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及其实践逻辑——基于管区制度的案例研究

通过乡镇治理结构调适提高基层政府的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W镇的管区制度为例,探讨乡镇政府治理结构调适的实践过程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通过管区制度再造科层组织结构,实现了基层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统合。在此基础上,乡镇政府借助管区制度推动任务执行,形成统筹包干制的治理策略,充分调动了乡镇干部的治理积极性。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体现了乡镇政府的多重实践逻辑,即党政体制对组织结构的调适、基层治理对一线治理的适应以及治理成本与有效治理的平衡。治理结构调适说明乡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源于基层党政体制的弹性与制度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级市设置的空间特征及存在问题

地级市设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转型的重大空间成果,地级市布局结构优化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对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政区相似系数、标准差椭圆模型等方法,对地级市设置的空间特征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在空间特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级市设置受政策因素的影响较大,仍基本延续着原地区建制的空间范围,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逐渐推进的趋势。2)由于设市模式的差异,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地级以上行政中心设置过近、“小马拉大车”和“大马拉小车”等问题,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这些问题也在日益凸显。3)中国地级市空间分布生成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的地域型政区,发展于城乡差异与跨界合作的战略转型,并在地域重构与尺度重组中面临区划调整的创新挑战。4)地级市设置的“空间”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成本的提高,未来应从更大范围统筹考虑生产力布局,必要时可开展地级行政区划调整。

“数字国土”工程1∶1万土地利用现状电子数据的更新与应用

随着“数字国土”工程的顺利进行,全国越来越多的县(市)已经完成1:1万土地利用电子数据的入库工作并开始将这些基础数据应用于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等国土资源管理的工作中。此文就应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技术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行政包干制:乡镇“管区”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如何既确保一统性又兼顾灵活性,是大国基层治理面临的难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要将国家治理体制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使国家一统性的政策能够落地,必须使治理体制精准对接乡村社会。管区作为乡镇(街道)与行政村之间的一级准行政组织,承包了大量自上而下的公共行政事务,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任务落地的载体和枢纽。研究发现,行政包干制是乡镇管区治理的核心机制。管区行政包干制较好地适应了农村基层复杂治理事务需求,维系了基层治理体制的韧性,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末端实现了灵活性、适应性。在转型时期,随着自上而下过程控制的强化,乡镇与管区的关系呈现从松散关联型向高度关联型转变之趋势。管区的自主性、灵活性下降,适应基层社会的能力被削弱。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避免“一刀切”,为基层政权保留一定的自主空间,夯实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

乡镇行政的逻辑:以个案研究为基础

乡镇在我国发挥着"上连国家、下接社会"的特殊作用,以往研究忽视了乡镇领导人理性选择作用的发挥。以广东一个乡镇个案为背景,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把乡镇行政的逻辑和乡镇领导人的行为结合起来研究,可以发现,压力型体制、经济收益最大化、社会网络、资源优化与整合、领导人权力与责任是其中的五个核心概念,而理性选择理论则支持了乡镇行政的解释框架。

由镇升区的就地城镇化效应思辨——以马鞍山市博望镇为例

文章以马鞍山市博望镇为例,阐述了由镇升区的概念及其可能产生的城镇化推动作用,辨析了升区后小城镇就地城镇化效应。认为:由镇升区提升了博望镇的行政等级、管理主体和职能定位,使其自主管理权力与集聚资源能力得到强化。短期内本地产业经济、城镇建设及公共管理的升级明显,因而增强了农民就地转移意愿,加快了就地转移速度。然而,内外部因素变化导致区划调整效应渐弱,农民就地城镇化受到高房价等新的阻碍。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整体趋缓,需要更为科学理性地审视区划调整对小城镇的多重影响,并针对区划调整作用的时效性及时提出有效应对策略。

