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代同调:论沈亚之传奇的骚体文学特征

以《异梦录》《秦梦记》《湘中怨解》作品为代表,唐代沈亚之的传奇文集中表现出与屈原楚辞异代而同调的典型风格,即骚体文学特征。沈亚之吸收了“骚体”独特的兮字文体范式、抒情的浪漫自然、情志的悲怨凄美等特征,与时人作品异趣。沈亚之传奇的骚体文学特征表现在以悲为美的审美内涵、浪漫自由的艺术形式以及凄艳混融的艺术风格。沈亚之创作出的具有鲜明骚体文学特征的传奇故事,亦可称之为“楚调小说”。传奇独特的骚体文学特征,使得沈亚之作品在众多传奇中独树一帜,成为一代之奇。

晚唐至元初绘画作品中“单肩包”的样式、功能及其发展的社会因素

在中国服饰史上,与腰间悬挂系结的荷包、荷囊等小型包具相比,可供肩挎的、现代意义上的包则出现得较晚,元代之前几乎没有实物发现。文章基于晚唐至元初的绘画作品,从使用者身份的角度,探讨了这一时期的“单肩包”,具体又包括“单肩挎包”及“斜挎包”的样式及功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促使其发展的社会因素,认为其发展与传教之需求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丝路之宗教文化、胡汉文化交流的产物;除此,亦受到蒙元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中西方服饰文化对比研——以中国元代蒙古族和欧洲中世纪哥特式风格为例

文章通过比较元代蒙古族服饰和同一时期欧洲哥特式服饰,探讨了中西方服饰文化的异同。研究显示,元代蒙古族服饰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颜色多用青、白、红、绿等,而欧洲哥特式服饰则灵感源自建筑艺术,追求线条的挺拔与尖锐,服装构造复杂精细。两者都利用色彩来象征身份和社会地位。在艺术上,哥特式强调线条垂直美与装饰性,而元代则注重意境的传达,仍以中国传统审美为主导。两者在服饰审美上皆融合了民族文化的特色,如蒙古族服饰适应马上生活需求,严格遵循等级制度,而哥特式服饰则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追求朴素与神圣,同时也显现出贵族阶层对华丽服饰的偏好。

文本的张力:元代节妇传现象探析

元代的传记创作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性,不仅传统形式的传记有许多新变,而且有新体创制。节妇传的大量出现就是显著体现。较于前代,元代的节妇传数量大增,且特征鲜明,具有趋向精细的结构、移风易俗的功能、亦文亦史的属性及思想观念的承载工具等特征。元代文人大量撰作节妇传既是对前代节妇传传统的继承,更是时代需求的体现。在对节妇坚贞品性的书写和赞颂中,寄寓着对士人节操品格与忠君观念的呼唤和鼓励。在某种意义上,元代节妇传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传记的工具化转向。

唐、五代至宋、元时期传统仕女画设色方法和主要样式

唐代是中国传统仕女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仕女画设色方法和主要样式为后代所延续,并有所突破和发展,宋、元时期形成了仕女画的新技法、新风貌。从仕女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开始,通过分析仕女画名家圣手和经典作品的方式,归纳唐、五代至宋、元时期仕女画的设色方法和主要样式,进而了解传统仕女画设色的演进过程。

徐达左《金兰集》初探

《金兰集》是元末明初耕渔轩文人唱和活动总集,由徐达左辑录,收录徐达左友朋唱和之作。耕渔轩唱和活动,着意于朋友之间的意气相投,具有行吟泽畔、弋钩草野的隐士风流。耕渔轩活动体现了元末士人崇尚自我、表达自我的风尚。

元好问对金元书法的传承作用

元好问在金亡之后对金代书法发展的成果进行了汇集与总述,其继承了金末以来发端的书法评论回归理性与书法“复古”的思想,并在其之后的讲学、交游、鉴藏等文化活动中将其“复古”“崇尚魏晋”的书法观与鉴藏观传递给其后辈书家如郝经、商挺、王恽等人,并最终对元代书法“复古”的潮流产生了影响。可以说元好问对金元两代书法的传承起到了承上启下,使之相互连接的“桥梁”作用。

大元气象:元代文化精神的基本概括

元代文化精神,突出体现为"大",可以概括为"大元气象"。元代文学以各种方式张扬大元国土、国力之大,气象、气势、气魄之大。因"大"而有包容,而和谐。元代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宗教多样,各种矛盾与冲突客观存在,但和谐是主导。又因"大"而宽松,有利于思想文化及文学的自由发展。当然,"大"也难免疏略,治法粗疏,导致社会混乱。元代文学的"厌乱思治"主题与此有关。总之,这一时代精神对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不管是文学的内容还是风格,都与之密切相关。把握这一时代精神,才能认识元代文学的特点。

