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如何可信?——以早期文本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记载为例

《左传》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叙事详细而生动。近年来出土子犯编钟铭文为重要的青铜文本,其铭文明确记载“五月丁未”为城濮之战胜利后,向周襄王献楚俘的日期,与《春秋》《左传》的时间互相印证;竹书文本《系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成王为城濮之行》对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史实发生的时间都有简明记载,与《左传》相关记载互补互证,但由于有的学者对《左传》所用历法不是很明确,时间与事件似乎不相配,进而怀疑《左传》历史记载的可靠性。《左传》杂用夏、殷、周三种历法,但在晋文公“主夏盟”之前主要通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的殷正,这在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的时间记载上有充分验证。时间是编年史的灵魂,这些早期文本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语义场,研究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叙事时间也有助于了解这些早期书写文本的重大价值,同时对《左传》成书及可信度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

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耳聋左慈丸对水杨酸耳鸣模型大鼠听中枢神经元放电的影响

目的:在慢性水杨酸(SA)耳鸣模型上,观察耳聋左慈丸对大鼠下丘外侧核(ICx)和次听皮层(AII)放电的影响,探讨耳聋左慈丸防治耳鸣的神经机制。方法:健康SD大鼠30只,随机平均分成三组:正常对照组、慢性SA耳鸣模型组和耳聋左慈丸防治组。采用立体定位技术及细胞外记录方法,观察不同组别大鼠ICx和AII自发放电活动,用平均自发放电率和放电间隔直方图为观察指标。结果:①慢性SA耳鸣模型组与正常对照组大鼠相比,ICx神经单元平均自发放电率增高(4.57±0.54Hzvs3.14±0.40Hz,P<0.05),进一步从放电间隔直方图来分析,短间隔自发放电脉冲数占总放电数比例较高(0～40ms为58%vs40%;0～4ms为9%vs5%)。慢性SA耳鸣模型组AII神经单元平均自发放电率与正常对照组大鼠相比有增高趋势(3.84±0.36Hzvs3.17±0.34Hz),短间隔自发放电脉冲数占总放电数比例较正常对照组增高(0～22ms:31%vs16%;0～8ms:19%vs16%)。②耳聋左慈丸防治组大鼠与慢性SA耳鸣模型组相比,ICx和AII神经单元平均自发放电率显著降低(ICx:2.41±0.21Hzvs4.57±0.54Hz,P<0.01;AII:2.24±0.24Hzvs4.57±0.54Hz,P<0.01),短间隔自发放电脉冲数占总放电数比例较低(ICx0～40ms:50%vs58%;0～4ms:4%vs9%;AII0～22ms:24%vs31%;0～8ms:11%vs19%)。结论:慢性SA耳鸣模型动物ICx和AII神经元自发放电活动增加,短间隔放电脉冲数比例较正常对照组增加,耳聋左慈丸能减弱这种变化。

“述而不作”非孔子编辑思想——兼论目前编辑学界的误读及原因

"述而不作"作为孔子对先圣之道的基本态度,在其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其所指并非孔子的编辑思想,故目前国内编辑学界将之视为夫子编辑思想实为误读。编辑学界产生误读的原因至少有三:坚信孔子乃"六经"编辑者,对"述而不作"本义理解有误,对孔子"述而不作"思想误读传统的延续。

文献整理学术传统对古籍数字化的参照价值(之二)——以“述而不作”为例

"述而不作"本是孔子继承往圣、不改王道之业的政治主张,但其推行方式主要依赖于整理文献和兴办教育,因此,逐渐从一种政治理想演变为文献整理的学术传统,其核心思想就是尊重历史原貌、信守典籍原文、遵从作者原义。"述而不作"的文献整理原则对当今古籍数字化的学术定位和学术规范的建立仍有指导意义,即古籍数字化本质上是古籍整理在数字环境下的发展和延续,通过建立相应的操作程序规范、技术标准规范、内容质量规范,可保障数字化之后的古籍以原貌、原文、原义呈现给读者,为学术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文献信息。

内蒙古西部地区“打坐腔”及其与“二人台”之关系探究

打坐腔形式广泛流传于山西省以北,河北省西北部、阴山以南的地区,是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的、富有地域特点的地方性唱腔形式之一,也是当今二人台艺术的前身。在二人台艺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打坐腔"形式仍然广泛地流行于群众之中。其演唱具有创作性、即兴性,其形式是晋冀陕蒙的文化融合,具有民族民间朴实的文化特征。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也谈“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在讲解王力先生《古代汉语》的过程中,其中的个别注解经过反复推敲,终觉可使更加完美。《韩非子·五蠹》"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中,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寡趣本务而趋末作"当为当时常见之现象。"以"是解说这句话的关键,当释为连词"因为"。

《惊座新书》与“二拍”的本事

经过几代学人的辛勤稽考,"二拍"的本事大多已找到来源。我们从王兆云的《惊座新书》中新发现几篇本事。这对于研究凌濛初的小说创作及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叙事视角看《左传》与《史记》对“重耳之亡”记述的差异

