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赋税制度比较及其对税收现代化的启示——理想、技术与效能

阐述了汉代的“税赋役”和唐代的“租庸调”及“两税法”,并从理想、技术与效能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汉唐的赋税制度,发现汉唐赋税征管组织体系松散,税收征管成本过高,治理效能偏低,其原因主要在于税收治理幅员太大,地理阻隔导致物流成本过高,税收征管技术有限。汉代和唐代的赋税制度演化史对现代税收治理的启示在于:税收制度理想必须根植于社会现实的土壤,所有的制度均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税收制度体系必须有税收治理技术配套,变通执行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秩序失范问题;税收基础必须建立在具有弹性的标的上,税收治理应当随着社会条件而动态调整;税收治理必须考虑治理规模与治理成本,在既有约束条件下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

明洪武初年浙江黄册的起源与演变

据日本静嘉堂藏《汉书》《后汉书》纸背文书,洪武二、三年间,浙江行省处州、温州府已编排里甲,攒造“黄册”。其所编排里甲以一百户为里,其中十户里长,九十户甲首,分成十甲,每年一户里长带领九户甲首应役。五十户以下畸零户由同保百户里的里长带管,畸零户五十户以上则置立“小黄册”,自行编排里甲轮役。明初户帖是由民户保存的户籍副本,主要功能是核实户口;黄册由政府攒造并保存,主要功能是征发赋役,两者的内容并不直接对应。洪武十四年前,江南地区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百户里甲组织,黄册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洪武十三年,明政府在浙江黄册的基础上改良,翌年开始在全国攒造赋役黄册,增至一百一十户为里,遂为明代定制。

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明代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结构性、不可逆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白银成为主导货币、赋役体制中基于土地并以货币征收的赋税比例扩大、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国内和国际市场体系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这些变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同时也因超出以往王朝行政、金融、财政管理的经验范围而加速了明朝帝制体系经济功能的失序。明朝政府经济干预的三个杠杆,赋税制度、政府财政支出、货币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都有顺应市场经济的动向,但又都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原因主要在于帝制体系本身的僵化和明王朝自身进入衰败期之后的调整乏力。变化中形成的新的经济结构,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商业繁荣,但是并不构成产业升级的直接基础,距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远,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经济结构。

清代图甲与保甲关系新论——基于徽州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在徽州赋役保甲合同文书的语境中,清代保甲的推行主要以图甲为基本框架,是在图甲基础上添设的一个职役,长期沿用或模仿图甲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徽州民间长期存在图(里)、保并存的格局,它们之间功能或有重合的情况,却没有发生更替。这说明了都图里甲体系为主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

元朝时期,佛教兴盛,元朝诸帝,为尊崇佛教,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建造大量皇家佛寺,向寺院赏赐巨额田土和其他财产,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帝师、国师,减轻甚至豁免佛教寺院的各种赋役负担等。有元一代,围绕僧人、佛寺的纳税、免税和当役、免役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帝师、宣政院要为僧人、佛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书省则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对僧人、佛寺的经济活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元朝诸帝经常依违于两者之间,既要给佛教寺院种种优遇,又要使国家机器能够运转,于是有关僧人、佛寺赋役的政策,便不断改变,多次反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僧人、佛寺赋役的前后演变,可以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

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品

吴简中的普通民户按财产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三个等级,而一些赤贫户则被划在这三个等级之外,称为“下品之下”。吴简中的“调”,情况比较复杂,目前既无资料证明吴简中大量存在的调布、调麻、调皮等记录与户品有关,也没有证据证明户分九品之说。当时“下品”及“下品之下”户非常贫穷,官府可能有意安排这些民户从事“给吏”、“给卒”之类特殊徭役并减免其赋税负担。起初未必有歧视他们的用意,但具有特殊意义的“吏户”、“兵户”,可能却由此在三国后期逐渐形成。

