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清医家论治近视学术思想

近视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明清医家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近视的理论研究和治疗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清代《目经大成》首次将近视作为独立病名论述。广大医家多从虚损的角度分析近视的病因病机,认为近视的发生主要与脏腑亏虚、气血不足、阴阳失调、劳瞻久视以及瞳神破损有关,尤其重视肾水肾火衰微对近视的影响。近视的治疗以内治疗法为主,具有古方新用、同名异方、审因施治的特点;外治法以针灸为主。明清时期是中医眼科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近视的诊疗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积极挖掘此时期辨治近视的学术思想,对现代防治近视具有积极意义。

北洋医学堂百年研究述评

北洋医学堂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开启了中国官办西医教育的里程碑。文章按时间顺序分为晚清民国时期、新中国至2000年、2000年至今三部分回顾和述评了百余年国内外学者对北洋医学堂的研究成果,认为现阶段其研究存在认识度不高、研究范围狭窄、文献资料使用不足等问题,并就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做出了回应,进一步提出要培养高素质研究队伍、合理使用外文文献、加强系统性研究等方法,为中国近代医学史和医学教育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清代医家陈士铎与沈菊人治疗翻胃学术思想异同探析

陈士铎和沈菊人同为清代浙江人,学术风格相似,二人均认为“郁”是导致翻胃的重要病因,同时强调胃虚为本,土虚木贼;其次脾虚生湿、湿热为患亦是翻胃的重要病因病机。陈士铎强调脏腑之间的平衡,以“胃为肾之关”阐释翻胃的根本病机,认为肾水亏耗、命门火衰是翻胃的本源,治疗上求之于肾中水火;其次膈上痰血互结,痞塞不通会影响胃主受纳。沈菊人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注重患者的生活饮食习惯、情志以及外感病对胃功能的影响;胃阳受损,寒饮内积日久,秋间变为翻胃;治疗上以辛苦甘酸通泄为治疗大法。

《唐前孟学史》“史笔”探析

孟子学说及相关历史传承历来为中国古典学术研究者所重视,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使其存在细节深入而系统性不足的弊端,而《唐前孟学史》运用恢弘“史笔”,全面梳理孟学九百余年发展脉络,以宽广时间跨度及相关认知来促成宏大学术史观,同时继承史家实录与批判精神,改进以往学术研究思路以实现创新。作者以“史笔”为基础深入考据文献典籍及其内涵,逐步确立孟学之根本并将其与后世著述及学者勾连,两相配合理清孟学历史发展轨迹。同时,此书在主干之外又横向延展,广泛关涉历代不同门类和流派之学说,并始终联系孟子之学的地位变化与社会影响。作为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立体化“新子学”研究成果,此书将为未来孟学研究的深化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全新研究视角。

百年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接受史

《清代学术概论》作为清代学术史的“典范”之作,自其成书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数量可观。1949年以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不多,但提供的思想史材料较多。1949年以后港台和海外方面出现了对《清代学术概论》专门性质的学术研究;在内地方面,建国前十七年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而不在其学术史著作上。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学界不仅对梁启超的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还对其学术史论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并开始对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的基本文献作整理和导读工作。同期学界开始重视对梁启超和时代大致相近的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以及日本学者同类著述的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梳理基本史实来评判乃至超越以梁启超代表的清学史的意见外,还出现了许多超出清学史范围更为开放性的倾向。此外,有关《清代学术概论》的海外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也值得关注。

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

近代中国的医史研究发展至今已近百年,研究者的学科构成和研究取向都经历了重要转变。其研究的不仅是医学理论与技术的演变,还有社会文化的变迁,研究者也不再限于医学内部,而成为以历史学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的关注。清代医疗史研究可谓是中国医史研究的一个缩影,多角度审视其流变,便可发现其存在的局限与进展的空间。本文对近百年清代医疗史研究做一概览性的梳理,力图在国际医史研究的脉络中审视其历程、特征以及意义与趋向,认为打通学科壁垒,以跨学科的视野和理念,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创建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无论是对医学还是历史学深入发展来说,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清代藏书思想及其与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关系——《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序

以物权私有私益为基础的中国藏书思想及以物权公有公益为基础的西方图书馆思想在晚清时期交汇,至民国初年互为融合、共同发展。《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在全面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全新的"藏与用"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揭示了清代藏书收集理论与方法、清代藏书的保存与保护、清代藏书的开放流通等问题,较好地还原了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真实面貌。

