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谓“朱子道”之说

潘平格曾有所谓“朱子道”之说,并以此对朱子的理路进行批评。潘平格此说是否合理、有据,要从朱子本人如何看待道家谈起。从朱子文本来看,他确实对道家研究颇多,通过朱子对老子其人、《老子》文本和义理的研究,可以看出朱子最终仍然将儒道两家对立了起来。在道家谱系及义理流变的研究方面,朱子细致地梳理了老子、杨朱、列子与庄子四者之间的思想脉络与思想异同。此外,朱子还研究了道家与道教、儒家和佛教的关系,最终肯定了孔孟之道内圣外王的境界。事实上,朱子对道家与道教所做的研究属于“致知”,其目的仍在于“克己”和“敬”,即“拒盗”和“守门户”。因此,朱子虽然主张“不以人废言”,但终究认为道家“门户”错了。总之,潘平格所谓“朱子道”不合理,也无据。

《朱子语类》词语探释

语言是活的动态的,人们在一定对话语境中发出的言语或多或少所产生的语义变异由词汇语法层的不同形式来表达,具有脱口而出的“活”态。《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门人讲学问答的现场实录或事后追忆的纂辑,其所载“八字打开”“待人接物”“扛”“鲠直”“浃洽”“敛手束脚”“落窠槽”“念念不忘”“拌”“巧”“日头”“衰颓”“讨头”“习熟”“虚灵不昧”“絮”“仗节死义”“圳”“周遮”“筑磕”及相关词语既有旧言新词和历代刻本的文白差异,也有不同地域不同阶层所用词语的雅俗差异,反映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间互动交融的转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语言←→人←→客观世界的错综关联及人们具体取舍的价值取向。

“推”的伦理意蕴及道德自觉性——朱子论“人禽之辨”的新视角

朱子在“人禽之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严格遵守先秦儒者以仁义道德区分二者的路数,而是转向从“理气”的视角展开讨论。在理气的视域下,朱子又提出“推”这一概念。认为人因气清且正,所以能“推”;禽兽因气浊且偏则不能“推”,即以“能不能推”作为人和禽兽不同的关键,并以此确立人的主体性。更为重要的是,朱子言“推”不但具有“扩充”义,而且更具反思和觉解的涵义,即认为人是循着天理而为,能够将己之物事推将到他者的场域;另一方面,还表示人对事物及己之实践具有反思性,此是道德创造性之活动。而禽兽的活动则只是按照生理本能的顺性活动,并不能知晓其何以如此。这是朱子在人禽之辨问题的创新和贡献。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朱子的哲学体系,乃至宋明理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助益。

论真德秀《论语集编》对朱子之学的“铨择刊润”之功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然其“浑然犹经”,理解难度较大。朱门弟子及其后学在继承和推广朱子之学时,显然就面临着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的通俗化问题。故此,朱熹的弟子门人在奉《四书章句集注》为治学圭臬的同时纷纷为其续作篡疏,通过经典诠释的再诠释推动朱学的传承与创新。真德秀是著书诠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开创者和最有成就者,其代表作《论语集编》因“依注作书”的编纂体例、“以朱注朱”的诠释方法、“宗主朱学”的诠释特点和“以理为主”的诠释思想而对《论语集注》有“铨择刊润”之功,并由此推动了《论语集注》的经典化进程和朱子学术思想的通俗化与官方化进程,亦影响了南宋以后《四书》诠释学和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子语类》语言特色探析——以“启发”概念词语为例

《朱子语类》“启发”概念词语主要有“启”“导”“发”“拨”“引”“点”“诱”“指”及其复音词,指通过某种手段带领对象达到预期的效果、层次、境界等,在导向性上存在强弱之别。“拨启”“指拨”“剔拨”“引导”“诱引”“引路”“点化”“敲点”“点醒”等词之“启发”义,或较早用于《朱子语类》,或为《朱子语类》特色义,其他文献鲜见,体现了《朱子语类》其书用词特色。

时空交融——“朱子文化”公共艺术设计

随着城市景观建设的发展,公共艺术随之越发受到社会的关注,公众对于公共艺术的需求也愈加强烈。在此背景下,文章以福建省武夷山“朱子文化”公共艺术项目实践为例,将公共艺术与文化理念交融,尝试从古今融合、形式创新、场景交融、山水意蕴、材料表达、光与空间等六个方面探析如何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中融入地域传统文化,使其符合当代审美需求,彰显场地魅力,蕴含人文情趣与精神内涵。朱子文化秉承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此为基础,融入现代设计手法和地域特色的城市公共艺术,不仅具有文化传承与独特性,还能向公众传递更加深刻的情感和体验,满足公众对于文化与艺术的需求,进而更好地推动和促进城市景观建设的发展。

论《朱子家礼》对朝鲜朝前期家祭礼的影响

«朱子家礼»作为朱熹的礼学著作,卷一论祠堂部分和卷五整卷主要规定了祠堂奉祀和各类家祭礼的具体要求,体现了祖先崇拜、宗法观念和礼下庶民的价值取向.《朱子家礼》于14世纪前半叶传入朝鲜半岛,对朝鲜朝前期家祭礼的影响极为深远.《朱子家礼》厚植了朝鲜士民的儒家祭祀观念,促使朝鲜士民重视家庙祭祀并建立起祠堂建制,进而使得朝鲜士民树立起家祭礼上的宗法和家族观念,朝鲜社会的家祭类型与仪式基本遵循《朱子家礼》.

