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门人考》考订及补遗

白沙门人是明代心学的重要建构者、实践者和传播者,对我们全面理解明代心学有重要意义。《白沙门人考》是白沙门人研究中的基本文献,在同类文献中它收录最全,考证最详。然受编者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该书仍有错讹、遗漏,笔者经考证对其订误8处,对疑似门人确定1人,排除3人,补遗8人,最终确定白沙门人总数为182人。

略论杜威“儿童中心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儿童中心"作为杜威在批判传统教育时提出的一种破旧立新的教育观念,在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杜门弟子的传承下,推崇"儿童天性"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一股热潮。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儿童中心"为建立"学生主体"的学科教学模式以及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实现了从"儿童中心"向"学生为本"的转变。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儿童中心论"仍然会继续争议下去,在批判和辩护声中,教育界正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改革之路。

朱子学的当代发展与创新——“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4日至6日在江西省上饶市召开。这次研讨会是国内朱子思想研究的一次规模较大、包容性较强的学术盛会,显示了当今国内外朱子学与理学学派研究的新进展。与会学者主要就朱子哲学、朱子学与理学学派、朱子后学以及朱子学在当代的传播、发展与创新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

《史记》彭寅翁本所见删易三家注重复文字例谈——以《仲尼弟子列传》为中心

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为中心,考察元人彭寅翁刻本《史记》"删易"三家注的诸种具体表现,肯定其删易工作及其实际效果,进而探讨其编纂思想的积极意义,指出应将这方面之长与其版刻之短区别对待。

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根基的再认识(下)

文章分析了蔡元培及其开创的北京大学与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的同与异,分析了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同人与“校”和“刊”的同与异,进而分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S会馆”与“校与刊”结合的北大存在着相对恃和抗衡的一面,从而提出了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的两个体现逐步深化的认识框架:一者是“S会馆”与“校”和“刊”的“鼎足而立”,另者是“S会馆”本身即呈“三角张力”。由此可见,从章太炎到鲁迅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起到了根基性作用。

论杨朱后学论辩对象的改变

杨朱与墨子的学说占据了两个学术极端,杨朱理论的主要论辩对象就是墨子。而杨朱后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列子.杨朱》中,其论辩对象发生了改变,潜在地指向了儒家。其原因则在于文化环境的迁移。

朱子门人参与《大学章句》著述活动之考察

朱子引导门人参与文献建设活动,有散在文字信息记载,学界有所关注而尚无系统整理。以梳理朱熹《大学》文本改造的动态过程为主线,从中考察朱子门人所起的羽翼作用。

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根基的再认识(上)

文章分析了蔡元培及其开创的北京大学与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的同与异,分析了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同人与"校"和"刊"的同与异,进而分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S会馆"与"校与刊"结合的北大存在着相对恃和抗衡的一面,从而提出了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的两个体现逐步深化的认识框架:一者是"S会馆"与"校"和"刊"的"鼎足而立",另者是"S会馆"本身即呈"三角张力"。由此可见,从章太炎到鲁迅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起到了根基性作用。

浅谈殿试的起源与演变

殿试最早出现于武则天时代,而作为制度正式确立则是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殿试的难度不大,但却是决定名次的一次考试;殿试的形式并非单一,它有三种类型:文举的常科和制科及武举;通常人们认为伴随殿试第一名的出现有了状元的称呼,可状元的出现要早于殿试;而参加殿试的进士们自赵匡胤后才统称为天子门生,天子门生实为皇帝控制科举的产物;状元由皇帝钦点,有时与运气相关。

勉斋先生黄榦门人考

作为朱子门人中具有突出成就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黄榦,其及门弟子遍布东南各地,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勉斋门人的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笔者通过搜集整理,索得黄榦64位门人的事迹,以及大致的从学时间与地点,以期对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黄榦所有门人作一次全面考证和全新审视。他们不仅促进了朱子学在全国各地的传播,也是后朱熹时代以黄榦为领袖的福建朱子学派的主要力量,对福州乃至全闽的理学传播和书院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周僴”是朱子门人再证

朱子门人周僴和沈僴,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研究者说法不一。争议集中在如下两点:一、周僴是否为朱子门人;二、周僴是否字庄仲。通过比勘和查考现存朱熹语录、语类各本,参证史料和方志,得出的结论是:"周僴""沈僴"是两个人,都是朱子门人;周僴,字伯庄,温州永嘉人,绍熙四年(1193年)与绍熙五年(1194年)问学于考亭,辑所闻文公语录为《师说》;沈僴,字庄仲,温州永嘉人,庆元三年至四年(1197年-1198年)从学于考亭,有《语录》四卷。

王船山对饶双峰分析之学的批判与吸收——以《读四书大全说》对饶双峰《论语》解之评为中心

“纠正朱门后学之失”虽被视为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的主要内容,却少有对此加以论述者。今就船山对《四书大全》所收饶双峰《论语》解的评析来看,确乎体现了船山对朱子后学思想之批判与接受。在治学方法上,船山判双峰学为“强为分判,破碎文义,曲为扭合”的训诂分析之学;在理事关系上,船山主张事因理立而事即理在的理事一体,重视形下实践,反对空谈玄理;在三教关系上,船山基于实理实事观,对佛老严加斥责;在思想发明上,船山提出气能为善、性道非一等观点,皆不离以气本、实事为本的思想主旨。在若干观点上,船山对双峰说褒贬兼具或深表认同。总之,船山以其实事实理之学对双峰《论语》分析之学的批判,可视为道学内部之思想对话,见证了船山之学同样置身于以《四书大全》为载体的以朱子后学为主的朱子学学术共同体中展开。在对朱子后学展开批判继承之际,船山自身亦融入朱子学的广阔脉络中。

试论康有为的学术传承

康有为是近代岭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扬岭南学派的学术精神,汲取朱次琦的学养,以复古为革命,创造性地改造传统儒学,成为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将岭南学术发展推向一个高峰;他下开一代学风,众多康门弟子在许多方面传承和光大了他的学术思想;以康有为为中心,包括他的老师与弟子等所构成的学术传承关系,是近代岭南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