走向成熟的唐代游记文学

从中国游记文学发展史的视角 ,就唐代游记文学的演化历程与内在精神展开探讨 ,由此看出 ,唐代是中国游记文学的成熟期。古文运动的兴起与诗性精神的浸润共同推动着唐代游记文学的走向成熟 ,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游记文学的内在价值取向。从元结的前奏到柳宗元的高潮 ,以及与此相辉映的中晚唐游记创作 。

袁世凯与清末教育改革

袁世凯在清末力主废除科举制度 ,大力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积极规划学堂管理 ,是清末教育改革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论元代景德镇红绿彩瓷艺术风格与历史地位

红绿彩瓷源于宋金时期的北方民窑,元代是传入景德镇。元代景德镇红绿彩瓷在继承前代红绿彩瓷成就的基础上,形成其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元代景德镇红绿彩瓷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意义,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明清时期景德镇五彩瓷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翰墨甩块垒 狂气满云间——杨维桢及其书法艺术

元末书法家杨维桢是一位通才、奇才、怪才,他的一生可用诗、文、书、画、酒、声、色七个字加以概括。他的书法风格狂放怪诞、高古奇崛、乱中取意、神气逼人,是元后期追求个性彰显、强调自由精神的隐逸文人书法的典型。

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的总体态势

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中总体上贯穿着两种审美观念:一是诗论色彩较浓,侧重于华丽美意义的观念;二是剧论色彩较浓,侧重于素朴美意义上的观念。两种审美观念的冲荡融合激发出明清戏曲风格理论中包含了尽可能多的"真理的颗粒"的思想见解,即以汤显祖、吕天成、王骥德、李渔等人为代表,对素朴美、华丽美这两种最基本的审美风格的同时肯定,以及对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并互相融通的审美理想的倡扬。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的发展态势,在戏曲雅俗的种种讨论中也得到深入表现。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蒙元时期的头饰

蒙元时期的头饰在材质、形制、种类以及装饰诸方面,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展现出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业文化与中亚文化相交融的多元文化特质。蒙元时期蒙古人承继东胡系民族的髡发习俗,男子皆行髡发,留"婆焦"发式;男子"冬帽而夏笠",喜用珠玉和宝石装饰笠帽,并以珠玉宝石的多少来判断主人的社会地位。蒙元时期蒙古妇女喜戴一种高耸的"罟罟"冠。蒙元时期的头饰折射出多种文化相交融的绚丽色彩。

元明时期西藏的综合体史书的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

在元明时期,社会在较长时期保持稳定,学术研究也得到发展,产生了一批篇幅长大,内容充实且著述形式多有创新的史学著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布敦佛教史大宝藏论》《、蔡巴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新红史》等,这些史书在结构上具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内容不拘于常式,王统、教法、世系、传记统统加以包容,是为一类大型综合体史书。到了明朝后期,这种著述体裁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藏族史学史的一个著述传统,在写作手法、谋篇布局、运笔修饰等方面都具其特色,对于后世的史学著述影响深远。更重要的是,这些史学著作还展现了作者们所拥有的史学观、年代学等理论素养和著述实践上的突出成就,是为我们研究藏族史学的宝贵素材。

异域艺术对元代青花瓷装饰的影响

通过对元代的历史环境和元代青花瓷装饰的特点、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元代青花瓷装饰的特点和内容及结合元代大规模海外贸易的历史背景和佛教艺术本土化的论述,详细阐述了异域艺术对元代青花瓷装饰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元代绘画风格与画家身份、心态研究

金朝遗民画家入仕元朝或供奉宫廷后,继承了宋金院体和文人传统,南宋遗民则表现出对新王朝更为强烈的抗拒,以及更加复杂的风格选择。一方面,他们发展了绘画言志的功能;另一方面,则通过寻找更古老的传统,批判或改造两宋院体。笔意、笔法逐渐成为具有表现性的造型手段,也成为元代绘画风格形成的重要依据,基于真实的两宋院体让位于基于表现的文人画。

蒙元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绸纺织文化交流

13世纪蒙古西征和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致使欧亚大陆间的国家疆界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西亚、中亚与中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蒙古政权统治在伊朗及周边地区设置的藩属政权伊儿汗国(1256～1355年)使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两大帝国—中国和伊朗两地之间的纺织文化交流达到空前巅峰。以此为文化背景,本文分别探讨"蒙古统治时期伊朗的‘中国风’"和"蒙元时期中国纺织品上的伊斯兰风格"两个问题,通过研究和比较中国与伊朗两地纺织品的纹样风格与文化特征,探讨13～14世纪蒙古伊朗与蒙元时期的中国之间的纺织文化交流情况,并分析两种纺织文化深度交流的原因和重要意义,以期一窥中世纪末期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