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双层级”村庄分类研究以山南市乃东区为例

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地开展村庄“定型”,是实施分类指导的必要前提。在各地灵活丰富的村庄分类里,介入自然聚落尺度是近期兴起的创新来源。文章以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为例,将传统单纯围绕行政村展开的村庄分类流程,扩展为由自然聚落与行政村尺度共同构成的“双层级”村庄分类技术框架。研究认为,行政村内自然聚落间的强烈异质性及聚落发展的实心化,是应用“双层级”村庄分类理论模型的重要条件。研究提出,“双层级”村庄分类方法由“政策判定+潜力评估+镇村酝酿”的自然聚落分类方法、“占比测算+矩阵构建+系统聚类”的自然聚落→行政村类型转换方法、二次镇村酝酿基础上的行政村分类方案生成方法等共同组成,具体的分类流程需落实聚落定性、聚落测评、聚落分类、类型转换、行政村分类等5项主要环节。理论模型在山南市乃东区国土空间规划中得到了实际应用,识别出5类自然聚落,制定了主导式与并重式的两种行政村类型认定规则,提出了“融保聚改”的四类型行政村分类方案。分类过程及工作成果得到地方积极正面反馈,验证了“双层级”方法的有效性。该研究旨在丰富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的村庄分类布局思路。

转型社区治理中村民小组长的角色定位及其形塑机制——基于景苑社区的案例分析

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集中上楼形成了多种形式的转型社区,这些社区如何治理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景苑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作为一种乡村“次级治理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小组长在社区转型中的角色非但没被削弱,反而有所强化。在转型社区尚未建立统一组织体系的现实情境下,村民小组长的延续既保证了新社区的正常运转,又实现了原有村庄共同体的再联结。村民小组长在新的场域中扮演着“内生性意见领袖”的角色,具有信息来源广、影响力大、责任感强等特征,承担着传递信息、动员村民和平衡利益的功能,而这一角色的形塑是行政吸纳、村民期待以及角色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借助村民小组长角色功能的发挥,转型社区实现了有序运转。

历史演绎下的村落空间营造研究——以楚雄市云龙村为例

以当今国家重视乡村振兴为契机,阐述经历行政等级降低与多个时期的历史事件后云龙村的生产与生活空间产生严重割裂现象,基于历史演绎视角对云龙村的村落空间格局、村落街道及防御空间、建筑空间现状进行梳理,剖析其历史演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村落空间问题,提出历史演绎角度介入的必要性。并提出“区域分析-差异发展-景点串联”,“特点挖掘-划定基调-分区营造”,“合院式-杂院式-组团式”的三个具体的村落空间营造途径,试图促进云龙村生产与生活空间之间的协调发展。

基层治理体系中“中心工作”的产生、泛化及应对策略

中心工作是党委贯彻领导意志、推动行政体系完成重要治理事务的制度化方式,是“党的领导”治理体制的具体化,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传统的重要构成。当前,中心工作在基层治理体系中产生了较强的泛化效应。在乡镇治理中,“编岗混同”逐渐常态化,治理规范化意义上的“定岗定编定责”越发难以形成。在村级治理中,乡镇政府对村“两委”成员实行“类编制化”管理,村级组织行政化程度不断加剧。中心工作的泛化效应,源于重要工作和常规工作之间缺乏有效的区分,而基层复杂的条块关系对此亦有所加重。中心工作泛化之后,一线行政空转加剧,治理形式主义泛滥,基层治理陷入新的“悬浮”困境。为缓解中心工作的泛化效应,应加强县乡村纵向治理体系的层级统筹,增强基层治理的社会回应性。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从村级自治到多元共治:乡村纠纷调解的逻辑转向及其优化——基于“结构—行动”视角的分析

