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角度对X-Rite’s Shade Vision系统测量结果的影响

目的观察不同角度对X-Rite’s ShadeVision系统测量比色板结果的影响。方法将一副新的Vita16色比色板固定在粉红色的蜡中。X-Rite’s ShadeVision系统分别在平行于比色板唇面,5°、10°、15°向左右侧和切向、龈向倾斜时测量颜色,以L*,a*,b*及Vita16色比色板色片颜色表示测量结果。计算ΔL,Δa,Δb和ΔE*ab,数据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向右倾斜5°、10°、15°时L*值分别减少0.22,0.97和0.93,而向左倾斜L*增加;垂直向角度改变时,L*值增加;最大的ΔL值在向龈向倾斜15°(2.84)和向切向倾斜15°(2.37),这导致相应位置出现最大的ΔE*ab(3.22±0.37)和(2.50±0.63),15°向左和右倾斜时,ΔE*ab分别为1.87±0.59和1.20±0.25。与其他位置比较,向龈向和切向15°时,ΔE*ab明显高(P<0.05)。结论X-Rite’sShadeVision测量时,正确的测量位置对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非常重要,角度的偏移,尤其是垂直向的倾斜会影响测量结果。

X-Rite’s ShadeVision System与Vitapan Classical比色板的匹配性分析

目的X-Rite’sShadeVision System和Vitapan Classical比色板的匹配性。方法采用X-Rite’sShadeVision System对Vitapan Classical比色板进行测色。结果X-Rite’s ShadeVision System测量结果排序与原排序一致,排列差异最大有6个色片的差距。相邻比色板的色差ΔEab参差不齐,最大的色差6.92,而最小的色差只有1.21。结论X-Rite’s ShadeVision System与Vitapan Classical比色板不完全匹配。

文中子乐教思想述论

文中子王通生于魏晋南北朝乱世末期,由于亲眼目睹政治混乱、兵戈四起带给百姓的灾难,他逐渐孕育出以天下为己任、身体力行传承古代礼乐教化的文化意识。首先,他从理论上界定了乐教的本质,认为乐是对于圣王之德的一种象征与描绘;其次,他指出乐教的作用机制是通过礼乐将其蕴含的道德精神,以一种具体可感、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在潜移默化中感动聆听者,使之浸润在道德之善、艺术之美中而受到诱导,最终影响其内心世界与外在言行;最后,他通过点评历代礼乐教化、教育弟子、参与政治等实践,试图在隋初重建礼乐。虽然最终未能实现其愿景,但王通乐教思想仍有不可磨灭、值得研究的现代价值。

宋代《司马氏书仪》及《朱子家礼》所载“冠笄礼”述论

冠笄礼为古代成人礼,盛行于西周及春秋时期,唐宋时期已呈荒废之势。唐宋间包括苏辙在内的儒学之士极力倡导冠礼,但已无力扭转这种颓势。《司马氏书仪》及《朱子家礼》是宋代两部重要的私修仪注,其中均记载了冠笄礼。《朱子家礼》中的冠礼多取自《司马氏书仪》但有所创新,如行礼前“告于祠堂”和行礼后“见于祠堂”,明显突显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尊祖敬宗的宗族观念。笄礼较于冠礼要简化许多,未有冠礼中的三加仪式,仅有加冠笄。笄礼也缺少祠堂之制,这反映了古代男女之别。

壮族布洛陀祭祀与越南雄王祭祀之比较

壮族布洛陀祭祀与越南雄王祭祀同属祖先崇拜信仰范畴。壮族布洛陀祭祀源于布洛陀创世神话和民间麽教信仰;越南雄王祭祀源于越南民间神话传说以及历朝历代国家意志的推动。比较壮族布洛陀和越南雄王祭祀两者之间的异同,有文化借鉴意义。

