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对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投资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中国A股市场高技术服务业企业2009—2016的数据为样本,本文采用多时点DID探究“营改增”这一准自然实验对高技术服务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营改增”的实施对高技术服务企业投资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这一结论经过PSM-DID以及更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结论证实了“营改增”的落地可以激励高技术服务企业投资水平的提升,为后续深入推进税收优惠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税收激励的就业促进效应--基于“留抵退税”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就业水平,且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实体投资效应及生产率效应影响劳动力就业;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出明显偏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优化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平均劳动力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提高。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优化留抵退税政策设计;深入疏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企业劳动力就业的传导渠道;制定差异化政策,提高留抵退税政策的精准性。

税收激励促进了外商追加投资吗?--基于增值税改革试点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外商投资审批(备案)数据库,以增值税改革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讨税收激励政策对在华企业外商追加投资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增值税改革显著促进了在华企业外商投资追加。从影响机制看,增值税改革会通过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市场扩张,进而促进外商追加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对小规模企业、高融资能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活跃度较低企业和低竞争行业的在华企业外商资本追加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

增值税留抵退税促进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吗?——来自2018年留抵退税改革的证据

以2014—2022年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民营企业相比,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实验组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留抵退税政策实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间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留抵退税政策影响因民营企业的规模、技术禀赋以及生命周期差异而有所不同,且对规模较小、非高科技领域、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民营企业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农产品增值税处理规则的完善

理想的增值税制应覆盖所有商品和服务。然而,基于公平原则和缓解增值税的累退性需要,如何对农产品课征增值税便成为增值税法设计中的经典技术难题。伴随增值税制度的不断发展,很多国家尝试将农产品全面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例如欧盟在统一增值税制度之初便确立了对农产品免税并实行统一比率补偿的处理方法。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关于农产品的增值税处理规则呈现出免税要件界定不清、农产品增值税抵扣不合理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实效不佳的困境。增值税法上农产品的处理规则应遵循税收中性和税收公平的基本理念,为此,我国在增值税法上应进一步明确农产品免税要件的界定、改进农产品抵扣机制、完善农产品税收优惠政策。

营改增背景下考虑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的供应链信用融资决策研究

本文针对营改增背景下考虑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的供应链信用融资决策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本文明晰了考虑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的供应链两阶段信用融资模式,其次采用逆推法,建立营改增前后供应链各主体在不同信用融资模式下的最优决策模型,并对模型中期权执行价格、税率等决策参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最后通过仿真分析对比研究营改增前后供应链各主体的最优决策变化以及营改增政策对供应链融资均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向期权价格、看涨期权执行价格的增加均会使零售商的订购数量减少;看跌期权执行价格对零售商订购数量的影响则相反。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机制减轻了生产商提供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的税负压力;营改增后的生产商信用融资模式下,增值税率的变化不会直接影响零售价格及零售商双向期权订购方式下的订购数量;当零售商采用双向期权柔性订购契约时,生产商信用融资模式较银行信用融资模式更具成本优势。

“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估测研究

选取2015—2021年上证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DID双重差分和多元回归模型,探究2018年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12类4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与提高主营业务专注度,对公司业绩有积极正向支持作用。这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为现行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公司提升经营业绩提供决策依据。

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了吗?——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2014-2021年A股制造业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2018年实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否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以验证。理论逻辑在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企业的研发意愿增强,研发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制造业企业需要购进生产设备进行研发活动,而现金流的返还让企业不再担心会因为采购机器设备而产生大量的留抵税额;企业生产模式和生产理念的转变,也会更偏向于进行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在产权性质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仅对非国有企业研发能力有激励作用;在成长速度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成长速度快的企业提升研发能力产生了积极效果。

增值税减税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增强生活性服务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税收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基于生活性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2015—2022年的数据,考察增值税减税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能够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人力资本两条途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扩大增值税减税政策适用范围,增强政策普惠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设计,采取差异化政策。

“营改增”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来自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升级是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营改增”是减税降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文章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和OECD的跨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城市层面全球价值链升级状况,实证分析“营改增”对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表现为“营改增”提高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上游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通过促进城市专业化分工,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提高城市生产率,进而推动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在中西部、税负较高、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小规模纳税人较少的城市,其影响更为显著。

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困境

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导致国内最有前景的科技型企业集群全面衰落,可见增值税已经对国家发展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而新时代的发展规律是企业创造财富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税收制度改革将直接减少政府对科技创新过程的干预,最大程度解放生产力。

