子坚持道不可言论。庄子语言哲学的四元结构和“道不可言”论对中国诗学、美学中的意境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诗学意境论对“意”的最初理解,而且也规定着意境论中“境”的原初含义,并直接导引和促生了“境生象外”的哲学、诗学命题。从诗学意境论产生的源发哲学语境看,“意境”即“道境”,“道境”是“道”开辟出来的无限精神空间,具有鲜明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从庄子语言哲学入手重新认识意境问题,有助于矫正把意境简单地界定为“情景交融”的偏差,而把意境的当代阐释导向更加合理的“道”、“情”、“物”、“象”的完美统一。

《庄子》的语言自觉与其神秘论道之理解

《庄子》所论之道神秘超验,容易引起读者经验上的质疑;但《庄子》文本又有其特殊性,也即作者对自身言说所可能引发的质疑已表明出充分的自觉,并因此在表达策略上作出了自觉的回应与处理。这一语言自觉要求读者不可轻易摒弃或臆解《庄子》的神秘论述,而应紧扣文本,积极利用作者给出的阅读提示,做出合乎作者期待的理解。考察庄子对自身语言使用的自觉,可以发现,他运用了“三言”、情节转变设计以及理性辨析这三种语言策略来贯彻其避开论争、破除执见并提升读者素质的意图,以求实现对读者经验质疑的化解。这些“作者自觉”在正面揭示道论内涵上作用有限,相反,它提醒读者应该保留道论的某种“神秘性”;不过,它极大地促进了读者的自我反省与理性突破,为进一步的静修锻炼和道论理解提供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