神圣的献祭:古希腊丧葬仪式中的体育竞技

采用文献资料法,通过对《荷马史诗》的文本分析,寻找丧葬仪式中的体育线索,探讨古希腊丧葬文化背后的体育价值与意义。丧葬仪式中的竞技赛会,是英雄、荣誉、神性与体育的一次联姻,是生命轮回中的重要程式,因此,荷马才会不惜笔墨着力描写,从中反映出体育竞技在古希腊民族中的神圣地位。从《荷马史诗》中的文献记录入手,进行体育竞赛活动的内容分析,寻找丧葬竞技的存在根据,认为体育竞技是希腊民族性的独特标志和行为符号。在文学著作、社会生活、城邦事务、教育制度和宗教信仰中,都透露出古希腊人对体育竞技的关注与重视。体育竞技与葬礼仪式、宗教祭祀的神秘联系,正是古希腊精神独有的文明印记。对丧葬仪式进行历史溯源,在文化流变的图谱中,从移民浪潮、神话起源、宗教寄托和社会风尚中寻找体育与宗教的文化勾连,剥离出古希腊民族性中体育竞技的文化魅力。

镇安故地壮族巫、麽、道斋醮仪式考察

镇安故地即今广西靖西、德保、那坡三县全境和天等县的向都、把荷、都康、上映,大新县的下雷、硕龙、土湖等乡镇,史称镇安府。自古为壮族聚居地,操壮语南部方言德靖土语。民间信仰巫、麽、道并存,法事仪式通力合作。2006年秋,靖西县湖润镇新灵村新桥屯和多吉村多留屯两地分别举行的斋醮仪式充分展示了巫、麽、道合一的独特风景。

壮族布麽的组织结构及传承方式

壮族布麽由巫觋发展演变而来,皆为男性,布麽都不是专职的神职人员,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有人邀请才出去做法事,做法事时大都单打独个行动,缺乏一个团体性的组织机构。布麽通过相关的修炼阶段和授戒仪式,一旦成为布麽后,要按照麽教的教规教义自我约束,按章行事,担当救赎社会、超度亡魂、安抚心灵的重任,并且通过师徒传承或家族传承的方式担当起传承麽教使之薪火不灭的义务。

自崇礼到重法(上)——以先秦士阶层“得君行道”观念为视角

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君、师分离,士阶层出现,"得君行道"观念随之产生。孔、孟认定道尊于势,不能得君,则以明道自任,道即为赋予礼以内在道德上的根据,彰显其仁心,其治道之重心在礼。战国中晚期,"势"观念勃兴,尊君思想张扬,荀子在"道"与"势"之间游移,因要尊君,遂将礼外在规范化,在治道上礼法并重。战国末期,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法家,将尊君推到空前高度,因得君之切而牺牲了行道之实;因尊君而尚法,其法治沦为君主"治"臣下和人民的工具。整个先秦时期,士阶层从强调"行道"逐渐转向"得君",与治道从"重礼"向"尚法"之演变大体一致。

自崇礼到重法(下)——以先秦士阶层“得君行道”观念为视角

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君、师分离,士阶层出现,"得君行道"观念随之产生。孔、孟认定道尊于势,不能得君,则以明道自任,道即为赋予礼以内在道德上的根据,彰显其仁心,其治道之重心在礼。战国中晚期,"势"观念勃兴,尊君思想张扬,荀子在"道"与"势"之间游移,因要尊君,遂将礼外在规范化,在治道上礼法并重。战国末期,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法家,将尊君推到空前高度,因得君之切而牺牲了行道之实;因尊君而尚法,其法治沦为君主"治"臣下和人民的工具。先秦时期,士阶层从强调"行道"逐渐转向"得君",与治道从"重礼"向"尚法"之演变大体一致。

大、小戴《礼记》文同题异篇目比较

通过比较现存大、小戴《礼记》文字相近而篇题不同的篇目可知,小戴《礼记》比《大戴礼记》更为精粹、成熟,远较大戴为胜。相形之下,小戴《礼记》篇题命名更准确,题目也更贴合文章的原意,文字比《大戴礼记》更为简明,章法整齐,阐释更具有学理性和逻辑性,内容也更契合儒家学理及学说。这说明大、小戴有着不同的编辑倾向和学理思路,也侧面说明了小戴之书并非删取大戴而成。

夸父原型新探——远古祈雨文化研究

“夸父追日”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神话传说。夸父是其部族的首领和神巫 ,夸父族是华夏族团的一支。“夸父追日”实为春社求雨 ,神巫夸父被曝而死之事的演变。夸父为部族———人类的利益而献身。透过这个传说 ,可看出上古先民的生活、信仰和文化、思维状况及上古巫者为公众利益而大无畏牺牲的精神。

