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女真文化对元杂剧繁荣的影响

金代女真文化与文学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对元曲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女真歌谣与歌舞、诸宫调、金院本在思想内容、艺术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方面为元曲尤其是杂剧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金代女真帝王对通俗文学的喜好和宽松的文化政策,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由金入元的作家队伍等,共同促进了通俗文学元曲和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使元杂剧迅速走向中国古典戏曲的黄金时代。

诸宫调的发展历程探讨

诸宫调是一种大型讲唱文学。它产生于北宋中后期曲子词兴盛之后,与宋代瓦肆伎艺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自身也有一个明显的演进过程(兴起、发展、兴盛和衰落),经历了由词体诸宫调向曲体诸宫调转化的历程。

诸宫调与《董西厢》

诸宫调的说唱艺术形式主要从变文、教坊大曲、杂曲的基础上错综变化发展而来,《董西厢》则是现存最完整和艺术形式发展最为完美的诸宫调说唱文本。

缠令考论

缠令兴起于北宋,消亡于元代,几与诸宫调相始终。缠令是同一宫调内诸种曲调相结合形成套数的首创,它与诸宫调一起,是我国元杂剧曲牌联套形式的开路先锋。缠令上承词体文学,下启戏曲文学,可谓两者之间的过渡桥梁。

试述诸宫调的音乐结构

诸宫调是有说有唱、说唱相间、表演情节复杂的说唱音乐形式。它把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缀成套,各套之间的宫调却不相同,作品呈现出多调式的特点。对诸宫调这一艺术形式进行系统研究,辨明其曲牌使用的规律,理清其联缀成套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对研究宋元时期音乐文化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诸宫调与曲子词的关系

从讲唱文学这一样式来看 ,诸宫调与唐代变文是一脉相承的 ;而从音乐体制来看 ,诸宫调与曲子词则是“血肉相连”。诸宫调基本上是将曲子词直接“搬进”自己的结构体制中来演唱 ,或者说 ,宋金诸宫调所“唱”的部分就是曲子词的有机组合。因此而言 ,曲子词对诸宫调的影响是直接的、巨大的。

从《天宝遗事诸宫调》谈讲唱文艺之不足

较之元杂剧 ,讲唱文艺之作者大多文化修养稍逊 ,演出文本亦时常因口耳相传而无定 ;观众则以社会下层人士为多 ,其接受、欣赏能力和趣味不能不受到相当限制。创作者及表演者虑及生存 ,更须为迎合观众情趣而刻意追求俗媚。这种情形在《天宝遗事诸宫调》中尽可看出。故古代讲唱文艺虽是构成元杂剧内容、形式的重要来源 ,但就前者之成就乃至格调而言 ,尚无法与后者同日而语。

《刘知远诸宫调》与明成化本《白兔记》词语比较

《刘知远诸宫调》和《白兔记》同属民间俗文学,语言浅白通俗,口语性很强。《刘知远诸宫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金时期北方口语的实际情况,而《白兔记》则较多的保留了明代江浙一带的南方土语。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白兔记》的语言口语化程度更高,俚俗浅露的语言风格尤为突出。

金代诸宫调的阳声韵和《董西厢》的韵部系统

以《董西厢》为代表的金代诸宫调的阳声韵有两个特点,一是邻韵同用特别多,二是前后鼻音韵尾混同。前后鼻音韵尾的混同有可能是受到作者方音的影响;而邻韵同用,如寒山、桓欢、先天三韵通押,是因为这三韵韵腹音位相近,押韵较宽,并不意味着实际语音中三韵混同。金、元时代闭口韵仍然存在,制曲用韵基本不用闭口韵是受唱腔的制约,并非意味着闭口韵已经消失。《董西厢》的韵部系统显示,《中原音韵》的元代中原音系早在金代中期就已经初步形成。

论口语文化视角下诸宫调文化形态的演进——以《刘知远》《董西厢》和《天宝遗事》为例

说唱诸宫调是宋元时期具备了强大叙事能力的艺术形式。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和发展,无论是在音乐上、文学上,还是戏剧技巧上,都起到了强大的奠基作用。说唱诸宫调发生和发展在宋代商业繁荣、文化下渗的大背景下,成长在市民文化日渐勃兴的轨迹中。现存的三种诸宫调中,《刘知远》是民间文化初步崛起、步入勾栏的产物;《董西厢》是文人文化下渗勾栏的产物;《天宝遗事》则是高度成熟的、综合性的勾栏商业的产物,它们基本可以代表诸宫调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中的三种文化形态。这三种诸宫调文化形态的演进,表明金元之际文艺领域已经出现重大变异:文学语言开始变化,源于口语文学的虚构叙事文学逐渐转化为文学的主干,市民意识逐渐侵入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浅析吴梅的诸宫调文体研究

吴梅是中国近现代交汇之际的戏剧理论大师。其戏剧理论的特点是:曲律与文辞并重,理论与实践融汇,作品评论与戏剧史研究同步。吴梅的诸宫调文体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体来源、体制特点和语言风貌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