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之北伐与梁武帝的战略构想

陈庆之北伐是梁在后魏政局混乱情况下,以梁军为绝对主力出击的一次作战行动。这次北伐延续了梁武帝纳降将以扰乱后魏政局的战略构想,且梁军持续作战,以寡敌众,战绩斐然。因战略存在失误,北伐失败,但不足以说明北伐的整体决策错误。

诸葛亮北伐目的新论——以多重战略目的及其实现程度为中心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已经提出刘备跨有荆益后北伐的目的是"成霸业"、"兴汉室"。后来法正建议刘备北伐汉中时提到了包括"尊奖王室"、"蚕食雍、凉"在内的三重目的,这对诸葛亮应会有影响。诸葛亮秉政期间北伐的目的应有三大层次:兴复汉室、推进统一为第一层次;扩大占领区、联络氐羌、搜罗人才、疲敝魏国等为第二层次;以弱示强、以攻为守、凝聚内部等为第三层次。就北伐的成效看,第一层次的目的远未实现,第二层次的目的或多或少有所实现,第三层次的目的大致实现。诸葛亮的北伐就目的来说,与孙权的北伐有明显区别;就后果而言,与姜维的北伐也有重要差异。

从“兴复汉室”到夺取凉州——诸葛亮“北伐”新论

诸葛亮为“兴复汉室”而进行的北伐,因形势的变化和实力的悬殊,注定不能成功。诸葛亮之所以坚持北伐,是因为北伐的目的,除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外,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低级目标即夺取凉州,借以增大蜀国的疆域和国力。

浅析诸葛亮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

诸葛亮发动的北伐战争,虽然达到了诸如巩固其威信地位,缓和内部矛盾,以攻为守,标榜正统,发现、培养人才,锻炼蜀军的战略目的,但它并不符合当时蜀汉政权的国情、民意,而是一场必然失败的战争,其失败的原因是可寻的。

诸葛亮北伐的争议及其才能质疑

诸葛亮北伐问题历史上一向争议很大,进而对诸葛亮的才能问题也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分析当时蜀汉与曹魏的形势对比、诸葛亮的北伐动机,指出无论在公在私,诸葛亮都有不得不北伐的动因;且在北伐战争的初期如果策略得当,的确有胜利的希望,而不能单纯以兵力数量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导致诸葛亮北伐战争的失败有诸多原因,但诸葛亮个人军事才能的平庸以及用人上的失误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因素。

诸葛亮北伐的战略分析

诸葛亮屡次兴兵陇右,论者均以为北伐的战略目标是"出于秦川",与曹魏进行决战。其实,按"隆中对"的设想,对曹魏战略进攻的前提是"天下有变",在此条件成熟之前,诸葛亮的北伐只是战略相持阶段的局部战争,是为预期中的战略进攻作重要的准备工作,目的是在决战时争取一个较好的战略态势。

蜀汉首次北伐魏延、诸葛亮进兵路线新论

千百年来,论者都把蜀汉首次北伐中魏延提出的出兵方案称为子午谷路线或子午谷奇谋,并将其与诸葛亮的陇右路线进行比较和评论。实际上,这是严重的错误。完整的魏延策是褒斜—子午策,但由于魏延策存在行军艰难且后勤保障解决不力的隐患,诸葛亮最终选择了主力行军相对容易的陇右路线。与魏延策的正面进攻相比,诸葛亮策堪称真正的"奇谋"。但把二策放在整个北伐中看,又各有其可取之处。

浅析诸葛亮发动北伐战争的战略目的

“一生谨慎”的诸葛亮深知蜀汉政权偏居西南一隅之地，国力、军力都远不如曹魏，然而却一反常规，率众五出祁山，北伐曹魏。通过发动北伐战争，诸葛亮达到了确立其个人威信，为蜀国培养、发现、辨识人才，提高蜀军战斗力，开拓疆域，缓和内部矛盾，标榜正统和以攻为守等诸多战略目的。

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宋代新儒学复兴

为改变儒学式微困境,倡导社会变革,以"宋初儒学三先生"为代表的宋代儒学家大力弘扬先秦儒学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倡导汉唐儒学的当代转型。发展至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王学、苏学、程系道学三大新儒学派系,传统儒学实现了复兴。北宋新儒学构建进程中,儒学家们基于宣扬学术和变法图强需要,纷纷论说诸葛亮,北宋的诸葛亮评价由前期的盛赞"去就出处行大义"向后期的褒贬才德难两全转变,这与北宋前期儒学呈现的关注现实的"外王"倾向转型至后期强调"内圣外王"、德行双修的演进路径大体一致,从而折射出宋代新儒学复兴的历史进程。

浅析诸葛亮发动北伐战争的战略目的

"一生谨慎"的诸葛亮深知蜀汉政权偏居西南一隅之地,国力、军力都远不如曹魏,然而他却一反常规,率众五出祁山,北伐曹魏。这与其"谨慎"的性格是相悖的。然而,通过发动北伐战争,诸葛亮达到了确立其个人威信,巩固其地位,为蜀国培养、发现、辨识了人才,训练蜀军,提高了其战斗力,而且开拓了疆域,就食于敌,缓和了内部矛盾,标榜正统和以攻为守等诸多的战略目的。

诸葛亮与祁山历史遗迹考述

祁山是三国魏蜀争夺中一个战略要塞和重要城堡,诸葛亮两次北伐曾兵临祁山。围绕祁山争夺在天水一带发生过一系列战事,大多都有遗址可寻。今甘肃礼县及周围一带,与祁山相关的三国历史遗迹尚有百城堡、祁山堡、观阵堡、点将台、圈马沟、藏兵湾、铁笼山和木门道等遗迹,它们都是祁山攻防体系的组成部分。