省域城镇化加速期行政区划调整的机制、特征与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试图通过长时段、演化的视角,系统考察江苏省域城镇化加速期行政区划调整的发生机制、阶段特征及其对城镇化进程、模式的影响。江苏省在城镇化加速期的行政区划调整是中国从高速增长走向科学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政府主导的城镇化的产物。其中,撤县(市)设区和撒乡并镇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区划调整类型,它们的推进过程存在清晰的时空阶段特征,符合江苏省域的经济梯度和城镇化阶段。行政区划调整通过土地扩容、城镇空间整合、资源集聚等手段加速了江苏大城市引领的省域城镇化进程,对于陆续进入城镇化加速期的省份具有借鉴价值;当然,这一公共行为存在诸多问题,行政区划调整在未来的生命力、推行形式以及区划调整背后的制度创新等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乡镇撤并背景下深化乡镇体制改革问题研究——基于陕西省镇村综合改革的调查

乡镇撤并可以解决乡镇规模小、分布较分散的问题,是当前我国深化乡镇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课题。陕西省自2014年起实施镇村综合改革,不仅通过撤并调整了乡镇的规模,而且在此基础上精简了乡镇机构的设置。但是,改革之后出现了群众办事成本增加、综合管理难度大等后续问题,需要通过实施"扩权强镇"政策、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发展乡镇经济等措施进一步深化乡镇体制改革。

新生中小城市发展与行政区划调整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批新生中小城市,对撤县设市等行政区划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生中小城市是功能性概念,而地级市、县级市是行政建制性概念,两者的区别与联系表明,撤县设市的必要条件是该县具有新生中小城市的区域功能,充分条件是该县达到国家规定的设市量化标准。2017年中国启动了新一轮的撤县设市行政区划调整,应全面认识撤县设市的充分必要条件,科学而及时地调整行政区划,促进新生中小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两项改革”后撤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对策研究——以合江县为例

2019年以来,随着四川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两项改革”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全省县域乡村经济和国土空间治理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工作为加快推进四川省小城镇建设、合理配置国土空间资源要素、培育小城镇规模经济、降低地方行政管理成本、支撑县域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本文以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为例,以“两项改革”推进过程中部分撤并乡镇出现的典型问题为导向,从合理确定主导职能定位、统筹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科学盘活公共服务设施和彰显场所文化特征四个方面,探讨并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不同层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重点对策内容,为县级、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一定的案例借鉴。

乡级政区界线勘定工作方法初探——基于湘潭市雨湖区勘界试点工作

为了对原有的、约定俗成的乡级习惯界线进行法定化,处理好界线争议问题,本文以湘潭市雨湖区作为试点区域,利用乡级习惯界线和0.5米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等数据,通过工作底图制作、边界线划定、界线协议书及附图编制、数据库建设等工作,确定了明确完整的乡级政区界线,形成了一套内容全面、可复制、可推广的乡级政区界线勘定工作流程,且提供了合理可参考的界线争议处理办法,对其它地区开展乡级政区界线勘定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南充市顺庆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调整与改革情况调查分析

四川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实施以后,南充市顺庆区相关部门按照做好改革"后半篇"文章的要求,结合全区实际情况,开始启动新一轮的教育调整和改革,打造了四川丘陵地区教育改革的成功样本。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顺庆区采取一系列举措,即"撤、改、建"并行,调整校点布局;"疏、送、引"同步,分流适龄学生;"选、留、转"并用,调整师资队伍;"移、存、废"并举,处理闲置资源。顺庆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调整与改革顺应城镇化发展的自然趋势,有效调节了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现状,尽可能地满足了本地群众的文化教育需求,但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生往返交通不便、寄宿生管理有待规范、基础教育与地方文化资料遗失等等。可以采取开通特定时段公交路线、建立规范的寄宿生管理制度和建立乡村教育文化档案馆等办法,解决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调整与改革的后续问题。

区界重组对城市形态多中心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

行政区划调整作为空间治理的制度支撑,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对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论文基于2013—2021年中国27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区界重组这一特殊的行政区划调整方式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以城市形态多中心为中介变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区界重组不仅有利于促进本地城市的均衡发展,而且对邻近地区的均衡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在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城市空间形态优化是驱动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区界重组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形态多中心水平从而减少区域发展的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城市的区界重组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的区界重组对区域均衡发展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区界重组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未来应根据不同城市的发展条件,审慎开展行政区划调整,因地制宜地推进以区界重组为导向的城市多中心建设,从而促进城市空间优化和区域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