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孝道思想探析——基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释义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反映孔子孝道思想的一句话,但关于这句话的释义仍存在争议,主要集中于“三年”和“道”的释义。由于孔子十分重视三年之丧,而“无改于父之道”针对的是子女在父亲去世之后该如何做的问题,与三年之丧语境相似,所以“三年”指的是三年的服丧期,“道”应释为父亲在世时的为人处世准则。孔子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因为子女尽孝要始终怀有敬意。这种敬意源于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受制于三年之丧的礼制要求,更重要的是与孔子的政治构想相通,由孝亲推致忠君,从而构建一个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社会体系。

传统父子之道与当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建构

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孝”为中心的父子之道,精华与糟粕并存,对国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传统父子之道在当今社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代沟问题及代际冲突对家庭及其道德建设造成了不小的 冲击。现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的建构,必须在弘扬传统父道、子道优秀内涵的基础上,注重人格平等、提倡民主沟 通。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加强新型家庭代际伦理观的培育和弘扬,认真研究家庭代际主体在认识问题和思维方式 上的差异,营造代际间良好的伦理氛围,父辈和子辈都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修养等,是当前家庭代际伦理建设必须 着重抓好的几个重点。

“二十四孝”中的社会交换与传统孝道

同社会生活各领域相一致,"二十四孝"故事中,也包含着广泛的社会交换,包括孝行与"神灵之天"、"自然之天"和强势者的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孝子获得社会地位或权力,也有的获得财富、社会赞誉或父母的慈爱。这些交换,对孝行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但其中的以逆来顺受式的孝行,以求感动不慈父母,已远离"父慈子孝"的伦理原则,变成了单向的服从。若不加省察地照搬为教化样板,会产生许多弊端。

我国家族企业权力继任模式的文化影响——兼与日本家姓文化的比较

传统文化是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本文从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儒学入手,着重分析儒学思想体系所重视的血缘关系之“姓氏制度”和“孝悌之道”,并用之解释我国家族企业在从创始人到第一代继承人的企业权力更替过程中采用“子承父业”继承模式的普遍性。

汉代的父子关系考述

汉代家庭实行的是父家长制,父有教育惩罚子女、掌管家产、卖子、决定子女的婚姻等权力,但同时也有抚育子女、维持家庭生存的义务。子无权力可言,只有赡养父母、尊敬父母、安葬父母、祭祀父母等义务。汉代家庭中父子的不平等,主要是受到了当时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影响。汉代的父子关系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虎通》中的忠孝思想研究

东汉的《白虎通》既体现了儒家的文化背景,又有着极其浓重的神秘谶纬色彩,其中运用了大量的阴阳五行思想来阐述"天"的至高无上与"天""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理论的创建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与发展必然有现实的社会基础,《白虎通》在对现实社会中的三纲六纪尤其是君臣关系进行大量"天理"论证的同时,还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把"忠"与"孝"进行理论结合并融会贯通成为一体,"忠"以"孝"为基础,"孝"反过来为"忠"服务,这为后世延续近两千年的君权至上奠定了基调。

唐玄宗孝亲行为探析

孝的观念既是伦理道德范畴的价值准绳,又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行为规范。唐玄宗凭借武力,借助宫廷政变,以庶子的身份登基为帝,因此在取得帝位后,大力宣扬并实践"孝悌",来稳固统治,修复亲情关系,并逐渐将自己树立为行孝事亲的典范。唐玄宗的行为证明,身为天子虽与普通人所处人伦关系有重大不同,但如果处理得当,仍能既安社稷又保亲情,将权力对正常人伦感情的侵蚀降到最低点。

从贾家“四父训子”解读《红楼梦》中的孝慈文化

《红楼梦》中描写了贾家四个青年男子被父亲教训的场面。"训子"的典型事件深刻体现了小说的孝慈文化蕴涵。曹雪芹在书中对封建正统道德文化、儒家文化提出了质疑,既有批判,又有惋惜,还有找寻优于儒家文化的新的理想的迷惘。贾政、贾代儒训子的失败蕴含了作者对儒家道德文化的批判;对贾珍们有失父范的描写是对儒家道德文化的惋惜;贾宝玉作为自由人性的先声,是作者对人生出路和未来理想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充满迷惘——小说结尾宝玉向父亲拜别,表现了对哺育自己的儒家文化的眷恋,反应了作者内心深刻的矛盾。

从以孝为核心看家庭伦理与社会国家伦理的一体性

“孝”是传统伦理的核心。“孝”的意义不仅在于维系家庭,更在于安定社会国家,二者的统一是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作为传统伦理的主干,“五伦”有平行(夫妇)和上下(父子)关系的不同类型,但是,随着孝道的进一步贯彻,却主要体现为父子有亲而夫妻不爱。淡化夫妇而强化父子所引出的,是社会国家迫切需要的维持上下尊卑的“忠”的原则。“孝”与事功和事业相关,忠孝不二是为至善。传统孝道的负面的意义应当予以正视,变上下尊卑为平等相爱。

论孔子孝亲观在两汉时期的异化

孔子孝亲观至两汉时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主要体现为父权的至高无上、亲丧后的庐墓而居和哀毁骨立、父母之仇的不共戴天。这些异化现象跟两汉政府以孝治国政策造成的孝亲文化的政治化、制度化、法律化等紧密相关。挖掘两汉孝亲文化的异化与以孝治国策略间的关系,可以为优秀孝亲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有益借鉴。

现代日本社会中的“孝”——兼与中国比较

"孝"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早已东传日本,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民道德、价值观、人生观的基点。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伴随着是城市化的进程,"孝"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并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特征。

