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芳交游考

徐芳是文学史界较为关注的明遗民文学家。但其交游情况学界尚未全面论述。徐芳的交游对象既有师长辈,如马世奇、钱谦益、苗蕃、李元鼎、熊文举、李明睿等;也有友朋辈,如方以智、傅瀛宾、文德翼、傅占衡、吴嘉纪、施闰章、归庄、周亮工、陈允衡、汤来贺、竺庵禅师等。就这些人物的具体身份而言,既有殉明烈士、明遗民,也有仕清官员与僧人等。徐芳与这些士人的交游,不仅为其散文与寓言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也体现了知识分子以学术为宗的理念,从中还可看出遗民的隐居生活看似高雅闲适,实则贫病交加的状况。

“暗香浮动月黄昏”——从《影梅庵忆语》董氏形象透视清初士人的遗民心态

“忆语体”散文《影梅庵忆语》在深切缅怀董小宛的表象背后,更暗含士人冒襄对朝代更替的不适与矛盾。通过对董氏形象进行“错位性”构建,冒襄达成了自我价值的“镜像式”反观。董氏知书礼、明大义、守忠贞的品格,消弭了原生身份与后天声望之间的价值失衡,是清初士人群体遗民心态的时代缩影。董氏一类形象也成了寄托士人理想品格与家国精神的一抹浮动的暗香。

从有限渗入到广泛传播——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的民主政治启蒙意义

教科书不但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伴随着新式教育发展,从教会学校、洋务学堂教科书中最早出现民主政治零星思想开始,清末民初教科书通过对现代政法制度的宣扬、对公民自治活动的引导和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提倡等维度呈现了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民主政治话语体系,展现了理想化的民主政治图景,并具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民主政治启蒙特点。正是通过小小教科书的大大启蒙,青年学生成为近代民主化力源并把握方向的新兴社会群体,而且教科书以其巨大的社会辐射力,使民主政治由少数知识精英群体关注而成为浸润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思想,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既有观念,塑造着国民新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将民主作为基本价值加以崇尚做出了基础性铺垫。

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遗民情结

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 崩溃对文人而言已不再只具有政治含义，而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文化遗民的意义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矛盾、复杂的郑孝胥，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家·国·天下——从钟颖疑案说起

清末民初,全国各地革命起义风起云涌,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亦成多事之地。各种势力各种关系错综复杂,造成了许多历史疑点,其中钟颖疑案便是其一。其间的来龙去脉、曲曲折折、是是非非,更是扑朔迷离。文章主要依托历史文献,剖析该事件中的种种疑点,昭示乱世中国家忠良之士应负有的责任和大义。

民国初年前清遗老圈生存心态探析

民国初年的前清遗老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散居各地又相对集中于天津、青岛、上海等地。他们保持着前朝遗民特色的生活方式,避免于世俗接触、交往,同时,还想得到世俗的认同。作为落后保守的象征,他们与整个社会潮流格格不入。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操作管理方式逐渐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些变化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定程度上本文是对慈善事业研究的一种区域性探索。

清末民初中小学教授案的兴起及其价值

清末民初,为了适应新学制的需要,教师开始使用教授案解决班级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基于对清末民初中小学教授案的编制与使用情况、内容与特点的历史考察,研究表明教案撰写作为一项专业活动,离不开充分的资料与共同体协作,同时需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预设与生成的关系。

王船山民本思想的政治逻辑

为了准确地体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性质,研究其发展的最高境界明末清初的民本思潮就更有价值和意义,选取该时期的民本思想集大成者王船山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文本还原和中西比较的分析方法,得出民本思想即使发展到极致,其思想动力仍来自于传统,其认识与民主思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终究未能进入"近代"的门槛。

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的兴起、发展及影响

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的兴起与发展是20世纪社会变革的产物,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变革。甲午战败之后,白话报刊兴起,至维新运动时期,白话报刊掀起第一次高潮。百日维新的失败使白话报刊的发展陷入低谷。清末新政以后,清政府推行兴学堂、办报馆等措施,推动了白话报刊的发展。其间,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革命派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担任了一些重要报刊的主编和主笔,他们借助白话报刊这一平台,传播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不仅将白话报刊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促进了辛亥革命,也因为自身的白话报刊编撰实践,为此后的五四文学革命做了必要的人才储备和语言文学变革准备。

明末清初来粤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时 ,随着社会的进步 ,耶稣会士们采取的是“文化传教”策略 ,在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 ,极力融合中西文化 。