由史俗到经述:彝族毕摩经籍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

彝族毕摩经籍中出现了关于宋仁宗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在历史记载、说书演义、叙事模式、社会语境、仪式过渡的共同作用下,由毕摩撰写完成了"仁宗的故事"。但是,该故事又由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其深层次结构与很多故事类型和原型仪式有相似之处。

生态叙事:麦克尤恩小说研究

麦克尤恩的小说契合时代的脉搏,将自然﹑生命﹑生存﹑成长等严肃深邃的生态主题用生动的故事呈现出来,充满了众生平等﹑和谐共生的呼唤,渗透"回归生命本真,良知呵护生命和地球"的理想,给读者以深刻的反思和启示。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乐论研究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精通音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存在大量的论乐文字,这些论乐文字散见于文集中的各种信件、序文、杂著,既有抽象的形而上的音乐本体思考,也有具体的形而下的专门技巧的探讨。它们是朱熹在音乐艺术领域的理论探究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朱熹整个理学体系在音乐中的表现。研究朱熹乐论,不仅可以了解朱熹的音乐成就,还可窥探朱熹理学思想和传统乐论之间的互动。

《新编汪中集·大戴礼记正误》点校商兑

广陵书社于2005年3月推出的《新编汪中集》,是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中当代学者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由于礼学典籍较为难读,其中《大戴礼记正误》的点校尚有若干失误,本文就此提出商榷意见,或于国家清史工程有＂一得＂之助。

重新评估《古镜记》的思想价值

《古镜记》在思想内容上隐含着"正"与"邪"这样两个重要的封建政治伦理概念或范畴,是一篇以正克邪的故事。宝镜的形制、特性和传承表明它是人臣辅弼王者的道与器,功能是治天下和使天下治;宝镜在现实中发挥着正名、正祭、正言和正人伦的作用;宝镜代表的是以周公孔子提倡的以礼乐治天下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和措施。在朝移代易之际为再无缘实施以"礼""仁"等正统儒家思想治天下和使天下治的政治主张而痛惜,是这篇小说的思想主题。其思想价值一是表达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而不以王朝为宗主,与封建社会绝大多数文士官员迥然不同的独特而进步的政治理念;二是反映了作者对旧政权不留恋,对新政权也不期待,悲观绝望的情绪和思想;三是提出的"百姓有罪,天与之疾"的观点深刻影响了中国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思想内容。

从《荀子》与《圣经》看中西人性善恶观异同

"人性"问题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之一。《荀子》与《圣经》对此都做出了深刻的探讨。不同于儒家孟子的"性善论",荀子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性本恶,需要"化性起伪"以积善成德,最终达成个人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完满。《圣经》是犹太教与基督教最重要的圣典。在这两个宗教中,上帝是造物主,也是道德的最终原则。基督教中,人类有"原罪",人性是恶的,需要用神性代替人性,最终获得救赎。犹太教中没有"原罪"的观念,世界中的恶是神的惩罚,选民需遵循耶和华的律法以期获得福报。中西方对"人性"问题的不同解释与解决方法既与其不同的社会产生环境有关,又影响了各自社会思想和文明秩序,并将在人类今后的发展中继续产生作用。

浅析孔子“莫能用”

孔子崇“礼”，面对“礼崩乐坏”，希望重振西周那种等级有序，人们各安其位的局面，但春秋时，权力下移，“上位”思想兴起，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局面。所以孔子“不能用”是必然的。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

本文从礼学角度论证了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普遍应用的赋诗言志现象的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认为赋诗言志是对燕享礼仪中固有乐歌形式的模仿和意义的替换。即《诗经》中诗在燕享之礼中本是固定的,程式化的,其发挥作用的原理是被“礼”化了的诗的乐章之义。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仪多被僭越,乐章之义失落了,于是燕享礼仪中诗经历了一个从取乐章之义到取词章之义又到“点歌”即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的演变。就思维方式看,《诗》的乐章之义和词章之义,都是以一种象征即比兴式思维对《诗》进行的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