孟子孝论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与偏离——从“以正致谏”到“父子不责善”

在家庭伦理层面上,孔子孝论注重父子自然亲情,倡导子女人格平等,父义则从,父不义则谏;主张以义辅亲,"以正致谏"。孔子、曾子"以正致谏"的谏亲原则被孟子完全地移植到社会政治伦理中,泛伦理化的倾向有增无减。孟子"君臣相责以善"的"善"之内涵当为仁义,即以仁义这一最高价值理性衡评君臣之间关系。"君臣相责以善"施行的前提是将君臣关系重新论证为以德相交的"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以势利相交,"返祖"化现象的背后是为其民本主义政治立场张目。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孟子"父子不责善"思想已经有别于孔子、曾子与子思在家庭伦理语境中倡导的以义辅亲的伦理精神。

中国传统父子关系中的“孝”及其含义变化

中国传统父子关系的核心准则——"孝"隐含着父子关系的冲突和隔阂,不平等与沟通不畅,情感表达的形式化和功利化等问题,而现代社会中的"孝"受到了独生子女政策、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其约束力有所下降,父子关系更加民主平等。

初民伦理形式之递演——由春秋以前的“孝观念”视察

孝是中国伦理发展的根据。"孝道"有其相沿的历史背景,孔子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分水岭,其前之"孝观念"也值得探讨。虞舜大孝传说向不被学术界所看重,但它象征天性难舍的亲子孺慕,足征孝道先验性之一面;孝道研究不能也不必刻意回避或放弃这一段。早初先民面对无常的大自然惶不可措,遂转其卑弱感为莫名的敬畏。示现在现实生活上,即为敬拜天地或祭拜鬼神的类宗教情愫及仪式,以祈求庇佑;随着自信渐增,人文渐启,孝的表现由"祭鬼"而"事人",更根据现实因素的迫需,产生因应的伦理制度。但人为的手段有其针对性,顾此则失彼,西周的宗法制度",亲亲""尊尊"比重失调;孔子适时提出"父慈子孝",将"孝概念"提高到人性论的高度,乃成为"孝道"。

试论《孟子》中舜与瞽叟的父子关系——以“亲亲”、“尊尊”为视角

在孟子视域中,被尊为圣贤的舜与其父亲瞽叟的父子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即用以回答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何者为先的时代伦理问题。咸丘蒙之问和舜"窃负而逃"则集中表明了孟子的父恩重于君义。这种父子君臣观上承子思的理论脉络,中间经历长期的历史湮没,后为黄宗羲重新发掘并成为其对君权反思和批判的思想来源,因而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道德意义。

从胡适“论孝”看孝道的现代性

胡适在早年提出无论是"无后主义"还是"父子无恩"说的反孝道观,在认识上存在偏颇之处,更是文字功夫,说说而已。实际生活里,胡适认为有后只是性欲的结果,忽视了孝道的永恒价值,即子女对父母的爱,是人性的本能。同时,孝道的永恒价值是一种现代性的原生文化,而不是现代化的产物,不会因为现代不现代而变化。换言之,孝道不因时代的变更、工具更新和观念变化而被赋予新的价值评判,更不应受到现代化的考验。

《韩诗外传》孝道思想研究三题

《韩诗外传》中涉及孝道的有三个方面:第一,《韩诗外传》极为提倡孝道,甚至认为孝道高于仁义。第二,《韩诗外传》提出了解决忠孝难以两全的方法:在最初的时候,人们有权选择孝还是忠。选择孝,就不能获得朝廷的高官厚禄;选择忠,就要优先履行君臣之义。第三,《韩诗外传》特别重视孝,这可能与韩婴担任常山王太傅期间,需要劝导父不慈、子不孝的常山王室有关。

孝道中的经与权:从“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谈起

孝道是儒家基本的行为规范,在日常生活中孝道有时会与其他价值产生矛盾,“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就是较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春秋》和《礼记》基于“亲亲”之义分别批评晋献公和申生。在汉儒看来在子女对孝道的践行中,“顺从父命”是守经,“反经为善”是行权,这是解决申生所遭遇伦理困境的方案。此外,宋儒误解汉儒以“反经”释“权”,提出“权只是经”“权亦是经”的观点,具体到孝道上使得行权消解于“顺从父命”之中。

忠孝难两全?——从忠孝关系看中国传统政治的伦理基础

中国传统政治的构造由伦理关系生发而来。本于人性的伦理引导、规范着具体的政治实践,构成了传统政治秩序的深层基础。父子关系是亲属伦理的核心,君臣关系是政治伦理的核心,两种伦理的安排关系到传统政治秩序的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依据儒家对自然人性的理解,孝是仁最本源的体现,忠是孝的必然要求,但忠又有其独立的情感基础,忠与孝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产生张力。儒家礼制通过对亲亲与尊尊、爱与敬等内在情感的安置,化解二者之间的张力。但历史上如果君或臣执着于从权力出发处理政治关系,则会使政治运作堕落为脱离自然人性的利益博弈,给人心风俗带来极大伤害,进而导致政治秩序的变质乃至崩溃。

君父与子民:君民关系所见汉晋皇权之经济基础

在以家国同构为重要特征的汉晋社会,形成了父慈子孝式的政治模式和君民关系,这深刻影响并构筑了具有浓郁伦理色彩的汉晋皇权之经济基础。在汉晋皇帝的诏书中,充斥着以慈父为化身的皇帝,通过减免租赋、赐爵赐物、赈济借贷等保民、惠民方式扶持、维系小农经济的话语。这体现了"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的君民间血肉相连的共生互动关系。然而,这种犹如父子的君民关系在有力地维系小农经济的背后,实际具有极强的蒙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