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汉太子师傅制度

两汉是东宫官制奠基时期。太子师傅作为东宫的常设官,承担着教育、护佑太子的职责。相对先秦而言,两汉仅设置有二傅,而不设师、保。两汉太子二傅均为实职,东汉太子太傅率先从管辖官属的职责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新的制度。而这一制度以后为三国所继承,并成为两晋东宫官制改革的起点。

汉晋南朝太子中庶子的演化与东宫门下机构的形成

汉晋南朝东宫侍从官体系中,太子中庶子一直为最高官阶。《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未载中庶子为脱漏之故。西汉宣、元、成帝时代,中庶子由太子私属演变为职官,为“亲近之职”,“职如侍中”。晋太子中庶子“受命于天朝”的性质更加清晰,其对太子的谏诤权力更被强化。中庶子“总管门下”,官署称“坊”,具备“侍从左右,傧相威仪”、“尽规献纳”、“奏事文书皆典综之”三种职权。尤其是围绕着典综奏事文书,一方面东宫门下出现机构分化,设置门下通事守舍人、通事舍人等职,另一方面中庶子职权延展出对东宫官僚的监察权。刘宋时太子中庶子由左、右卫将军兼任为常例。这反映了南朝皇权复兴之初对皇位继承的重视。萧梁中庶子的领、兼官没有规律可循,反映中庶子之官职的独立性又重新得到了确立。其原因在于梁武帝晚年皇太子长期监国,依靠东宫门下“文案簿领”的缘故。

曹魏东宫官制研究——汉晋间东宫官制演进中的承前与启后

曹魏政权建立以后,其东宫官制因仍东汉又多有变化。具体而言,东宫官僚的最高领导机关处于变动中,太子二傅与太子詹事对于东宫职官的分辖、轮替,正表明曹魏东宫官制处于从汉制向晋制过渡阶段。太子率更令似乎开始失去对侍从职官的统属、管理实权,专门侧重于宫门禁卫之事。侍从类职官地位上升,具有从旧统属关系中独立的倾向,几乎所有此类职官均由士族子弟出任,从而使东宫侍从官有清显化的倾向。这些改革成为晋制的先导。因而,曹魏东宫官制居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

“天地之中”东汉三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研究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趋势日益加剧的当前社会,"天地之中"东汉三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对东汉三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不容忽视。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专家访谈法、系统分析法等方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背景,挖掘"天地之中"东汉三阙中承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并提出了相关传承、保护与发展对策。

东汉洛阳北宫考

东汉北宫是皇权的象征,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枢,既是皇帝登基、处理日常朝政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也是皇室成员接受教育和生活起居之所。北宫内设有专门的学术机构,不仅藏有大量的典策文章,而且网罗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北宫如今虽已成为"消失的建筑",但其中的门、阙、殿、堂等建筑物都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联。

东汉洛阳南宫史事考

东汉南宫、北宫是皇权的象征,是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枢。这里既是皇帝登极、处理日常朝政和举行其他重大活动的地方,也是皇室成员接受教育和生活起居之所。南宫、北宫内都设有专门的学术机构,里面不仅藏有大量的典策文章,而且网罗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南宫、北宫今天虽早已成为"消失的建筑",但其中的门、阙、殿、堂等都与光武入洛阳、贾逵受诏讲学等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联。

汉濯龙园位置及其有关问题

对汉濯龙园的位置、内容和景观特点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汉濯龙园不是像元《河南志》及有关学者根据司马彪记载绘制的地图那样位于夏门大街以西,也不是像冈大路等学者认为的位于洛阳城外,而是位于德阳殿以北,位于现在认为是北宫范围的大地块以内,属于北宫的一部分。由此得出3个推论:第一,汉濯龙园与魏晋北朝华林园在位置上有一定程度上的叠压,其部分自然景观基础骨架,如果林地、水池等也很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依托和继承关系;第二,汉明帝时期的洛阳北宫营建规划,即已出现后代魏晋时期的南宫北园布局,这一布局,是后代都城制度有关转变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第三,就早期皇家园林的一般性布局问题谈了一点认识。