乡村纠纷调解是一种基于结构与行动的交织过程,表征为乡村社会结构下解纷行动者的策略选择逻辑。乡村纠纷调解遵循村庄内生力量主导下的自治进路这一传统逻辑,形成了与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生计模式、家族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和合观相适应的解纷机制。随着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村级自治型调解的动力、能力和效能渐趋弱化,乡村纠纷调解需要实现从村级自治型向多元共治型的逻辑转换。多元共治型调解模式通过村级调解组织的能动性治理,创设居于乡镇与村组之间的片区调解单元,促使差异化调解行动者的资源制度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发挥多元共治型调解的治理优势,需要立足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现实,坚持基层党组织对纠纷调解的领导地位,优化片区调解单元,厘定调解行动者权责结构,激活传统与现代调解资源,以适应乡土社会的发展变化。

基层治理的统合型转向及其弹性运作机制——基于皖南宁村的田野经验

在国家资源密集输入与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双重影响下,新时期基层治理逻辑产生深刻转型,呈现出以党组织为领导、以行政力量为核心的统合型治理转向。基于皖南宁村的田野调研发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统合型转向是村级组织行政化下主体统合、资源统合、任务统合的聚合结果。它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在强调村干部平权化的同时强化村级组织建设,在弱化基层自治空间的行政化中生产出村庄的保护机制,进而塑造了乡村治理的弹性运作机制。因此,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村干部的角色转变趋势下,基层统合型治理逻辑以多元化方式回应治理需求,反映了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系统转向。

从“乡政村治”到“乡村共治”:村治转型中行政与自治关系重塑

“行政”与“自治”是村级治理中的一对基本关系,也是村级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是村级治理的两种不同形态“。乡政村治”强调行政与自治的二元分治,“乡村共治”则注重行政与自治的共在共生。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不断优化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以行政目标、行政主体、行政资源和行政规则为基本面向的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传统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趋于瓦解。着眼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治理有效双重目标,村级治理逐步向“乡村共治”转型。一方面,村级治理现代化需要国家行政权的适当介入;另一方面,村级治理有效也离不开村民自治基础作用的发挥。从“乡政村治”到“乡村共治”,体现了行政与自治关系的重塑。在此过程中,需要发挥党组织的跨主体治理优势与整合能力,通过中心工作、组织动员、资源整合以及规则协同等促使行政与自治共在共生。

行政吸纳社会: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及其功能困境分析——以苏南A村为例

过渡型乡村是城乡交融过程中的新乡村图景。人民调解是过渡型乡村的诉求回应机制与矛盾化解机制,人民调解功能与过渡型乡村治理效能相关联。以苏南A村为例,基于行政吸纳社会模式构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行动中的治理结构”分析框架,探究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与困境成因。研究发现:过渡型乡村在生产、生活维度呈现出非同步离散特点,混合性纠纷频生,社会结构复杂化。但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却呈现权宜式行动策略,调解功能走向失灵。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困境折射出基层治权强化与社会控制弱化的悖论。困境成因在于基层政府通过控制与同化在过渡型乡村建立起“行政吸纳社会”的单向度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与复杂化的社会结构错配,人民调解功能被消解。要恢复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的功能需要搭建双向度混合治理结构,推动调解主体社会再嵌入,实现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预期与实践的合一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论基层公共行政体系的建构:目标、原则与社会基础

公共行政理论需要服务于中国的行政化改革实践。当前,村级治理的行政化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这一改革以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塑造村级组织服务者角色为目标,并伴随大量公共资源的输入,具有在基层建构公共行政的基本性质。“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目标、权力、组织则构成了公共行政体系运行的基本要素。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的提升为根本目标,在基层则表现为满足农民的治理服务需求,并通过行政权力与基层组织的常规运转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推进国家权力公共性与治理能力的提升。维持目标系统与权力系统的权责均衡、与组织系统的机制匹配,是保证行政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基本前提。这既要求国家具有服务乡村的政治理念,又依赖特定的社会基础条件,为公共行政体系的运行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与社会结构支持。乡村社会具有区域差异的典型特征,这就决定了不能盲目进行全国性的基层公共行政体系建设,而是需要审慎考虑特定乡村的社会基础条件。

