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es on Xin'an Medicine(新安医学)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tudies on Xin'an medicine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ntroduces the representative Xin'an physician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ir medical works as well as the efforts made by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in the 20th Century,aiming to 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values and impacts of Xin'an medicine and hence facilitate its development in future.

清人《论语》笔记对前代的传承与超越

清代是笔记集大成的时代,清人《论语》笔记是清代学者带有强烈的自觉意识撰著而成的学术著作,不仅是今人研究清代《论语》的重要文献来源,也是考辨清代学术演进路径的关键文献资料。从释读方法看,清人《论语》笔记以传承汉、宋二学传统为主,分别从文字训诂、经文义理入手,以求对《论语》本义的确解。从解经思想看,清人笔记突破了前代《论语》研究篇幅冗长少有变通、严守家传与师说、治经手段单一的局限,无论是其灵活自由的条辨形式,还是实事求是的解经原则,抑或会通博洽的学术视野,都可谓是对汉代以来《论语》研究的发展与超越。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明清合浦县学宫的历史沿革与空间演变探析

坐落于合浦廉州古城的合浦县学宫始建于明朝,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合浦县学宫曾历经多次迁建、重修与损毁,现存的合浦县学宫遗址仅存大成殿。从历代的史料记载中,可推测出合浦县学宫在明清时期的大致建筑空间布局。在史料考证与实物调查的基础上,挖掘合浦县学宫的历史沿革、选址变迁与空间演变,并探析其营建思想与哲学智慧。

浅析明清医家论治近视学术思想

近视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明清医家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近视的理论研究和治疗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清代《目经大成》首次将近视作为独立病名论述。广大医家多从虚损的角度分析近视的病因病机,认为近视的发生主要与脏腑亏虚、气血不足、阴阳失调、劳瞻久视以及瞳神破损有关,尤其重视肾水肾火衰微对近视的影响。近视的治疗以内治疗法为主,具有古方新用、同名异方、审因施治的特点;外治法以针灸为主。明清时期是中医眼科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近视的诊疗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积极挖掘此时期辨治近视的学术思想,对现代防治近视具有积极意义。

明末至晚清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对西学的认知及差异

明末至晚清,受时代变迁和学术变化的影响,出现了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两种目录学著作。两种书目对西书均有著录,并通过提要等方式评判西书,尤其重视对科技类、宗教类和史地类西书的讨论,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对科技类西书都较为赞赏,但传统书目多注重其实用性,新学书目更注重其科学性;对宗教类西书的评述都有否定之词,但传统书目多措辞激烈,新学书目则更为理性。和传统书目相比,新学书目更加重视史地、政法类西书的著录,其评语多涉及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体现出一种世界眼光。传统书目作为专制文化与学术体系下的产物,多在实用价值层面上肯定西书,新学书目则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贯穿于西书评述之中,有着不同于传统书目的时代价值。

北洋医学堂百年研究述评

北洋医学堂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开启了中国官办西医教育的里程碑。文章按时间顺序分为晚清民国时期、新中国至2000年、2000年至今三部分回顾和述评了百余年国内外学者对北洋医学堂的研究成果,认为现阶段其研究存在认识度不高、研究范围狭窄、文献资料使用不足等问题,并就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做出了回应,进一步提出要培养高素质研究队伍、合理使用外文文献、加强系统性研究等方法,为中国近代医学史和医学教育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清代咸同汉学的探索与调整——《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比较研究

刘恭冕与戴望是晚清咸同时期重要的汉学家,《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是其时代表性的汉学著述。以同治年间刘恭冕、戴望在金陵书局的交往为背景,比读二书,可知二人作为咸同典型的汉学家,皆秉持追求独立判断以求真义的精神,并对《论语》展开了浩大的训诂考证工作。但是,刘恭冕与戴望在注解时却选择了不同的体例,结果使得《论语正义》的汉学考证色彩得以彰显,《戴氏注论语》的汉学考证色彩被遮没。这种差异性源自刘恭冕、戴望对《论语》注本的构想不同:刘恭冕在乾嘉为群经作新疏风潮下撰写《论语正义》,意欲大力发扬汉学训诂考据方法,提供集大成的《论语》义疏成果;戴望在咸同经世思潮推动下撰写《戴氏注论语》,意欲提供可以革除世敝、维护圣教的经济之学,因此有意调整支离的训诂考据以避免遮蔽义理体系。二书的异同离合,展现了戴望与汉学主流考证学复杂的关系,体现了咸同汉学的不同学术风貌,反映了经世思潮下汉学的发展与流变。

