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博物君子”与古代小说的生产与传播

"博物君子"是汉代出现的文化群体,参与了古代小说的原始生成活动。在后世小说生产、接受、传播的各个环节,都可见其身影:他们是小说的编纂主体之一,也是推动小说在世俗领域流通的主力,是小说编纂者心目中的"期待读者",也是"小说家言"得以存在、流播的现实根据。而作为"舆论领袖",他们既是将小说推向更广泛流通渠道的"中介",也是最早的小说批评者。总之,"博物君子"在中国古代小说生产与传播的历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儒道释哲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精神之生成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一种极为生动的文化信息载体,是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体现。"君子比德"与"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开启了传统艺术崇尚自然、追求天趣的质朴之美,对中国园林艺术的生命精神与审美趣味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孟子性善论的逻辑维度看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的关键是民众形成道德自律,而孟子性善论在道德自律方面有着非常完备的逻辑体系,其理论前提中已经本然蕴含了荣辱观意识,并且从道德必然和意志自由关系中折射出来,而后在改造人性的途径和方法中体现人的尊严,从而形成了民众的荣辱观。我们有必要从孟子性善论的逻辑维度来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现路径,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释《论语》的君子之“乐”

在中外思想文化中,基督教以此生为"罪",佛教以此生为"苦",道家道教以俗世人生为"累",三家人生观均带有悲感色彩,唯有儒家以生为"乐",形成了君子崇道乐学、不忧不惧、固穷安贫、知命乐天的乐感文化心态。

孟子人格尊严论及其教育价值

人格何以尊严,如何赢得人格尊严,如何保持人格尊严,历来是中国哲人关注和探究的重大问题。孟子承前启后,以其独特的视角,以其高明睿智和理论勇气,首倡"天爵"、"良贵"思想,确信人皆有善端,都有尚善成圣的可能性,提供了人格平等的人性论依据;主张"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提倡超越权势利禄的独立人格;认为"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鄙夷自贱人格;确信"敬人者人恒敬之",倡导维护和赢得人格尊严;主张持"君子之守",养"浩然之气",努力养成"大丈夫"人格尊严。孟子以其自身崇高人格和留下的人格尊严的精辟论述,惠泽于后世,并为当代人格尊严教化提供了宝贵资源和现实借鉴。

论孔子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孔子哲学不仅有理论价值,还有实践意义。孔子言语谦虚,行为正直,保存于乱世,不贪图富贵,不谋一己之私,无论是其"危言危行"还是"危行言孙",都体现了他既随机应变,又顾全大局、忠君爱国、固守君子之道的圣人品格。从"礼""恕""忠""智""和""守""实"七个维度解读孔子这一从政理念,可以感知儒者独特的内涵及儒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觅——李清照隐于闺阁心态试论

李清照曾经有过与男性平等交流、发展和拥有美满爱情的梦想,然而男权社会剥夺了女性出仕的机会,也使她们疏离于在中国文化中与政治互为表里的诗、文等文体,在婚姻中她们也处于劣势。在对女性的现实处境深刻体认之后,李清照形成了隐于闺阁、自我完善的“道艺处士”生活模式。“道艺处士”的艺术积累为后来李清照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准备了条件,李清照也证明了女性在“词”这种体裁上的优势。国破家亡使李清照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她走出闺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完成了否定之否定的精神历程。

精义复隐赋才流:庾信《哀江南赋》中的萧纲叙述

梁武乱政,侯景反噬,萧纲惨遭篡弑,令人同情;而其和同无方,常怀妥协,于家国丧败,无所用力,又令人扼腕。回视当时人的追叙文本,《哀江南赋》中的萧纲形象颇为模糊,几乎淹没于家国丧败和才士流离的典密叙述中,却又多层互写,精义复隐,史识文心俱在。即此可窥庾信"春秋左传学"一斑。

论《孟子》先验仁义观的内在矛盾及其化解

孟子推崇孔子,其核心思想也正是"仁",并且通过"良知""良能"赋予其先验性质。孟子从先验的立场把仁归结为人心的本质,但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论证方法,使其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这个矛盾最终依托君子以心养心的人格品质,完成先验仁义观的自我构建。

荀子荣辱观念之再考察

荀子作为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批判和吸收各家各派的同时,继承了孔孟关于荣辱观念的根本理路,对当时的社会治乱、人心世风进行了深入的洞察,对当时的天人关系、天人之分进行了细致的探究。他从人性的先天不足入手,于先王之道的根本精神处找出路,从而构建出了自己的荣辱观念。