《朱子语类》“冒罩”“眊燥”“莽广”等词源流发展考

《朱子语类》叠置了不同地域的口语语料,其中一些特色方俗词的使用有地域差异。表“粗疏”义的北系方言词“冒罩”源自“毷氉”,“眊燥”是其同义连绵词,衍生有“冒躁”“冒懆”“毛糙”等丰富变体。表“莽撞”义的“莽广”等词与之义近,是南系方言词。

虚拟现实技术在传承福建传统文化中的应用研究

福建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现阶段,依托虚拟现实技术所具有的沉浸式体验、交互式沟通与自主式学习等应用优势,开发了诸如朱子文化、妈祖文化、土楼文化、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等多种福建传统文化VR体验项目,体现了虚拟现实技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所具备的提升传播力、增强保护力与激发创新力的现实意义,但在技术成本、作品创新、用户体验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仍有不足。因此,可以尝试从4个方面探索虚拟现实技术在传承福建传统文化中的创新路径:增加技术投入,降低开发成本;提升作品创意,打造本土品牌;优化用户体验,提升交互水平;注重知识产权,加强文化保护。

应用抑制差减杂交法分离粗枝大叶黄杨幼苗的冷诱导表达基因

应用抑制差减杂交(suppressionsubtractivehybridization,SSH)方法,构建冷诱导表达的正向抑制差减cDNA文库,低温处理的幼苗为tester,常温处理为driver,通过cDNA宏阵列差异筛选cDNA文库,得到604个低温诱导或表达增强的候选克隆,对其中的84克隆进行DNA测序,去除冗余的cDNA,在GenBank中进行核酸和蛋白质同源性的比较和功能分析,共有36个单一序列,有12个cDNA未找到同源序列,可能为新基因,表明采用抑制差减杂交方法与cDNA宏阵列技术分离诱导表达的基因是可行的。

HPLC测定珠子肝泰胶囊中的没食子酸

目的测定珠子肝泰胶囊中的没食子酸。方法采用RP-HPLC法,C18色谱柱,甲醇-0.1%磷酸水溶液为流动相,流速1.0 m.lmin-1,检测波长270 nm。结果没食子酸4.16~31.20μg与峰面积呈线性关系,平均回收率为100.08%,RSD=1.24%(n=5)。结论所建方法简便、结果准确,可用于珠子肝泰胶囊的质量控制。

刍议社会和思想变迁对《内经》学术体系构建之影响

战国至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制度方面出现"礼坏乐崩"。在社会制度新陈代谢过程中,新社会秩序建立的需求引发了古人在思想方面的新探索,相应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随着秦汉统一,新社会制度的建立,社会思想方面先后出现了"黄老之学"和"新儒学"的一统。社会和思想的变迁进而影响了包括医学在内的诸社会学科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成书并流传至今的《黄帝内经》一书中可见这些影响之印记。《内经》展现出一定的医学思想及理论汇集性,同时反映出医学内部存在不同医家乃至流派间的争鸣现象。反之,通过对该时期社会和思想变迁的考察即可更深入地认识《内经》学术体系之构建,进而可窥《内经》学术体系之学科内汇集性和学科间交叉性。

常绿杂交卫矛越冬期间叶片中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含量变化

以3年生北海道黄杨、胶州卫矛及其杂交子代为试材,研究了越冬期间3个黄杨品种叶片中可溶性糖(果糖、葡萄糖)含量、淀粉含量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变化过程。结果表明:3个黄杨品种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趋势均是降低-升高-降低,淀粉含量与之相反。杂交黄杨及其母本北海道黄杨可溶性糖含量和淀粉含量高于胶东卫矛;但在单糖含量中,果糖含量高于葡萄糖含量,这在杂交黄杨中表现更加明显。北海道黄杨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其它2个品种。3个黄杨品种抗寒生理机制并不完全相同;杂交黄杨抗寒性优于父母本,为以后的新品种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杂交常绿卫矛与其父母本的抗寒生理特性比较