隐然论道与史册昭垂:清儒陆世仪名位流变及从祀考

或承尊朱黜王等门户之见,清理学家陆陇其等对陆世仪人物及儒家义理观褒贬交杂。陆氏身故后,太仓州士绅尊其为乡贤,并陪祀书院,又经《思辨录》等刊著流播,全祖望、唐受祺作传宣弘,陆氏声名更为显扬。光绪元年(1875),应地方州奏疏题请,清廷准将其从祀孔庙,陆世仪以乡贤之身得以增祀,由一介地方生员跃居成为儒家主流。清末世乱时危,清廷多以理学名儒从祀,以延揽程朱学从众,而陆氏持论中允,治学驳杂,“不废陆王”,后得《国朝学案小识》为之构建理学道统谱系,塑其为清道统正宗。学术、政治互通纠葛中,陆世仪人物形象渐跃升为清国家正统,成为清廷权力与江南地域性力量共同构塑的孔门圣贤。

明清之际实学教育家颜元“习行”教学法述论

颜元作为清初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不仅是著名的实学思想家,而且是影响深远的教育家。他针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压抑个性及士人文弱的弊端,提出了“习行”教学法。“习行”是教人通过实践行动进而思考、求知、进德修业的实学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注重从实践中求真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相结合。“习行”教学法既是颜元实学思想的教学阐释,也是“格物致知”认识观的教学体现。“习行”与“实学”相表里,构成了颜元独具特色的教育思维路径,不仅是实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对当代的教学方法改革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向琉球 传播的途径、特征及其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对外传播中,始终秉持着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宏大气度与“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处世之道。自明初琉球被纳入东亚宗藩体系后,中华传统文化东被琉球主要有中国册封琉球使团的传播、琉球对华外交活动中的文化受容、“闽人三十六姓”的播迁与久米村来华留学生的习传等三条途径。中华传统文化向琉球王国的交流与传播,是中琉五百多年友好关系的发展与琉球王国政治、经济、文化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并可为当今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修身治国之清康熙帝造园思想

针对我国遗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形制最完整的清代皇家园林,以研究奠基清朝皇家园林的康熙帝造园思想为目的,并以康熙帝造园的个案探索为主线,围绕康熙帝造园思想与其修身治国的内在关联,查阅比对满语和汉语两类清史文献,考证康熙帝治国格局下的皇家造园实绩,探究出其中蕴含的“礼乐中和”造园思想。理论上构建起造园思想史研究的成功案例,旨在扩充风景园林学科历史与理论方向关于造园思想研究的成果,使其能够被运用于皇家园林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探明:康熙帝皇家造园思想不仅满足居园理政,而且具有阅武骑射、观耕格物、尊佛敬道、修身行孝之五大园林活动功用;康熙帝皇家造园彰显“实学”特征,即简素清虚而求得“非为一己之豫游”的君臣心性自由之精神审美;同构中华山水而实现内圣修身之帝王价值;园林规模宏阔纳天下大观,而居园贴近亲民尺度。

清代医家李德中及《医学指南》学术特色与价值探析

《医学指南》共分为五卷,卷一为医论,论述了作者诊治疾病的观点;卷二为内科和男科证治,记述了作者诊治头痛、鼻病、齿病等内科疾病,遗精、白浊、阳痿等男科疾病的经验和用方;卷三为妇科和儿科证治,记述了作者诊治月经病、胎产病、产后病等妇科病,内热外热、惊风、吐泻等儿科疾病的经验和用方;卷四为眼科证治,记述了作者诊治不能远视、不能近视、昏花等眼科疾病的经验和用方;卷五为医案,记述了作者诊治各种疾病成功和失败的真实医案。《医学指南》没有长篇大论地论述中医理论以及病因病机,而是提纲挈领地指出某种疾病的诊治要点,是作者李德中几十年医学实践经验的精炼总结和真实写照,且在记录自己诊治疑难杂症成功经验的同时,还把失败经验,以及不解之处如实记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医学著作。

