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历史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凝聚

“大一统”历史观是两汉王朝的官方历史哲学,其核心要义是王权至上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天下一家。汉代的主流思想家和历史家出于维护王朝大一统的政治立场,在其历史叙事体系中,建构了纵向圣王一脉相袭,横向华夷共祖同源的“大一统”历史发展演进模式,作为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确认其文化身份的历史依据,同时建构了华夷同源、“天下一家”、“四海归一”的大一统历史记忆,将华夷各族整合成为一个世代相继、绵延不断的“文化血缘”共同体,籍以与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政治时局相呼应。通过这样的人为建构,赋予汉帝国绍继周、殷而为新王的正统性与权威性,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孕育,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动力源泉。

全球化变局下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

第一、二波全球化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第三波全球化,则是当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进而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体系建构的全球化。全球化变局下,奈格里式集资本、技术与网络三位一体的“帝国”观日渐式微。主权民族国家的复兴,尤其是美国的帝国化趋势,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紧张。面对全球化变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并赓续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建设。

中国民族和边疆研究面临的域外理论挑战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话语竞争是近代以来我国民族和边疆研究开拓发展的重要历史语境。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些域外学者在中国民族和边疆问题研究领域逐渐编织了一张跨学科的议题网络。这一议题网络融合了日本“东洋史学”及其余脉、深受“冷战政治学”影响的研究范式和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史学的部分观点,在学理层面制造了“大一统”中国的历史“合法性危机”。与此同时,在实现现代国家转型与回应域外理论挑战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酝酿和提出也带动了国内民族和边疆问题研究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多元一体论”不仅化解了来自西方理论界的质疑,而且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贡献是巨大的。

论统一多民族的法理内涵

统一多民族是宪法的庄严宣示和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法治特征。具体来说,统一多民族以多民族为物质载体,以统一为固有特征,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散发民族特色思维,保持多民族的共存、共生和共进状态,促进多民族的多维发展,提供多民族的统一基础,追求多民族的整体国家价值。其中,基础内涵提供前提要素,主体内涵确立基本资质,国家内涵保障基本定位,哲学内涵提供科学支持,功能内涵发挥特色效用,法治内涵体现价值追求。

“四个共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多维解析

"四个共同"是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提升,其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体现,充分吸收了学术界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探讨,从开拓疆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养精神四个方面有效地回答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在肯定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同时,平等而客观地承认了各民族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贡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

论新时代民族地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基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进步的共同目标,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民主理论的逻辑起点,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设计了“共商国是”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建共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同奋斗”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民族事务治理各领域“互助合作”的重要制度组成的“四位一体”民主制度体系,有力地将国家、民族、人民熔铸为整体的国民共同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新时代民族地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应立足国家整体的国民共同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贯穿从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到监督的全过程民主实践,最大限度激发各族人民参与到民族事务治理之中,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生动力。

略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升华与国家建构之关联

中国自从脱离帝制走上共和道路后,就面临着如何调整好民族群体与国家对应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族群众多,且关系复杂交织,使得这种调整的难度远超一般性国家的常规建设,但终以“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塑形,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即其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再强化,乃是国家建设内在诉求与因应世界局势发展的合力所为。以民族群体之间的“共通性”为追求目标进而达到“共同”之境界,促使国家进入文明的高度发展,应当是二者对应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略论元朝的统治政策对中国民族发展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变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历史朝代。元朝所推行的行省制度、驿传制度、屯田制度、土司制度等统治政策不仅将全国所有地区置于统一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还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并对后世中国行政区划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迁,以及民族地区统治制度和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赋予其政权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以解决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及国家文化认同的问题。两汉四百年的空前统一更使大一统思想固化为民族心理,中华各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董仲舒确立的“大一统”学说为中华民族长期自在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各族人民能够在政治、思想、文化上超越既往的历史局限,使多元一体的格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价值追求。在中华多元一体的融汇进程中,各民族间的征伐与战争既是融合的阻力,也是融合的助力,因为他们共同维系着“大一统”政治实体。帝制时代结束后,“王权”不复存在,“大一统”观念去除掉王权内核,经过现代性转化,在现代意义上指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大一统”思想曾经也必将在未来凝聚中华各族文化向心力方面发挥历史性的作用。

北部边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逐渐形成的,战国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开始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与周边民族的疆土逐渐相接且互有伸缩,形成了各民族因疆土之争产生的碰撞与交融历史。北部边疆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波动最为频繁、战略位置又极其重要的区域,自古及今都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战国秦汉以来各中原王朝与生活在北部边疆各民族之间势力的强弱变化,导致双方实际控制疆域范围发生波动,这一过程也促进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且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历史作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国家凝聚力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汉族发挥了核心凝聚作用。“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和大众化,本身就是国家凝聚力的表现。我国秦汉以来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程,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现实主题,也是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以人民为主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五个认同”,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最终目标是增强国家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凝聚力的重要表达,在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核心体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建构:一个历史视角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社会文化层面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统一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历史进程,并随着这一进程而萌芽、产生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刻地体现着世界观、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观内在的统一逻辑。因而,从历史的视角分析自身内在机理与发展规律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王锺翰边疆史地研究及其时代价值

王锺翰边疆史地研究是其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锺翰涉足边疆史地研究,既有其早年受多位史学大师教诲和启发的外在原因,也有其自身学术路径演变和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内在原因。王锺翰边疆史地研究的内涵十分丰富,他特别注重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规律来考察边疆史地问题,并将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原则融入边疆史地研究中,较好地处理了"边缘与中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王锺翰初步回答了"谁代表中国"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因此,对当前的民族与边疆研究来讲,进一步系统梳理和凝练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家的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和治学经验,对丰富和充实"中国边疆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