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方言表位移的“来”“去”“走”

临汾方言中,趋向动词“来”“去”“走”表位移时,主要用于“来/去/走+NP处+来/去/走”“NP_(处)+来/去/走”“来/去/走+N P_(处)”,它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层次。“来/去/走+N P_(处)+来/去/走”中,N P处后的“来”“去”仍表示位移,即向目标终点位置的方向移动。它仍保留着运动趋向的意义,但是语音已经弱化,意义也发生了虚化。临汾方言中“来”和“走”趋向用法形成的外因可能是民族语言接触的结果,特别是受到蒙古语族语言的影响。

非常规搭配中“走+N_(处所)”语义语用分析

通过对"(从)+N_(处所)+走""走+N_(处所1)""走+N_(处所2)"三种结构比较分析,明确N_(处所)在三种结构中前后置"走"的形式中,根据汉语句法时间顺序原则(PTS)呈现定指、类指、无指类型。其凸显的语义为具体方式义、类方式义和隐喻转指抽象方式义。这是语用中叙实性语境与非叙实性语境表达的需要。说明在语言线性表达过程中,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和词性间隔,迫使其采用语序异位、隐喻等手段,凸显其指称变化,从而达到表达不同类型方式义的目的。

《老子》“却走马以粪”本义试探

研究《老子》的多数学者将"却走马以粪"与农事相关联。其实,"却走马以粪"当解为"让奔驰的马停下来排泄粪便",和农事无关。老子通过"却走马以粪"表达一个思想:在役使马的时候,要照顾马的生理习性。

也谈“却走马以粪”的释义——兼论“骑马播种说”之不能成立

《中国农史》刊载了游修龄、曾雄生两位先生关于“却走马以粪”释义的争鸣文章。本文赞成游先生对曾先生“拉屎肥田说”的质疑 ,但对游先生的“骑马播种说”并不苟同 ,而主张“拉粪车肥田说”。

四川方言多功能词“走”的用法及语法化

四川方言"走"除了和普通话一样做动词外,还能够做介词,相当于"从"。梳理了"走"虚化为介词的过程,通过和其他方言作比较,发现"走"作介词的用法在南方方言中比较常见,但虚化程度有所不同。

精妙之处见奇效——释《战国策·赵策·触詟说赵太后》中的一组近义词

文学创作中巧妙地使用近义词,能具体而鲜明地刻画人物性格,增添文章的色彩。《战国策·赵策·触詟说起大后》一文中所使用的“趋、走、行、步”四个近义词,就鲜活地刻画了触詟深谋远虑谦和恭敬的性格特征,以及起太后骄横傲慢目光短浅的人物特色。

从“方式”到“结果”的语义演变及其理论思考——以“送、摔、丢、走、跑”为例

本文从语义演变中多义性的角度说明,以动态性为特征的方式义动词,逐步演变出结果义。不过,其内部成员在典型性上存在差异。从语法表现和概念结构来看,"送"的结果义至多还处于语用的阶段,"摔"的结果义比"送"明显,但还不能做动结式下字,其典型性又逊于"丢、走、跑"。因此,表现出"送→摔→丢→走/跑"的渐进性序列。理论上看,不管是投射主义还是构式主义,在分析非宾格动词时均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跑"等动词之非宾格特性是语义演变所致。

汉语方言处所介词“走”的语法化

本文从共时方言分布和历时语法演变两方面论证汉语方言方向、源点和经由介词“走”来源于“奔跑”义动词“走”。动词“走”于汉代开始出现于连动式“走奔向义+NL+V”之中,随着V次类的变换,动词“走”于北宋重新分析为源点介词,于南宋重新分析为方向介词,并至晚于明末由源点介词发展为经由介词,其语法化路径为“奔向、趋向>方向”和“奔向、趋向>源点>经由”。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处所介词“走”几乎保留了近代汉语处所介词“走”的所有语法功能。

《左傳》“行走”義動詞的詞義分析

文章通過對《左傳》中"奔""走""行""趨""步"五個"行走"義動詞的調查,有如下發現:"奔""走"在《左傳》中並不能視爲同義詞,因爲"奔"主要用於表示貴族或軍隊的集體出逃,與"走"無論在語用還是語法上都還存在比較多的差異;"趨"只能用於禮儀環境下的小步快走,和"奔"等不在同一個語義場;"行"在《左傳》中主要用於表示政治的出行,也可以用於委婉地表示出逃,在《左傳》中它還不是"奔""走""步"等的上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