论明清之际戏曲叙事的类型化

明清之际,戏曲叙事出现了突出的类型化现象。主要表现为离魂—还魂—入梦—画中人/镜中人、误会—错认—冒名、信物—道具等三种模式。戏曲叙事类型化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戏曲创作实践和戏曲理论批评等因素密切相关。叙事的类型化体现了古典戏曲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思维的惰性特征。

清初士大夫遗民的头发衣冠情结及其心理分析

留发抑或薙发,牵涉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孝道之承继。薙发等同于毁伤父母的遗体,是一种大不孝。二是夷夏之大防。薙发就是抛弃华夏文明之风,甘愿认同蛮夷之俗,是一种不义。明清易代之后,对于士大夫遗民而言,头发衣冠既是旧朝的象征,更是民族文化的表征。"天下太平",必须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清廷强行推行薙发易服,尽管最终还是一统天下,但因薙发易服而引发的民族心理的反弹,确乎延缓了清廷统一天下的历程。就此而论,以清初士大夫遗民群体为考察的主体,透过他们面对薙发政策的行为动向,进而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对其头发衣冠情结加以心理分析,则尤显必要。

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政区管理体制变迁及对蒙古族的影响

清朝在内蒙古地区的政区基本管理体制为盟旗制度,它强化了各旗与清政府间的联系渠道,蒙古族地区因此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但这一制度也阻滞了蒙古民族整合的步伐,弱化了蒙古民族内部的各种历史联系。清末及民国时期,大量汉族农民的涌入,使蒙古民族的生产方式向多样性转变。同时,随着旗境内府厅州县的设立,盟旗管理体制趋于衰落,旗县并置成为常态,致使内蒙古地区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

绅士与地方——以河南士绅王锡彤为个案的透视

河南绅士王锡彤在清末民初积极投身于地方教育、政务,捍卫地方利益等活动,成为具有一定趋新色彩的 "学商"、"绅商"或"职商",加快了中国内地绅士阶层的近代性转型,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发展演化。其难以割舍的传 统影响,又不可避免地对河南社会的进步产生一定的制约。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留学教育

清末时期,袁世凯手握军政大权,主张派遣军事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民国初期,袁世凯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留学教育理念,其主政的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留学教育的法律规章,规范了留学生的选拔、管理、经费等问题,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发展。

清初散文中枢:从李世熊看明遗民散文创作网络

出于明遗民的使命自觉和当代司马迁的文化选择,李世熊创作了相当一批忠愤之气磅礴四溢而又极富诗意和生气的散文,是一位名烛南天并辉映整个有清一代文坛的清初散文巨子。以李世熊、彭士望、魏禧、屈大均、王猷定、黄宗羲、张岱等为节点,明遗民的散文创作形成一个广袤浩大、百脉贯通的网络,在清初文坛俨然处于中枢地位,推动了一个史所罕见的散文创作繁荣时代的出现。

清末民初新教育“转型期综合症”之探析

清末民初不但是中国社会转折时期,也是中国教育转型时期。新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患上了"转型期综合症",诸如教育管理混乱、教育精神扭曲、教育质量低下等。这不仅影响着新教育的发展,而且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屈复《楚辞新注》中的“遗民情结”

从历史角度来看,屈复并没有经历明清易代的过程,彻彻底底是一个"清朝人"。然而,在屈复的著作中,却往往会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明朝"遗臣行人"的感伤情志和心理特征,即"遗民情结"。屈复在其晚年所作《楚辞新注》中流露出强烈的"遗民情结"。他自发把注疏《楚辞》,作为一种纾解自我"遗民情结"的途径与方式,并当作寄托个人"遗民情志"的特殊载具。文中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一种与屈原异代同心、感同身受的"黍离之悲",这是屈复"遗民心境"的写照与感触;而屈复所高度肯定、钦慕推崇的忠君忧国的"屈原之志",更是"精神遗民"屈复自我激励、砥砺志节的信念和精神支柱。《楚辞新注》中强烈浓厚的"遗民情结",使它染有屈复独立特行的个人色彩,在清代众多楚辞注疏中显得含蓄深沉、情志高远、极富个性。

评清末民初有关政治改良与商业发展关系的论说

清末商界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已初步认识到政治改良与商业发展的紧密关系 ,并就加速宪政改革以促进实业振兴表达了商界的强烈愿望。民国初期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 ,社会各界以及商人对这一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到 2 0年代前后 ,更多的商界人士意识到政治不良是导致商业不振的重要原因 ,而且提出不能继续沿袭“在商言商”的传统戒条 ,应采用各种措施积极推动政治的改良。于是 ,在此前后商人开始以更为踊跃的姿态参与了一系列政治活动 ,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