论清代诗学的学术史特征

清代是个学术的时代,尽管经有古今之分,学有汉宋之异,但追求学术的独创性、实证学风和学术史视野,始终是清代学术最显豁的特征,也是清代诗学的学术精神和方法论背景。清代诗学虽不以原创性为突出特征,但力求突破前人藩篱的创新意识与实证学风相结合,却带来理论阐释、诗人评论及作品分析上空前的深刻和细致,对学术史研究的重视更赋予它善于总结前代理论遗产、推源溯流、包容古今的集大成色彩。清代诗学家评论当代诗歌的历史感、讨论理论问题的学术史意识和诗歌史研究的热情,无不显出其学术精神与当代学术的相通。本文有鉴于此,试图从清代诗学的学术精神入手,探讨清代诗学的学术史特征,从清代诗学著述的丰富性、专门性和实证性来看清代诗学的学术性,从历代诗学文献整理、传统诗学阐释和诗歌史研究三个方面论述清代诗学整体上的集大成意义。

汉学、宋学和清代史学

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不能忽视汉学、宋学与史学的交互作用。由于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影响到清代史学,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况。在汉学影响下,清代史学出现了与宋明史学迥然有别的风貌。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逐渐形成;学者移汉学治经方法以治史,丰富了治史方法;《春秋》笔法,以正统论史,以"天理"、"心性"论历史盛衰遭到拒斥。汉学对清代史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同时,清代史学也以自身的原则和方法影响着汉学和宋学,拯弊纠偏,在"资治"的层面上引导清代学术思潮向史学发展。

林辰先生年谱

出版家、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林辰先生曾历任多家出版社编审,虽经尽坎坷困苦,而学术热情与编辑出版的干劲持续不衰。先生五十岁复职,既主持编辑整理出版大量明清小说,进行相关学术研究和创作,同时举办多次明清小说研究会议,扶植中青年研究者、团结国内外同行,成为公认的北方著名出版家和明清小说研究家,为我国明清小说整理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辽宁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卓著。

第五届全国《镜花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8月17日至18日,第五届全国《镜花缘》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灌云召开。会议围绕《镜花缘》作者生平交游、文本生成、审美创新、《镜花缘》与的中外比较,以及小说与地方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展开。

清代才学小说三论

才学小说之名系根据鲁迅相关论述归纳而来,但将它作为一个小说流派,会遇到两个难题。通常所说的四部才学小说与其说是一个小说流派,不如说体现了清代中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倾向。炫学是清代中叶出现的一个新的创作现象,其动机至少有三:一是作品表达的需要,二是体现人生价值的需要,三是保存个人的学术见解。它反映了清代中期文人阶层对小说态度的潜在变化,这是白话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炫学式小说创作是中国小说史上一次可贵的创作尝试。

清史研究与政治

清史研究自始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革命与继续革命,都在影响着它的研究进程、学术质量。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可以创造条件进行有限度的学术研究;然而它的指导思想也可能让学术研究偏离学术轨道,走向伪科学。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可取,“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提法可能好一些。

论梁启超晚年清代学术史研究之特色

梁启超晚年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作。二书相较 ,前者篇幅较少 ,言简意赅 ,是清代学术的鸟瞰图 ,侧重于“论”;后者篇幅较多 ,内容充实 ,是清代学术思想的展览馆 ,侧重于“史”。这两部书堪称是藏山传世的学术经典 。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清朝戏曲政策的制订实施与学术思潮

清朝的戏曲文化政策是政府意识形态的反映,中央政府是戏曲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是戏曲政策的实施者。清前中期的统治者,以乾隆皇帝为代表,把戏曲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结合儒学和政治形势加强戏曲管理,巩固中央集权。地方戏曲政策有的时候比中央戏曲政策激进,有丰富的执行方式。清后期的学术思潮提倡守道救时和经世致用,朝廷把戏曲政策和禁烟等历史事件有机融合,乡绅提倡戏曲复古。受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晚清士人提倡戏曲改良,逐渐尊重戏曲。清朝政府的戏曲文化政策有法律效力,地方的乡约、官制和利益造成了具体措施和执行方式的多样化。戏曲演出的生存状态受到戏曲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也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溯源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提出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影响颇大的"清学三阶段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王国维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精炼的论断,除其自身的学术素养及罗振玉、沈曾植等人的影响外,极有可能是源自邓实1905年发表的《国学今论》一文。考诸清末文献,将清代学术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可能并不是邓实或王国维的创见,而是清末学人对清代学术发展反思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可能还有更早的渊源。在参校文字异同的基础上考辨思想、观念源流这一研究思路,不仅对探研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渊源这一研究课题有效,而且对梳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发展历程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以明清学术四杰为例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徐光启在西学东渐之前即运用数学语言和擅长实证研究。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明清学术四杰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中提供本土资源的突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