增值税减免、企业税负与创新投入——基于2013-2015年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3-2015年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增值税优惠对企业税负、销售收入及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优惠导致一般纳税人企业所得税负和实际总税负显著上升,但却会显著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实际总税负;增值税优惠显著降低一般纳税人销售收入,但却显著提高小规模纳税人销售收入;增值税优惠显著提高东部企业创新投入,企业所得税负抑制了东部企业创新投入;东部企业税负比中西部企业税负高,但是比中西部企业吸引了更多企业创新投资。因此,应扩大增值税优惠的覆盖面,扩大增值税优惠的对象和抵扣项目范围,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降低东部企业增值税负,让中西部地方政府享有更多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创新投入,缩小地区差异。

减税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人力资本升级与稳定现金流预期的视角

为驱动实体企业提质增效与动能转换,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变革已成为企业构建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契机。大量文献关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却鲜少关注到企业数字化转型背后的驱动因素;也有文献从宏观以及微观视角关注税收改革政策的经济效应,但鲜有文献从减税的角度,探究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效果。区别于以往文献,本文深入探究了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机制,从人力资本升级与现金流稳定预期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减税激励通过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力资本软件支撑与可持续支配的资金物质基础,从而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此结论可以为数字背景下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减税政策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服务化水平、实际税负与营改增政策的财富效应--基于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微观视角出发,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营改增政策对试点企业实际税负和绩效水平形成的经济后果,以及试点企业的服务化水平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营改增政策有助于降低试点企业整体实际税负;第二,营改增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的实际税负降低使得企业绩效水平提升,实现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富转移效应;第三,试点企业服务化水平越高,营改增政策降低企业实际税负,进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效果更加明显,即营改增政策实现的财富效应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营改增政策有助于促使试点企业改善经营效率,提高自身财富创造能力,增强营改增政策的财富创造效应。

中国企业增值税税负周期性研究:基于地方政府增长目标的视角

近年来,全球减税浪潮、新冠疫情冲击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加剧了国际税收竞争,中国经济增速趋缓。除了继续深入推进减税降费工作,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以财政政策为主要手段,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本文以最大税种增值税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增值税税负周期性是否体现了逆周期调节。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实证发现了中国企业增值税税负在经济繁荣期和经济衰退期呈现顺周期性,国有企业增值税税负在经济衰退期无周期性,而非国有企业增值税税负在经济衰退期呈现顺周期性。通过渠道检验,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增长目标通过扩大生产性政府支出增强了非国有企业增值税税负在经济衰退期呈现的顺周期性。本文不仅为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重点方向,还为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提供了政策建议。

结构性减税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基于“营改增”的实证研究

结构性减税虽然有着拓宽税基和涵养税源的作用,但也给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笔者选取2010—2014年全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财政反应函数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指标进行量化,以“营改增”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结构性减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营改增”显著提升了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并且政策效应存在滞后性,在政策实施当期表现为微弱的促进作用,而后逐渐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的政策效应在东部地区及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城市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城市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营改增”主要通过企业生产激励效应和地方政府行为扭曲效应两种作用渠道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在推进减税政策过程中切实保障地方财政长期可持续性提供经验借鉴。

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影响研究--基于“营改增”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营改增”作为增值税改革的重要内容,其政策效应不仅限于减税,更重要的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利用2009~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以“营改增”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增值税改革对企业服务化水平的差异性影响。研究表明:(1)增值税改革能够通过增加优质服务要素投入等四个方面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2)增值税改革对所有制、生命周期、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与服务业的关联程度不同的企业在服务化水平改变上存在差异。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以及与服务业关联程度大的企业更明显。

经济学与会计视角的反机会主义规则--我国增值税视同销售规则的个案研究

特殊的税法规则产生特殊的规则运行成本,强化了税法与会计的非协调。本文以增值税视同销售规则作为研究个案,从经济学视角提出反机会主义假设,认为作为基础性安排的视同销售规则同时也具有契约性质,在博弈层面上其表现为一个规则性的对策,并由此产生经济学意义上的逆向选择与溢出效应;以会计视角来看,受反机会主义规则制约,会计数据也反映出交易与契约的效率损失。我国现行的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制度依然存在不足,降低会计成本与满足更深刻意义的会计信息需求依然值得期待。

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预征政策改革分析——基于应对人口老龄化、防风险稳增长背景

中国经济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房地产开发行业作为支柱行业贡献可观,但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中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造成商品房需求转弱导致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同时减缓城镇化进程造成房地产开发企业过度竞争面临利润减少问题,高周转、高杠杆生产经营模式和宏观政策调控也使其出现流动性减弱、资金链断链的风险,目前的困境导致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拉动作用放缓。土地增值税是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税率最高的税种,并且具有调节房地产市场的功能,其主要通过预征环节缴纳税金。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预征制度有必要作为调控企业现金流的工具进行相应的改革,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对当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