心学家黄宗羲《孟子师说》中对告子的理解

《孟子师说》系承继于蕺山思想,而对朱子的孟子学诠释做出批评。朱子所理解的告子,有如下要点:一是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气当之。二是告子四变其说,在《告子上》的前四章,告子有四种不同的论调。三是告子的"义外",是指对于义"置于外而不顾"。而黄宗羲反对朱子的见解。《孟子》一书论及告子的地方虽不多,若能将其相关言论都抄齐,亦能得出一个关于告子思想的定见。例如:朱子视告子同于佛学,而黄宗羲则认为告子与佛学亦不相同,因为告子是以标准在外为主,而佛学是以性空为理,两者还是有距离。笔者即对黄宗羲如何看待告子做一解说。

君子与圣人——论《周易》的理想人格

《周易》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人格义理,为我们塑造了两个层次的理想人格———君子与圣人。君子是低一层次的理想人格,“元亨利贞”是君子之德,“修己”和“崇德”是君子之行。君子之上是圣人,具有超越性。盛德大业,天人合一是圣人的特质;法天有为,穷神知化是圣人之行。君子和圣人的理想人格,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格风范,对当代社会人格重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孔子的“君子”人格论

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不息。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

孔子育人思想的价值目标——“君子”(论纲)

孔子毕生致力于塑造一个“君子”的形象,他“述而不作”,是通过自己全部的言论和行为来完成的。从“君子”一词的来历、诸多内涵的构成、整个形象的特色和相关问题,结合孔子的言行进行系列的探讨,以解读孔子留给后人的“君子”形象。

从六君子、七君子到九君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君子精神和救国担当

面对近代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爱国知识分子秉承了自古以来仁人志士所推崇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自觉担当,大义凛然,为救亡图存团结御辱甘洒热血。他们以中国话语权为救国利器,以中国传统价值观为指导思想,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基本动力,在各自的时代舞台上高瞻远瞩、力挽狂澜;用高尚情操、进步思想和卓越胆识打造君子魅力;用家国情怀、担当意识和处变不惊诠释君子品格。他们是民族精英,他们的君子精神具有永恒价值。

《吕氏春秋》的思想结构及其帝王之道——重写先秦思想史系列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探讨帝王之道的集大成著作。它把“道生万物”的道家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融合在一起,将自然、社会、天国、人间的万物编织成一个同源同构、同类互感的整饬系统,提出物从其类、以人法天、祸福人召、必己慎人的主张,进而提出统一六国的帝王理想以及因势利导、尚德爱民、利群贵公的大政方针,孝亲俭葬、导欲上农、高义贵信、赏罚必当、以义为战的具体政策,和君术贵因、臣道贵为的君臣分职之术。它还基于取天下先取身的思路,对人性的本质及清心寡欲、尊师劝学、保生全性的修养之道作了进一步探讨。《吕氏春秋》杂取百家精义,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从爱民利民、尚贤贵公、外王内圣的角度建构了“执一”“不二”的帝王之道,包罗万象,见识不凡,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参考意义。

儒家通识教育思想的传统流变与现代诠释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它蕴含着丰富的通识教育思想。儒家教育传统以"君子不器"为培养目标,围绕这个目标,重视人文经典和伦理道德教育,强调"知类通达"。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只有植根于中国教育传统,对西方经验进行创造性转换,才能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欧阳修易学与诗学

《易童子问》体现了欧阳修的君子观念。他认为,圣人、君子困顿于时事是一种宿命。在注定的困境中,修养生息、坚定情志、待时而动、优游快乐正是欧阳修受易学启发形成的伦理观念。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充斥于政治现实中的朋党之争、君子小人之辨不可分开。欧阳修将文学批评的眼光投向了特殊的群体,推奖穷者之言是欧阳修发出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欧阳修将"畜"这一易学中的伦理概念引入到诗学中,比"道胜文至"更为现实地描述了君子之德与君子之文的关系。"穷而后工"则是对"畜"观念的延续和发展。

《皋陶谟》论礼

《皋陶谟》是《尚书·虞书》中备述礼治思想的篇章。皋陶是尧舜时代的"大法官",他提出的礼治思想被传统儒家视为万世宪章。《皋陶谟》的历史地位曾经因为疑古思潮的影响而备受忽视。但是按照传统儒家的理路,就《皋陶谟》的历史意义而言,该篇虽然没有对礼法作出具体的规定,但它对于天人上下与典礼服刑的阐释,对后世礼法传统具有典范意义。皋陶公私统一的礼法思想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礼法传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大法官,皋陶对中道德行的强调说明,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法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在根本精神上可以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