从“家天下论”看中国皇帝天经地义的征赋役权——兼与西方赋税理论的比较

按照西方中古赋税理论,国王征收赋税须取得纳税人同意。与此不同,中国古代帝王征收赋役无需征得民众的同意。然而,为了有效地统治社会,历代的帝王、官僚及文人们为证明皇帝征税役权的合法性作了大量的解释和说明,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赋役基本理论,即“皇帝家天下论”。西方赋税基本理论中的“同意”原则是以强调纳税人的权利来限制国王的税权,使赋税公平,从而实现公共利益。而中国赋役基本理论力图证明皇帝具有天经地义的征赋役权,是以牺牲全社会的利益来满足皇帝一家的私利。中西赋税理论的巨大差异是由各自的社会状况造成的。具体来说首先取决于征税者与纳税(役)人的身份及力量对比,其次则是由于中西文化及社会普遍观念的不同。

说“差科”并论其同义竞争

《汉语大词典》和《辞源》(第三版)对"差科"的释义与引例不尽一致,都存在一些问题。"差科"连文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但未成词,意义也与后来的"差科"不同。唐初期出现"差科",指包括租庸调和杂役在内的赋税,其意义在唐中期前后两个阶段明显不同:前阶段包含徭役,后阶段则不包含徭役。"差科"至唐后期泛化,在具体语言用例中或指赋税或指徭役。这一意义一直延续到晚清,直至该词消亡。"差科"属于在线成词,后来出现的意义差别基本不是词义本身的发展,而是所指内容的变化,其消亡与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差科"同义词群庞大,内部关系复杂,其竞争及其结果,既有语言外部决定性的关键原因,也有语言自身影响制约的重要因素。

江口出水赋税银锭与明末四川社会变迁

彭山江口出水的崇祯末年四川五十两大银锭,其铭文之清晰,税种之多样,版式之新颖,内容之丰富,承载信息量之大,堪称罕见,弥足珍贵。这批银锭涉及到不少税银科目,其中如四司银、行税银、行银、牙行银等,过去仅见于历史文献,少有文物实证支撑。从历史学角度对这批银锭铭文进行考释,不仅有助于纠正此前存在的铭文识别错误,更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深入解剖张献忠入蜀事件与明末四川社会变迁,提供最新文物实证与可靠史料依据。

明清百姓避役避比的主要手段及其影响

比限作为明清催课之法的核心,合理的分限有利于赋役征收,而设限过密则会成为赋役征收的百病之源。面对制度带来的危害,明清百姓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试图将危害降到最低。其应对的手段(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诡寄、花分、飞洒、影射、虚悬等来避役避比,这些手段带来的问题是田亩不实、户甲不实,迫使政府不断进行变法和赋役册籍创新。二是通过土地市场将赋役负担转移给他户等方式来避役避比,这造成了税粮拖欠,包揽盛行,土地市场进一步复杂化。三是通过户的整合来应对比限中的各类问题,户的整合类型有“甲首户”“股头制”“总户子户”“粮户归宗”,其核心是将户变大,以应对分限过密带来的困境。这种户的整合直接推动了宗族的内部整合与凝聚。明清宗族的长足发展,应该与比限制度的推行有着深切的关系。

税役文书与社会控制:宋代户帖制度新探

宋代的户帖是产税文书,也是宋代赋役推排的主要依据之一,而不是纳税通知书,其使用范围较广,涵盖了民田、官田、寺观产业以及房屋与宅地等。宋代户帖是从五代承袭而来,一般官员、民户、寺观都有户帖。但是,有些民户存在一个户头有多个户帖的现象,这成为户帖的最大缺陷,再加上各地官府没有一个统一的实施标准,因而在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以后,户帖逐渐被砧基簿所取代。作为产税文书,户帖是宋代朝廷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制度窗口。

楚国赋税制度综议

楚国的赋税制度,主要包括军赋、田税、地租、户口税和关市税等几种形式。楚国的军赋以加强国家军事实力为目的,田赋则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为旨归。楚国的地租制度一开始便与中原诸夏不尽相同,至战国中期已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向农民转嫁自己沉重赋税负荷的重要手段。楚国的户口税是以户为征税单位,以口为收税标准。楚国关市税的特点是向巨商大贾倾斜,这是楚国为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采取的让利政策。

