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体系中“中心工作”的产生、泛化及应对策略

中心工作是党委贯彻领导意志、推动行政体系完成重要治理事务的制度化方式,是“党的领导”治理体制的具体化,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传统的重要构成。当前,中心工作在基层治理体系中产生了较强的泛化效应。在乡镇治理中,“编岗混同”逐渐常态化,治理规范化意义上的“定岗定编定责”越发难以形成。在村级治理中,乡镇政府对村“两委”成员实行“类编制化”管理,村级组织行政化程度不断加剧。中心工作的泛化效应,源于重要工作和常规工作之间缺乏有效的区分,而基层复杂的条块关系对此亦有所加重。中心工作泛化之后,一线行政空转加剧,治理形式主义泛滥,基层治理陷入新的“悬浮”困境。为缓解中心工作的泛化效应,应加强县乡村纵向治理体系的层级统筹,增强基层治理的社会回应性。

整体智治视角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探析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优化生态安全和区域协同发展整体格局的重要战略。整体智治强调数据驱动、组织整合、公众需求回应,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在技术、结构和目标方面相契合,是实现流域生态环境有效治理的新理念、新模式。当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着行政分割、数据壁垒、监管缺位、伦理失范的困境。在整体智治理念下,通过统筹推进区域联动开放、以强化数据共享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制度与技术双重供给保障监督落实到位以及通过价值引领进行技术祛魅等4个方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有效治理。

多维冲突下反向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与实现

“官告民”案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现状导致了诉权不平等、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制度对行政权的监督意图落空等问题。现行规范的设计诱因、学界关于程序适用类型的争议源头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官与民在古代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关系及其在当代法律体系中的话语权问题。通过技术对比发现,此类案件性质与民事诉讼程序互不适配,平权行政行为亦属行政诉讼法的调整范围,从而论证了反向行政诉讼制度的科学性。并提出行政诉讼是“官告民”案服从依法行政方针的具体场景,多样行政诉讼标的理论共同指向与诉权平等等观点。在反向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之后,伴生的重要变化是“官告民”案中的行政机关须依《行政诉讼法》之规定承担更多举证责任,且检察机关可将法院和案件中的一方当事人——行政机关同时纳入监督范围。此外,其要求《行政诉讼法》进行的相应调整,包括立案范围在诉讼主体维度的扩张、跨域管辖制度的进一步推广。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研究

中国政商关系正在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面临一些问题,依法行政有待完善、落实“放管服”改革政策不到位、“亲而不清”“清而不亲”等问题仍然存在。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要完善立法工作、规范执法程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强化监督管理、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弘扬企业家精神等建议。研究结论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供参考。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方略

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三有"经济体制,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制度保障。现阶段,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面临着产权制度改革滞后、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滞后、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跟进不力、发展规划评估科学性有待提升、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等制约因素。深化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要着力完善产权制度,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近期改革着眼于打基础、管长远,中期改革着眼于抓重点、统全局,远期改革着眼于再升级、再深入。要重视顶层设计,尊重首创精神,着眼长远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创造包容性、宽容性、建设性和参与性的改革氛围。

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政府组织重构与上下级谈判——以江城撤市设区为例

行政区划的调整对于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当前学界对于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多集中于原因与效果两大层面,对于政府内部的具体调整过程研究甚少。基于江城撤市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地方政府组织进行了整体性的重构,且其过程充斥着复杂的上下级政府间谈判。撤市设区直接导致了县级市政府的机构重组、人事调整以及管理权限变更,而土地管理与城市规划等权限成为市县两级政府谈判的焦点。下级政府在行政区划调整中既能够运用文件、会议等正式渠道进行谈判,也能够运用私人关系等非正式渠道进行谈判,并会综合运用多种谈判策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行政区划调整中政府行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对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中政府内部运作过程的了解,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的纵向政府间关系。

法政时代的中国斜向府际关系探究

斜向府际关系是一种级别不同、互不隶属、彼此交叉的政府间关系,其为网络型府际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斜向府际关系不是要回到条块管理体制中去,而是要打破条块分割以实现府际关系的良性互动,是通过促进多层次、多渠道的政府间的合作,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

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

关于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主要形成了三种权威解释模式,即公民社会、合作主义与行政吸纳社会。本文通过对一个乡镇基层文联成立与运作的个案研究,发现了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形态。对此,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的新解释模式,并把它与"公民社会""、合作主义"以及"行政吸纳社会"分别开来。"行政吸纳服务"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融合,其核心互动机制是"支持"与"配合"。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国家占据主导性地位,社会依附于国家。"行政吸纳服务"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建国60年中国城市体制的变迁与改革战略

建国60年来形成的以地域性行政建制为主的中国城市体制,存在明显的"过度行政化"弊端,城市行政层级过多(包括省级、副省级、地级、县级、乡级建制镇五个层级)、城市型行政区的地域化、城市政府间的横向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为适应中国城市参与全球化竞争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彻底改革行政层级控制和权力收放的传统"统治"模式,建构起一种以治理型城市间关系模式为主导的中国城市宏观管理的新体制。