“象天设都”与东汉洛阳城的空间布局

东汉都城洛阳在周秦故城基础上营建而成,但汉明帝为了彰显东汉政权的正统性,有意在都城的营建过程中'象天设都'。东汉都城洛阳南北宫制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法象了'太一'紫宫与太微宫的布局;洛阳金市则因取法'天市'的布局而改变了都城'面朝后市'的规制,使洛阳城内两宫、一市的格局与'三垣'形成对应。围绕洛阳南北宫而建造的三公府、离宫、别苑、太仓、武库、监狱等宫苑、机构,则与'三台'、'营室'、'咸池'、'天枪'、'天棓'、'贵人牢'、'贱人牢'等星宿相对应。通过'象天设都'观念在洛阳城营建过程中的实践,东汉统治者将'天命在汉'的观念贯彻到了都城的空间布局中。

反讽与追忆:《西都赋》中的成帝书写

东汉初年,汉成帝被排除在圣统叙述之外,成为帝王奢侈的典型。班固在《西都赋》中,一面极力描摹昭阳之盛,将成帝与武帝并列,作为西都奢侈的代表,以史家的眼光分析西汉衰落的原因;一面深情回忆十世之基,追慕西都最后的盛世,代表了东汉初年部分士人的普遍心态。除了成帝奢侈同于武帝与马、扬大赋的典范作用之外,班氏家族对成帝时"羽仪上京"的集体记忆,是造成《西都赋》重视成帝之世的关键因素。

汉晋南朝太子舍人的演变分化与东宫中书、门下机构的形成

两汉间太子舍人由太子私属身份向朝廷职官的演变,并固定成为吏六百石(东汉二千石)任子除授、太学生课试擢选者的常任官。这一过程大致在西汉成帝时完成。此后太子舍人成为东宫侍从官中唯一的常设官。魏晋之际,太子舍人的文教素养进一步受到重视,其职责由两汉时的更直宿卫转向掌东宫表、启、、疏,并进而分化出"理文书"的中舍人。太子舍人的这一演变、分化,推动了晋代东宫中书、散骑、门下诸机构的形成。南齐时,作为舍人、中舍人清显并虚职化的结果,由寒人任职的内典书通事守舍人、门下通事守舍人被相应增设。萧梁顺应这一趋势,在东宫中书、散骑、门下、秘书诸机构中普遍增设了寒人出任的舍人职位。同时又设置由次门士族出任的东宫通事舍人以参决政事,这是梁武帝依靠次门士族、扩大门阀阶层改革在东宫官制上的反映。汉晋南朝间东宫太子舍人的演变分化,深刻地影响了东宫中枢决策机构的形成及其变化,也是朝廷官僚体系整体发展的局部体现。

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宫殿区南部2016年秋季调查简报

2016年秋季,山东大学邾国故城遗址考古队对邾国故城遗址宫殿区南部约10万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城内系统调查。本次调查采集了大量标本,主要为山东南部地区常见的东周、汉代生活类器物。通过对调查区发现陶片的器形统计和分布密度计算,并结合2015年邾国故城发掘、2016年夏季城内钻探、2018年金水河附近试掘的收获,推测以金水河为界,遗址北部可能是夯土、壕沟、道路和手工业作坊分布区,南部是居址、手工业作坊、市场及相对应的管理机构等的分布区。

东汉鎏金银璧形铜棺饰的图像与信仰

鎏金银璧形铜棺饰主要流行于重庆巫山一带东汉晚期的砖室墓当中,它们是在云阳一带流行的鎏金璧形铜棺饰基础上衍生而来的,采用了鎏金、鎏银、錾刻或者热煅等工艺,制作出了题材丰富的图像和铭文。这种铜棺饰可分为两类,甲类B型铜棺饰象征着月宫形象,它既可与象征着日宫形象的甲类A型铜棺饰组合,也可与象征着天阙形象的双阙形铜棺饰组合;乙类铜棺饰象征着日月合璧形象,通常是单独使用的。它们都是本地葬俗当中日月信仰和天宫观念的重要表现。这一特殊的地域性丧葬习俗在巫山地区的形成,既与本地浓厚的巫文化有关,又与来自长江上游地区移民带入的新技术和新观念有关。目前,甘肃和贵州地区发现的同类铜棺饰尚未见仿制的情形,它们应该都是由巫山地区传过去的。

两汉都城规划布局探析

两汉都城之间的布局变化表现为:宫城布局由西汉的多宫向东汉的南北两宫演变,宫城面积占城市面积的比例下降;其社稷和宗庙开始由宫城移至城南郊,但与宫城依然呈"左祖右社"的格局;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以及太学设置在东汉洛阳城南郊显要位置,创我国都城建设之首例;城市供水由西汉长安城的单供宫城园林用水,发展为布及整个东汉洛阳城的水资源综合利用,亦创我国都城建设之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