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及相关问题探微

孔子著《春秋》,经学家为其作传甚多,亦为精湛,东汉通儒马融则另辟蹊径,立足于《左传》,著《春秋三传异同说》。《春秋》三传,鼎足而立,各有偏重,各有特色,马融善于发现问题,于三传之说之外,阐发自己不同观点,也使人们对《春秋》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直苴彝族传统禁忌文化及原因探析

彝族传统禁忌文化作为彝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立足于村落田野,借助于对直苴彝族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过,并极其复杂的民间文化现象进行梳理和分析,进而得出在小型民族社区中,禁忌文化是怎样得以保留和存续的。

试论抗战时期绥西土地整理运动

1940年绥远省政府在绥西河套地区进行了土地整理运动。其主要内容是清理整顿已放垦的土地和取缔包租转租土地。这一举措从当时来说,基本上反映了时代发展性和历史进步性的特点,然其运作依然是循着实物地租的轨道。从这个意义讲,抗战时期绥远省政府在绥西河套地区推行和实施的土地整理运动,一方面反映出了时代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由于阶级利益所导致的倒退性和落后性。

论傅作义将军与“绥远方式”的成功实施

北平和平解放后,困守在绥远的国民党军队日趋孤立。为加快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和减少绥远人民的痛苦,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放绥远问题的独特方式,即"绥远方式"。傅作义将军正确理解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竭尽全力,团结、说服、引导在绥远的旧部"走人民的道路",并亲自领导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通电的发出。绥远方式的顺利实施,使绥远人民免于生灵涂炭,并迅速转入地方建设与发展。"绥远方式"的成功实施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册艺鬲铭文简释

《作册艺鬲》铭文之书法特点可证为西周晚期,时代约当厉、宣时期。作册职官于西周晚期非但未曾“消失”,而且权力尚重。此铭反映出西周晚期礼崩乐坏的某些情况。

筮人“掌三易”及《周易》在先秦的传播

周代占筮《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并用,但太卜、筮人、筮史之外的周人似更喜筮用《周易》．与此同时,周人大量语用《周易》,显示了《周易》在社会上超出卜筮职能范围的广泛传播、接受与应用．其传播方式除口耳相传外,已经出现书面传播,并伴有阐释文本,即《易》传,可见《易》学乃至《易》教的兴起．《周易》能够成为“六经”之一并传世至今,正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左传》“以”的语法化研究

《左传》中的"以"意义丰富,功能复杂,它凝固了先秦"以"语法化的不同层次的成果,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以"在语法功能和词汇意义上的特点说明,"以"的词义虚化、功能发展以及"以"所在结构的语法化,不是齐头并进、整齐划一的。

《左传》“寡君之以为戮”歧解辨

《左传》“寡君之以为戮”的“之”和“以”,自王引之以来,语法学界对其词性、词义和结构关系有四种不同认识。其实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之以为戮,同以之为戮”——“把我作为杀戮对象”才是唯一正确的讲法。

秦赀、赎之罚的清偿与结算问题——里耶秦简JI(9)1～12简小记

里耶秦简JI（9）1-12是洞庭郡发往属县迁陵的十二份文书。文章以JI（9）1为例,分析其文字结构,讨论其基本内容。从文字结构看,文书包括四个子文书;从内容看,是关于赀、赎之罚的清偿结算问题。文章通过对文书内容的探讨,发现了一种非常规的赀、赎之罚的清偿办法——中途变更身份,＂移戍作居＂制度。

以象解筮的探索——论尚秉和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解

《左传》《国语》中的筮例,是对《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材料,历代学者对此进行过许多研究考辨、阐释解说。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既以《左传》《国语》筮例作为创立“尚氏学”的最重要的佐证材料之一,又将“以象解《易》”的方法用以阐解《左传》《国语》的筮例,颇具特色。本文考察了尚先生以象解筮的具体内容,辨析了“尚氏说”的自洽性,并就“尚氏说”中“观象”与“用象”、“易理”与“义理”等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

两种视角的冲突与妥协——解读清乾隆年间“清丈黔省田亩”之争

本文通过四顾乾隆年间清政府高级官员之间关于是否全面丈量贵州土地的政策争论,试分析国家力量向边地伸长过程中国家视角与地方视角如何冲突和妥协。

《方以智晚节考·仁树楼别录》标点正误——兼谈方密之与左藏一的关系

收录于《青原志略》卷三的对话体短文《仁树楼别录》,对于理解方以智的晚年思想至为重要。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的附录部分,曾对该文施以现代标点,可惜尚有不少错误。另外,通过考辨可以发现,《仁树楼别录》的两位对话者方密之与左藏一的关系当在师友之间。

试论《左传》与《易林》在思想倾向上的契合

文章通过对春秋时期和西汉后期社会背景的对比分析,对《左传》和《易林》中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阐述了《左传》和《易林》在思想倾向上的高度契合。

《左传》中的易学思想

《左传》作为最早的一部儒家作品,它的理论根源也来自易学思想,无论是书中的卦象爻辞,还是书中显示出的儒家思想,都可看出易学思想的痕迹。

陶澍和“湘军三杰”

陶澍和被称为“湘军三杰”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关系十分密切 ,并在理学经世思想、改革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 ,对“湘军三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 ,没有陶澍 ,就没有“湘军三杰” ;也可以说 ,“湘军三杰”是陶澍思想与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易林》所引《左传》灾异林辞考述

《易林》与《左传》之时代相隔遥远,性质截然不同,但两者均涉及到灾异。《易林》原为占筮之作,其作者本长于灾变之说。于是,《易林》对《左传》灾异大加引用便不难理解。在考述《易林》所引《左传》灾异林辞的基础上,分析了作者援引《左传》、畅谈灾异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左传》中的“N以”结构的实质

“以”是上古汉语中一个重要的虚词,其与名词(N)的组合有“以N”和“N以”两种方式。对于前者的结构特征,学者已有定论,而对于后者,尚存分歧。本文以《左传》为语料,通过系统研究得出结论:“N以”结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介宾结构,从来源上讲是“以N”结构的变体。

《易林》儒家思想初探——以《易林》援引《左传》圣贤林辞为例

焦延寿所著《易林》一书大量援引了《左传》中的典故和词语,其中有不少林辞涉及到《左传》中的圣人和贤人。在详细考证这些林辞的基础上,可以发现焦延寿具有浓重的儒家思想之重礼思想和仁政思想。焦延寿具有这些儒家思想和西汉中后期的社会现实有着一定的关系,且这些思想在当代依然具有价值和意义。

《左传》对《荀子》音乐理论的影响

《左氏春秋》在三方面启发荀子（《乐论》）。首先，音乐贵平和。《左传》叙述以和为名的良医类比音乐与医药，晏婴主张调和五声令人心平德和；泠州鸠提出“和声”入耳藏心，反对乐音过度强弱。荀子亦重和亲、和敬、和顺。其次，音乐产生伦理政治效益。晋侯力言音乐稳定德性，士强调“乐和”则可用。荀子洞察音乐中平可使人民谐协。第三，音乐披露国家境况，如吴国公子季札从《郑风》侧重男女琐事而正确预测郑国将亡。荀子主张“和乐而不流”，以“流”形容郑国音乐式的淫荡。

也谈“辅车相依”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训诂学和文学语言等方面 ,试图对“辅车相依”一语中的“辅”、“车”做出更加合乎原文和逻辑的解释 ,认为“辅”、“车”的意义都应同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