行政包干的组织基础

回应"行政包干"的缘起问题,针对"成本衡量"说,本文建议从行政机体本身的特性和历史关系,说明发包制的存在。由于政府的多元角色、多中心控制权的组织关系以及对执行工具的依赖,政府系统逐渐发展出具有灵活适应性的、不同于单一科层体系的、能够利用上述组织环境的方法,来推进任务的执行。"行政包干制"顺势于不言自明的控制权范围,通过默许、交换和隐形授权,将目标和利益不同的组织容纳于一体,形成了今天治理体系中混合共生的形态。因此,政府行政体系的组成结构、其内部真实的组织关系和多元角色是发包制产生的基石。

地方政府创新经验推广的难点何在——公共政策创新扩散理论的研究评述

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探究政策创新扩散的动机框架、机制和模式等。这对于政策实践与政策理论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当前政策变迁频繁且影响深远,亟须通过理论研究来对地方政府创新和扩散过程提供理论解释。但是,直接照搬西方理论并不可取。当前中国地方的政策试验层出不穷,对于这些政策现象所处的环境、参与主体、政策本身特征以及政策过程等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学者取得重大理论突破。在此基础上,学者可以向既有的经典理论框架提出挑战。只有掌握规范的研究方法,并与国际理论前沿积极对话,才能提升自身能力并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假设,从而实现本土化理论创新并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三个理论问题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是当前完善教育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政府管理学校变革的职能转变、学校进行教育变革的职责确立以及学校变革中新型政校关系形态创生是探讨我国政府与学校变革逻辑和实践关系的三个维度。其中,职能转变包括从国家管理到公共治理、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到有限型政府;职责确立包括有条件的自主获得、无条件的政府监督;新型政校关系形态包括委托管理模式、多元交互模式、教育议事会模式。

大学治理中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关系:基于社会资本的研究

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关系是大学治理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教师和行政人员之间的职业文化差异成为他们在决策时追求共同利益的障碍。社会资本的引入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参与网络、组织信任是大学治理中重要的社会资本。中国大学要加速教师参与决策的制度化,从而增加治理中的社会资本。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原则——基于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考察

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但对其规范内涵的关注和研究非常不够。从历史发展、规范现状、制度实践和改革趋势的综合考察可知,"积极性"的静态内涵既包括事权划分的明确性和规范性,也包括作为隐藏要件的与事权范围相匹配的财政资源的匹配程度,其动态内涵则体现为针对事权归属或财政资源争议的纠纷解决机制。比较而言,"主动性"更易被忽视,其内涵既在于将"不待外力推动而行动"的一般释义还原至宪法规范的语境,也能从其与积极性的对比中彰显,还能从我国五部宪法(文件)对央地关系原则体系结构的不同安排中把握。目前的地方试点、隐性对抗策略、地方联合体和地方责任弱化等都可视作主动性的实践,基于"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并非所有地方主动性实践都能为《宪法》第3条第4款所认可。

城市街道大部门制改革的制度分析——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案例研究

针对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以北京市东城区为典型案例,剖析街道大部门制改革的成效。东城区通过整合街道内设机构、下沉执法力量,推进向街道赋权,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属地管理能力。街道大部门制改革也面临一些新问题,需要推进街道党工委组织再造,推进街道工作立法,强化街道办事处的统筹协调和督办职能,推进区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完善社区议事会制度,推进街道编外人员规范化管理。

中国乡村关系的现状及对策

在“乡政村治”格局中 ,乡政权 (乡镇党政机构是其主要组织形态 )与村治权 (村民委员会是其主要组织载体 )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关系是制约乡村治理的深层因素。作者在分析乡村关系冲突的主要表现的基础上 ,提出了健全乡政村治制度体系 ,实现乡政与村治的法治化 ;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 ;改革乡政政绩考核指标制定制度 ,规范乡政行为 ;明确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各自的职责权限 ;有条件地逐步推行乡镇长直选等若干对策建议。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历史嬗变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是现阶段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历史嬗变共分为四个阶段。1949-1965年: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萌发阶段;1966-1976年: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混乱阶段;1978-2001年: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恢复和改革阶段;2002-2010年: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深化和反思阶段。

新中国70年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的进展及其深化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从政治学界对此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现实制度变迁、职能定位调整以及未来发展走向三个层面。在现实制度变迁层面,主要体现为如何实现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在职能定位调整层面,主要体现为中央和地方权力职能转型与功能调整;在未来发展走向层面,主要体现为维护中央权威、调整条块关系以及两者权限的规范化等内容。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需要结合新时代的新变化,进一步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契约治理:现代政府的治理变革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治理理念的发展,传统的"命令式"政府行为模式正在向现代的"契约式"模式转变。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契约治理打破了以往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格局,增强和提高了现代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但由于缔约双方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契约治理模式中也存在着交易成本、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寻租腐败等潜在风险。因此,设计相应的防范机制,如承诺机制、激励机制、透明机制、代理权竞争机制等,对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从庙产管理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庙产实施管理的过程中,与佛教界发生了诸多磨擦和冲突。有些磨擦和冲突经过多方协调,基本得到解决;有些磨擦和冲突由于比较复杂,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未能完全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