乡村治理主体结构优化研究

在历史使命的感召下,学者对现代化乡村治理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其中对乡村治理的讨论由治理机制和实践路径转为对治理主体的探讨。然而,乡村治理主体的结构仍然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探讨。根据乡村治理主体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功能,村委会和当代乡贤应作为乡村治理的首要主体并负责提出乡村治理的具体目标。基层政府可作为次要乡村治理主体,对村级在地力量提供资源保障并对治理过程进行监督。国家应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组合中的辅助力量,通过提供政策框架的方式保障不同乡村治理主体角色的合法性。

关于“村官腐败”的制度分析——一个社会自治问题

对村官腐败的讨论混淆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村官不是官,他是社会自治体的成员,至少法理上如此。换言之,他的腐败恰好是因其身处两个体制——国家行政体系与社会自治体系之交界处,而且他腐败的根源恰好是现行体制治理逻辑的自相矛盾和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利关系的规范失序。在腐败的村官身上体现的是官治与民治的权力冲突,前者基于的原则是国家权力,后者基于的原则是自治体的自治性与社会权力。防止村官腐败,关键是将村官双重代理身份剥离,将行政权与自治权做出区隔,并把社会自治以法治的原则确定并规范下来。

税费改革前后村级组织职能的转变——兼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农村税费改革前,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对立和分离的态势。村级组织由政府赋予大量的行政职能和相应的行政权威,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持了行政化的状态。以取消农业税为转折点,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要求发生了变化,村级组织的职能也由协助政府汲取资源和管制向为农户提供服务转变。但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单向输入性,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平等合作关系并未形成,"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

和谐社会视野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前提是树立正确的农民增收观;基础是加快农村基层建设,改善农村干群矛盾;关键是发展农民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素质;重要条件是加大再造秀美山川的监管力度;保障是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化步伐,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而经济活动是社会行动的首要活动。根据对陕西省西安市的调查数据,以"是否持续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身特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4个方面分析"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年龄、性别等自身条件无关,经济资本中分红、房租等可替代收入变量和人力资本中高层次职业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交往能力和政策制度变量在各自的类别模型中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能进入最终模型;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因此,"村改居"群体提高就业收入和文化程度以及拥有一技之长,均有助于其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

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困境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之所以陷于困境 ,关键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不顺。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 ,过于集中的地方党权 ,人、财、物受制于行政机关的人民法院 ,不完善的行政诉讼法 ,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农村社区自治体制的建构——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与现实选择

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着行政权与自治权冲突,村两委矛盾较突出,村民自治制度整体绩效欠佳等问题,为此,需要改变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推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具体做法是在理顺乡镇与村一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行政权与自治权分开,将村级组织行政化;村民自治的重心则下移到由村民小组重组而成的社区,实行农村社区自治。

“村改居”居民的城市社会融入现状与对策研究

"村改居"居民的城市社会融入是一个在互动中不断反思、在能动中持续参与,逐渐增强自己的城市社会特质的过程。经济层面的融入不一定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但是其他层面的融入却始于经济层面的整合。调研中70%以上的"村改居"居民参与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64.8%的人能够持续参与。各种可替代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动性。他们有与城市互动的要求却缺乏条件,反思自身的差距却难以改变。其影响因素主要在于交往能力、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以及政策制度等。基于以上论述建议:加强居住空间的社会性质建构,拓宽城市社会关系再生产途径;打造多元主体支持的就业创业治理,激发城市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整合基层社会,突破社会资本的结构性排斥。

我国村级社会公共服务状况研究——兼以江苏省启东市为例

我国村级公共服务面临的矛盾主要在于:村级社会公共需求旺盛与公共服务主体缺位的矛盾、村级社会公共需求细分与公共服务品种单一的矛盾、村级社会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平台缺失的矛盾、村级社会公共需求走向持续与公共服务供给非持续性的矛盾。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行政体制改革没有及时跟进、农村公共资源的聚集缺乏合适容器、农村公共服务的界限模糊不清、农村公共服务的受体流动指向的层次复杂。消解村级公共服务的矛盾主要路径在于:建立多中心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制、厘清村级公共服务中的政府责任、着眼于建立村级公共服务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