清代医家陈士铎与沈菊人治疗翻胃学术思想异同探析

陈士铎和沈菊人同为清代浙江人,学术风格相似,二人均认为“郁”是导致翻胃的重要病因,同时强调胃虚为本,土虚木贼;其次脾虚生湿、湿热为患亦是翻胃的重要病因病机。陈士铎强调脏腑之间的平衡,以“胃为肾之关”阐释翻胃的根本病机,认为肾水亏耗、命门火衰是翻胃的本源,治疗上求之于肾中水火;其次膈上痰血互结,痞塞不通会影响胃主受纳。沈菊人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注重患者的生活饮食习惯、情志以及外感病对胃功能的影响;胃阳受损,寒饮内积日久,秋间变为翻胃;治疗上以辛苦甘酸通泄为治疗大法。

清承宋学:钱穆绘制近世学术谱系的一个基点

破除“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观念定势,钱穆贴近近世文化生态来整体把握传统学术演进,钱穆的宋代学术论说遥开了近世学术的诸多密码,奠定传统文化近代化的基本轨迹。“清承宋学”理念下的近世学术梳理彰显了历史进化论思想,张扬近世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呈现一种脱离“西方中心论”的中国文化本位。“清承宋学”理念虽以纯粹的学术命题面目出现,却难掩其始终如一的现实关怀。钱穆推崇宋学精神,表彰接续宋学精神的东林学派和清初儒家,就承载了其不计个人安危而主动承担拯救民族危亡重任的时代呼唤。

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的引介

在晚清西学东渐进程中,法国大革命史知识逐渐传入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官遣出洋人员、国内洋务派及早期维新人士秉持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诉求,在主动探索域外世界的过程中,格外注重对包括法国大革命史在内的西方历史的引介;来华传教士通过参与清政府所办的西学机构、在教会机构中从事文化活动等方式,也译介了诸多法国大革命史著作,成为构成引介法国大革命史的一支重要力量。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的引介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国人对法国乃至世界认识的逐渐深化,体现了国人渐趋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持续强化的现实关怀。

师法先贤:宋元明清学规的制定与实行

在宋元明清四代,学规最初是由先贤制定的,代表性人物有朱熹、吕祖谦、王阳明等,他们本身在思想和教育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在书院和官学等教育场所进行了自主的学规制定,并对后来的学规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后学们依托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制定并实行的学规,则是在内容、形式和精神上对先贤的学规继承,通常包括沿用与补充、合用与取舍、学规文献的编纂与集成等。因此,后人制定学规的行为和过程可视作师法先贤。长期以来,宋元明清四代的学规就形成了从先贤的自主到后学的统一这一基本特点。

宋恕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影响

晚清温州学人宋恕一直以维新变法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著称于世,学界对其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宋恕对于三教平议、儒法之争、汉宋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以及中西之争等晚清重大学术论争皆发表过独到见解,其“力攻伪儒”的中国传统学术思辨不仅是其“藏诸石室,未敢示人”的思想精髓之所在,还为其变法思想提供了知识图景、历史坐标和理论基础,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系统梳理宋恕的学术思想,既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晚清学人游走于学术研究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多重面相,也可以管窥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历史消息。

刘献廷《离骚经讲录》考论

《离骚经讲录》是清初学者刘献廷的楚辞研究专著,由黄宗夏整理其讲课笔记而成。康熙后期,汪士为之抄录,写本辗转流经吴骞、唐翰题、吴重憙、王雨诸藏书家之手,最终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购藏。《离骚经讲录》虽早被文献所著录,且为楚辞学界所熟知,但因其以抄本形式流传,又是未竟之书,故颇不为学人所重视。因此,不仅抄本传藏情况未明,而且由于唐翰题所题跋语含糊其辞,从而引发著作权争议,以至有冠名方楘如著者。屈赋研究大家游国恩、姜亮夫廓清方、刘二著混同之说,并对两书有所评骘。游氏抑方扬刘,姜氏则抑刘扬方,评价态度截然不同。刘献廷在承袭汉唐宋明训诂基础上,倡导训释字词当以《说文》为正,并从意、言、文三者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阐释屈子思想,从而与顾炎武等人一起,开启了由小学而通训诂、由训诂而通义理的乾嘉学术之路,在清初的学术思想史上,无疑有着导夫先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