北京地处华北暖温带地区，其寒冷的冬季限制了常绿阔叶植物的正常生长，因而在漫长的冬季城市景观萧条，缺乏生机勃勃的绿色。目前，北京园林中已经引种的常绿阔叶植物有20多种，得到较普遍应用的则为数甚少。由于北京特殊的气候条件，限制植物越冬的环境因子比较复杂，导致引种工作的盲目性和较低的引种成功率。

朱紫坊传统街巷空间意象分析启示

朱紫坊作为福州仅存不多的历史街区之一,完好地保存了唐至明清时的格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从空间结构、界面、节点以及尺度等方面分析其传统街巷空间意象,指出注重空间序列性和层次性的组织,地域特色的挖掘和再现,人性化空间场所的营造是延续空间意象、传统肌理和保护历史风貌要考虑的重要角度和层面。

“更是《大学》次序,诚意最要”——论朱子《大学章句》“诚意”章的诠释意义

朱子《大学章句》极为重视"诚意",认为它是"自修之首",并耗尽毕生精力为之作解,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一,朱子基于性善论和工夫论立场,对诚意、自欺、自慊、慎独诸概念内涵作了独特阐发。其二,朱子具有通贯视野,将诚意与自欺、自慊、慎独诸概念贯穿起来,分别视为诚意之内核、体验、工夫,共同构成"诚意"这一有机整体。进而阐发诚意与致知、正心之知行、先后、主辅、轻重关系,展现了工夫的独立性与连续性。其三,朱子本章之解在不断突破自我的修改历程中进行,朱子长期以来只是将诚意与自欺联系,直至生命最后数年才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通贯诠释。总之,朱子紧紧围绕致知与涵养这一道德工夫对诚意作出的新诠,对"诚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国哲学经典的诠释亦提供了有益借鉴。

《汉志·诸子略》与先秦至汉代诸子学的发展

诸子学发展变迁折射出传统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旨》到《汉志.诸子略》,几代学者通过对诸子百家源流及学术特点的总结和梳理,勾勒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特色及发展大势,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界对诸子文化现象的反思。《汉志.诸子略》对各家学术流派分门别类,并分析、总结其优劣得失,既是对《七略》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先秦至西汉学术发展、思想传承不断深化的结果。

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

朱子以理欲之辨为核心,在公私、义利和诚信及四民职业伦理问题上承继传统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对之做了系统的新阐发。它要求每个人践行儒家伦理道德,正确处理各层面的公私关系,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以建立一个儒家的理想社会。在秉承朱子之学和家礼的明清徽州,为了适应新的商业社会发展需要,人们以朱子伦理观为基础,同时吸收明清思想家重视个人主体精神、个人治生及"新四民观"等职业伦理思想,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明清徽州以天理为旨归和价值目标,崇尚"勤俭治家"和"崇俭黜奢"的原则。在处理与家族、乡里、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公私关系时,践行朱子的公私之辨,以奉公和利公为原则与理想追求。秉承朱子义利观,将以义取利、以义制利和化利为义落实到经营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徽商在经营中崇奉朱子的诚信观,以契约理性来规范商业经营。在看待士商(儒贾)关系及其职业伦理价值时,对朱子的职业伦理观既有突破,更有持守。

《朱子世家》版本考略

宋代大儒朱熹的年谱,由其门人李方子首开端绪。明代,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后,他的著作屡经翻刻,反映生平事迹的年谱也刊刻不断,多以宋代李方子所编《年谱》为基础,并从朱熹《文集》、《语录》,黄榦撰的《行状》,《宋史》以及其他各书中拾遗补阙,间有增补、修订,朱熹桑梓乡邦的徽州和讲学授读的建宁为主要翻刻地。嘉靖四十五年,汪尚宁、洪垣编撰嘉靖《徽州府志》时,仿照《史记·孔子世家》之例,于卷十五命名《朱子世家》,后在徽州地区州、府、县志中屡有翻刻。清代乾隆年间,江永编撰《婺源县志》,作《考订朱子世家》一卷。自此,徽州之府志、县志以及江永《近思录集注》附录中皆以此为定本,并因江永思想传播而传遍大江南北,且随《近思录集注》而远渡海外,客观上发挥了传播朱熹思想、教化民众的作用。

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

"小中华"最初是宋人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赠予高丽的称号,它与宋朝将高丽使馆命名为"小中华馆"这一事件紧密相连。高丽基于慕华思想和抵抗辽金的需要,努力派遣使臣与宋朝结盟,而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丽使臣高水平的诗文也使宋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小中华馆"诞生在宋丽外交中。这一称谓当时更多地带有外交色彩,还没有成为总体性的文化自觉。高丽末期,以李穑为代表的高丽儒臣在朱子学和元明易代的影响下,对"小中华馆"进行了重新追述和诠释,使之超越了宋丽外交的历史语境,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华夷意识。此后,"小中华"开始升华为高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体认,并上升为儒臣士族的政治理想,这反映了新兴的儒臣势力的崛起。因此,宋代的"小中华馆"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