从诸葛亮的举措成败看其忠君思想的体现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毕生的精力治理蜀国,力图以一州之地复大汉皇朝。他在强烈的忠君思想的支配下厉行改革、依法治国;发展屯田、务农积谷;平定诸夷、稳定政局;厉兵秣马、挥师北伐。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和胜利,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抱负。

试论诸葛亮对北伐曹魏大业的准备

文章从富国强兵、东和孙吴、南平南中、北驻汉中等方面，论述了诸葛亮对北伐曹魏的准备。

诸葛亮南征之役探微

诸葛亮南征的战略重点不在打击少数族酋长叛乱势力,而在平定南方诸郡汉族大姓耆帅和地方官吏叛乱;南征军所达最远地不是滇池,而是今天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南征及其善后措施收到了显著成效,此后南方诸郡没有再发生汉族大姓耆帅和地方官吏的反叛,少数族叛乱的次数和规模也十分有限。

试论诸葛亮第三次对魏战争

诸葛亮第三次攻魏,是诸葛亮对魏作战的一项内容。文章从诸葛亮第三次攻魏的具体史料、第三次攻魏战役的名称、第三次攻魏的作战方针及其治军、对第三次攻魏战役的评价等四个方面,对之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且得出了相关的结论。

论蜀汉政权与南中大姓夷帅之关系

蜀汉政权为东汉末年刘备在蜀地建立的割据政权,为三国政权之一。蜀汉强盛时疆域包括今云南全省,四川、贵州二省的大部,陕西、甘肃南部,广西西北部及缅甸东北部,越南西北部。三国时期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及缅甸东北部被统称为南中。此时南中有许多掌握部曲的汉人上层人士,史书中称为'大姓',以及许多少数民族头领,史书中称为'夷帅'、'夷王',大姓和夷帅是南中强大的地方势力。蜀汉政权与南中大姓夷帅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在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前,南中大姓夷帅多不尊蜀汉,时常爆发叛乱。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北伐及蜀汉政权后期统治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南中大量的兵力和财力。诸葛亮征服南中后对大姓夷帅采用了不同政策,一方面扶植南中大姓来管理南中,进一步提高了南中大姓的地位,确认了大姓权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夷帅的压制,削弱其力量。导致之后南中出现大姓尊蜀汉,而夷帅常叛蜀的局面。经诸葛亮扶植后,南中形成了'四姓'的格局,极大地影响了南中形势。

从《三国志》裴注看诸葛亮形象之演变

三国、两晋及南朝的齐、梁、宋两百多年间,是我国史学著述较为发达的一个高峰。《三国志》裴注所存的诸多相关史著和史评,汇集成了诸葛亮形象丰满的历史面貌。后汉三国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的史家出于各自的需要,对其事迹和形象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记载和评价。稍后的两晋和刘宋时期,史学家开始客观公正地反思诸葛亮这一重要历史人物。"衣冠南渡"之后的东晋,士大夫们更是从民族情感的角度出发,期待着诸葛亮这样的能够提振信心的人物出现。刘宋时期,诸葛亮作为人臣的榜样,最终定格下来,逐渐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

从徒劳北伐到蜀汉覆亡:战略的蜕化、复兴和湮灭

本文透视一番悲哀的战略史,它由诸葛亮始于225年的三轮徒劳的北伐开启,'爰整六师,无岁不征……呜呼哀哉.'随后,继他的战略蜕化来了某种战略复兴,由诸葛亮之后艰难挣扎的西南王国前后相继的军政魁首蒋琬和费祎从事,他们尽最大努力,以一种相对保守和审慎的方针导致'边境无虞,邦家和一'。战略蜕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诸葛亮远未处理好蜀汉的根本两难或悖论,即相对最弱的实力与国父刘备留下的全国重新统一宏愿。战略不敌意识形态.蒋琬和费祎与此相反,将羸弱和近乎耗竭的王国的大战略改变为一种保守和休养的大战略,那恰为当时所需。然而,他俩前后仅18年的主政之后,战略湮灭或化为乌有,因为接着成为蜀汉事实上的统帅的姜维年复一年地从事总体徒劳的北伐,此外一无所为。最后在263年,他的主力大致被司马昭麾下一场大规模钳形攻势摧毁,蜀汉随即覆亡,那是他'玩众黩旅''累年攻战'的直接结果。这番近四十年的战略史昭示,必须按照能力去规定目标,按照代价去评判得益,此乃战略的根本原理。

北伐大变局中的梁士诒与交通银行

梁士诒是北京政府老臣,是众人熟谙的北洋"财神"。在其亦官亦商的政商道路上,交通银行是最重要的驿站之一。在北伐前后的南北大变局中,梁士诒作为交行的灵魂人物,其在南北间的运筹,虽然难以排除政治投机的成分,但更多还是呈现了一位银行家在政权更迭中的现实顾虑及复杂应对。梁士诒和交通银行或为此一时期银行家、银行及政治间交缠纠葛的一个典型例证。

诸葛亮南征“渡泸”前路线问题再探

由于文献记载简佚,诸葛亮南征路线问题历来难有定论。本文根据凉山境内及周边汉晋时期考古遗存的时空分布及相关具体情况,结合前人研究及个人实地调查的切身体验,以新的视角就'渡泸'前路线进行考证和复原。笔者认为,诸葛亮南征系经沐川源道,于安上县入大凉山,在今昭觉一带战胜高定、雍闿联军,经四开坝子至邛都(西昌)。之后于今何处'渡泸',存在会理鱼鲊、江驿、皎平渡、宁南葫芦口镇这四种可能性,依据现有材料,尚不能确指,但后三者的可能性大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