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赋》《上林赋》名物空间营造与接受主体之关系

从文本接受主体的角度出发,探究《子虚赋》和《上林赋》在名物铺陈与空间营造方面的变化。《子虚赋》以诸侯为主体,其名物铺陈类别相对较少且空间构造有限;而《上林赋》则以天子为主要对象,名物繁复多样且空间层次重叠。两者之间的差异由主体对象的社会地位、阶层等级和帝王的喜好所决定。西汉作家以《子虚赋》《上林赋》开启了天子游猎为题材的创作,并逐渐影响到东汉时期的赋作家们。这种变化使汉大赋的赋文风格、题材和结构也发生了转变。

《子虚》《上林》二赋分篇问题考论

《子虚》《上林》二赋原为一篇,其本名是《上林赋》。“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有时作其代称使用,但并非其正式名称。《文选》将二赋分篇、重新命名有双重考虑:一是削减单篇篇幅,满足分卷需要;二是突出各门主题与赋作的文采。《子虚赋》原稿的语言与今《子虚赋》类似,内容与今《上林赋》类似;佚失于东汉之后、南宋之前,其具体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子虚》《上林》赋的分篇及其学术意义

梁昭明太子萧统在编纂《文选》时,将《史记》《汉书》所载之《天子游猎赋》分为《子虚》《上林》两篇,后人多从之。自宋人王观国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子虚》《上林》实为一篇赋,不宜加以割裂,所论不无道理。但从本质上讲,《子虚》《上林》赋的分篇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使赋题与内容的对应更为准确,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天子游猎赋》在先唐时期异名繁多、指称混乱的局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从混沌走向精确、从含糊走向明晰的历史进程。《子虚》《上林》之名行用已久,自然不宜进行更改或抛弃。

由齐、楚设喻论《子虚上林赋》的大一统主旨

司马迁评《子虚上林赋》“卒章归之节俭,因以风谏”,考司马相如此赋作于建元三年之前,其时及此前汉廷并无奢侈之虞,且与相如《难蜀父老》等文思想不合。从齐、楚设喻的角度,即从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所代表的实体楚国、齐国、汉廷论析,可知《子虚上林赋》主旨在“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东方诸侯齐、楚臣服于西方天子,在文学层面上促成华夏民族统一精神的实现;天子“出德号,省刑罚……与天下为始”则把华夏民族的统一理想置于高远、坚实的文明基础之上。司马相如与董仲舒、公孙弘等共同促进了汉朝由黄老无为之治向“彬彬多文学之士”的文治政府的转变。

论朝鲜文人的司马相如情结

司马相如及其作品在朝鲜时代广为流传,这与《史记》《汉书》《文选》的流行及中土文学观念的影响有关。朝鲜文人的司马相如情结表现在典故运用、评论、编选、拟代、故事叙写多个方面。与中土相比,朝鲜文人对相如其人、其作的认识或评价虽然大同,但也有小异,在作家、作品评价及训诂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体现出时代性、地域性。

司马相如创作的时代意义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创作的奠基者,他的文章表现了西汉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的升平气象,所以历代的评论家在论及西汉文学的时候,或称贾马、或称枚马、或称朱马、或称“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相如)、或称扬马,总之都离不开司马相如。本文从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入手,论述司马相如的文章特色,司马相如创作《子虚赋》《上林赋》的时代意义以及司马相如的文学贡献。

《子虚赋》《上林赋》的动物展列与文学新变

物类展列是汉大赋的重要特征,汉大赋的形成、发展与功能演变皆与物类展列密切相关。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大量的展列和鲜明的特征成为汉大赋物类展列系统中的典型。将《子虚赋》《上林赋》置于先秦两汉时期物类描写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赋在展列数量、展列形式、展列功能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形成物类书写的新模式,代表了汉大赋物类书写的最新成就,并展示了赋体讽谏功能与创作生态之间的巨大张力。

汉大赋的博物风尚刍议——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为例

从楚骚、汉赋到元曲、明清小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作为伴随汉代大一统产生的文学形式,汉赋以其繁富靡丽被誉为一代之文学。作为汉代辞赋代表的汉大赋,体制及艺术形式纵横驰骋,其一大特色便是博物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