进退有序的税收制度——西汉经济发展的法制之本

税收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主要支柱,税收的适当与适时,能很好地调动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能动力,能恰当地协调与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西汉建国之初,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由于实施进退有序的税收制度,使西汉经济发展成为我国封建制时代的第一个高峰期。

张家山汉简“蛮夷律”辨正

两汉时期的律法中不存在以"蛮夷律"为名的律篇,张家山汉简"毋忧案"中涉及蛮夷男子被征发的内容,应断读为"南郡尉发屯,有令变(蛮)夷,律不曰勿令为屯"。"勿令为屯"的法律很可能来自目前未知的律篇或律令条文,只是涉及蛮夷而已。毋忧被征发并不是服"徭役"或"兵役",而是国家在特殊时期采取的应急措施。

明清洲田与芦课制度的运行

明初,在镇江至九江的江洲上就近砍割芦苇,由工部执掌,以上供物料的方式供应朝廷之需。由明迄清,长江中下游的江面芦洲经历三次重大制度调整:第一次,弘治元年(1488),主要针对镇江至九江段芦洲。南京工部设立芦政主事,在剥离各类芦洲后,对大部分芦洲征收芦课,正式确立芦政制度。其间经历芦柴的折银化等过程,芦洲之征亦从上供物料转变为“课”;第二次,嘉靖二十七年(1548),朝廷重新整饬芦政体系,芦课以原额的方式仍由南工部执掌,其他大部分芦洲租课上交户部管理,充作边用,此次清查涵盖整个长江中下游江面芦洲,在此过程中,“洲”变为“洲田”,但由于芦洲仍然保持着官有属性,芦课的“租课”性质并未改变;第三次,自顺治三年(1646)开始,芦课在江宁芦政衙门专司与地方官征解藩司间数度摇摆,至康熙十年(1671),最终形成全归户部管辖,由地方官征解藩司的格局,芦课由“课”转变为“杂赋”。

清代西藏《铁虎清册》税赋资料探析

依托对史料档案等文献的解读,复原历史时期的经济地理要素,是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铁虎清册》是清代西藏噶厦政府记录清查土地租税的一种档案,内容包括普查的缘由、规定及十世达赖喇嘛的批示和各宗谿的租税数额,对赋税对象进行考证,可以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时期西藏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的口算与徭役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仍然实行汉代的算赋、口钱征收制度,对十五至六十岁的成年男女征收算赋,对小于十五岁的部分小男小女征收口钱。与汉代一样,孙吴的成年女子也是徭役征发的对象。孙吴徭役征发的对象为十五至六十岁之间的成年男女,与算赋征收的对象相同,说明在正常情况下,算赋与徭役的征纳是重合的,即交纳算赋的对象,同时也是服徭役的对象,交纳算赋的年龄段,同时也是服徭役的年龄段。但由于各种免役情况的存在,服徭役的数量往往少于交纳算赋的数量。

战国及秦:国家索取制度的形成与定型化

战国及秦的官社时代是中国传统赋税制度的形成和定型时期。以租赋徭役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的中国传统赋税制度———国家索取制度,并不能简单地以近、现代国家财政税收理论去观察、认知,而应认识到其本质属性乃是国家以土地国有权制度、国家权力、政治暴力统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式社会生产关系。

论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行政管理的主要内容,它是历代王朝控制人民的重要手段,是封建国家征收赋税、兵役的重要考据,对我国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赋役关系与明代大藤峡瑶乱

大藤峡瑶乱为有明一代著名事件。从赋役关系切入,重新审视明代大藤峡瑶乱过程中地方社会关系的演进。成化以后,随着王朝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渗透,土司、狼兵与瑶人之间围绕着赋役问题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嘉靖以后,土司、狼兵不断侵占瑶人田产,遂导致了"侯公丁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