"晋公子重耳之亡"在《左传》和《史记》均有详细记载,对同一历史人物及历史经过的叙述,两部史书存在着不少差异。最直观的差异是在文本层面,以往多从记叙内容、语言方式、谋篇布局乃至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等方面进行文本的比较研究,这些都建立在已有作品效果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化的研究。现代叙事学重视对叙事过程的研究,叙事视角反映了叙事者和叙事材料之间的关系,对同一叙事对象甚至是同一叙事材料,叙事者采取的角度、方式不同,导致了叙事作品的风格差异。具体来讲,《左传》采用的是典型的纯客观叙事,史家严格遵从实录的原则,"言事兼行"的方式造成了叙事上片段化、戏剧化的效果,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隐含着道德教化的大义。《史记》采用的是全知叙事,重在对整个史实始末经过的完整展现,讲究叙事上的连贯性、逻辑性,反映了史家自我主体意识的提升以及对历史更强的解释能力。当然,对两者之间的分析比较,也不能忽略史书体例的因素,前者为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后者为纪传体通史的开创者,编年体以记事为主,在处理以人为中心的题材上难以摆脱记事的窠臼,"随事见人""以事昭义"的方式使"重耳之亡"只可能成为"大事记"。而纪传体采取的"以人系事""事附于人"的方式,以人物为中心,将各个时期牵涉的人和事聚拢于一起,通过对传主人生历程的完整展现,尽显人物性格、命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述而不作”与“辞达而已”——关于富含原始儒家诠释学思想的两个命题的思考

“述而不作”与“辞达而已”均出自《论语》,且都是富含诠释学精诣的命题,前人多分别进行过论述。今将两者放在同一个诠释学理论的平台上,以求更好地揭示出这两个命题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今人对“述而不作”的理解是建立在“辞达而已”的基础之上的,“述而不作”对元典或经典的诠释态度最终凝结于语言得以表现,“辞达而已”恰好囊括了我们对“述而不作”诠释的维度。

十八世纪清宫通草花制作考

通草花是以通脱木精髓为原料制成的高仿真手工人造花,其制作技艺在手工技艺中占有独特地位。通过梳理清宫造办处相关档案,分析清代宫廷技艺最繁盛的18世纪通草花的制作单位、制作者、方式、种类、用途和兴衰原因等,认为以清宫造办处花儿作为核心的作坊制作了种类繁多的通草花(包括通草戴花、娃娃、瓶花、供花、果子、盆景等),这些通草花用于宫廷年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或万寿节)陈设、日常陈设和日常佩戴。由于雍正皇帝和孝贤纯皇后的倡导以及乾隆皇帝兴趣的转移,18世纪清宫通草花制作呈现"雍兴乾衰"阶梯式下降趋势。

“臭”的形义衍变考论——兼释“三嗅而作”

"臭"在古代作动词表示"用鼻子闻",作名词表示"气味、味道、香气、恶臭"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对"臭"的词义衍变做全面的考察,同时窥探词义变化与字形变化的关系。再基于"臭"词义衍变考辩的结论,对《论语·乡党》中"三嗅而作"之本义进行辨析,进而为形体与词义衍变关系提供实际例证。

明清府县佐贰官研究述评

明清府县佐贰官的研究资料相对分散。尽管目前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内容、方法层面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多集中在地方行政体制的研究和职权的分析,缺乏系统阐释和综合性研究。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看,佐贰官分担主官的部分职权,在地方治理体系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对这一主题进行丰富和完善,本研究主要就佐贰官的职官定位、职权范围、职责演变和社会效果等进行多维度的考察和展望。

从《乐记》论孔子“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是孔子的解释思想,也是中国最早、最为基本、影响最为深远的解释学原则。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初含义是什么,孔子何以要"述而不作",以及孔子如何"述而不作",凡此皆可借助《乐记》这一儒家经典文献获得深一层理解。"作"与"述"的观念跟古人解释"乾"与"坤"、"乐"与"礼"、"道"与"德"关系的思想方式相同,二者一体而二面,相对待而成立、而存在。"述而不作"是孔子对自身文化处境和身份的自觉意识,对"斯文在兹"历史使命的主动承担。孔子通过解释"六经",传承并开显礼乐文化精义,以天地之道和人性之端为礼乐根本,并将"礼乐之情"与"礼乐之文"结合起来,其"述"充满创造性。孔子在述文武周公之志时,向世人演示了"述而不作"的生动范例。孔子之被称为"圣之时者"、"至圣",与他的解释原则和方法密切相关。此一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重大。

《左传》的口头叙事研究——以重耳故事为例

《左传》中的重耳故事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自足的叙事圆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叙事整体进行研究,也是《左传》采录口头文本的痕迹的最佳例证。以口头诗学理论三个层面的结构性单元(程式、主题、故事范式)逐层分析《左传》中的重耳故事可以发现:《左传》对重耳的叙事多次运用了口头叙事所特有的主题与重复叙事,《左传》中的重耳故事与西方的英雄传说在故事范式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些分析基本确定《左传》中有关重耳的记载源于当时口耳相传的故事文本,而并非史实的直录或作者的构思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