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区划变更的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包括避免偏私规则和公平听证规则,目前其适用的范围不断拓宽,广泛适用于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参与的强度不断提升。作为最起码的程序要求,正当程序既适用于英美法系,也为大陆法系所认可,并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行政区划法律规范中正当程序存在缺失或者不足,从而导致行政区划调整或者变更存在违法运行、国家机关功能紊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利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应当确立行政区划多重价值统一的理念,通过宪法确定、法律设定正当程序,通过行政区划主体完善、在具体程序中运用正当程序,通过建立行政区划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和行政区划程序责任等措施落实我国行政区划变更中的正当程序。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路径调适及入典规则安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包括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为主的行政执法路径,政府部门提起的政府索赔路径,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多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并非井然有序,存在法理基础逻辑障碍、制度衔接不畅、相关主体角色错位等困境。构建途径畅通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是当前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法典化塑造的特定背景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仍面临入典规则如何安排的新挑战。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中行政执法、政府索赔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尊重行政执法的首次判断权,以行政执法为首要选择,政府索赔次之,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为保证路径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路径之间的衔接,必须类型化区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路径,最大程度发挥制度合力。

公安民警执法武力使用规范化探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矛盾时有发生。公安民警作为一线执法人员,所面临的执法环境日益复杂,且警务量繁多,工作压力巨大。近年来各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暴力袭警事件,对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与职业安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由于当前有关公安民警武力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且从司法层面对警察的保护力度相对比较薄弱,因此导致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与人身安全面临极大威胁。面对公安民警的武力使用问题,应从执法规范化角度出发,正视公安民警武力使用的级别与特点,分析当前公安民警武力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可能找到相应的解决之策。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粮食安全战略中的粮食流通行政执法探析

行政执法是推动粮食流通现代化的重要法律制度,具有特定性、职权性、程序性、裁量性的鲜明特征,可类型化为行政许可、行政备案、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方式。通过行政执法有助于贯彻粮食流通法律规范、维护粮食流通秩序、保护公众合法权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前粮食流通行政执法尚有不足,具体表现为主体单一且能力偏弱、行为方式失范、程序不够规范以及保障相对欠缺。为完善该项制度,一要以协同执法开拓监管新模式,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加强与其他部门、社会力量的协作;二要运用法律解释机制进行优化,确保行为方式的合理性;三要构建“平战结合”的程序,促进常规程序与应急程序并重;四要塑造多元化的保障机制,改进信息技术、监督协调、行刑衔接等措施。

市区一体化:公安执法办案管理的模式创新——来自浙江省舟山市的实践样本

当前,传统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一般是以区县为主的模式进行建设,但这一模式对于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至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和城区常住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设区的中等城市而言,往往难以统筹市区两级的主体责任,且容易出现警务资源浪费或多头重复建设等问题。为此,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积极探索实践,创新出一套“以市带区”“以区提质”的“市区一体化”公安执法办案管理模式。该模式以新建设的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载体,将舟山市区两级公安执法办案在空间和运行上实现了一体化。该模式系统回答了如何落地建设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系列问题,积极探索了市区两级公安执法办案中“侦”“办”有机融合的行动方案,丰富和完善了公安执法办案管理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拓展了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具有巨大的可推广价值。

夜间经济背景下警务工作困境与对策研究

我国夜间经济方兴未艾,发展规模持续增长,目前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之产生的夜间治安问题也日益凸显,相关场所案件频发,安全风险骤增,治安难度加大,给社会治安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警务工作在夜间治安实践中面临警力资源严重不足、应急警务运行不力、警务协作机制不畅和警察执法保障不够等现实困境。公安机关应从构建夜间警务运行体系、加强夜间警务协作、构筑夜间群防群治防线、提升警察夜间执法能力等方面积极探索改进之策。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衡量公安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长期的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标准较为模糊、立法层级不够清晰、名称不统一、程序规定不够完善等诸多困局,有必要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的形式规制下来,作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在立法过程中秉持谦抑审慎善意理念,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坚持法律明确原则,明确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降低办案民警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认识的错误率是对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的必要补充。当然,公安行政执法也要兼顾利益均衡,受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数量庞大的治安行政案件面前,法律制度的设置和修订也必须兼顾行政权的高效运行,才能最终达到良法善治的社会效果。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样态、机制及对策研究——以公安机关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为视角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式治理”方式一直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执法行动样态入手,解读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多元联动机制,由此构建“关系—嵌入—共生”的三重治理机制框架,以此说明其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动机理。同时,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索其中的多元互动和联动机制,即“复合型治理”模式。由此提出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即从“制度再造”入手,促进制度渐进式改革;通过各组织间的相互融入,进而建构系统化组织治理模式;建构“复合型治理”模式,从而互构多元主体共治体系。

公安交警远程执法技术的实践与思考

交警远程执法模式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融入“公安大脑”建设、推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数字勤务改革的一项举措,有效地提高了执法效率。但交警远程执法作为一种新的执法模式,实践先行于理论,在技术规范、执法程序、法规依据等亟待完善。在非现场执法和移动政务研究基础上,通过与传统执法模式对比,分析了当前交警远程执法执行方式、特点、适用场景、优势和不足。从执法政策依据、社会认可、技术支撑等方面得出了交警远程执法的可行性。最后针对交警远程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和对策,从而确保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研究结论可为今后交警远程执法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制定提供参考。

证券期货违法行为举报制度研究

证券期货违法行为举报是一项内容丰富的制度,阐释其中的法治意涵、制度逻辑及机制建设是促进发展的重要论题。研究发现,该制度在政策法规指引下稳步推进,呼应了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的要求。在制度逻辑方面,举报具有法律伦理的正当性,客观上在证券期货市场形成举报人与监管部门的公私合作模式,且克服信息不对称助力提升监管效能。为强化制度优势,重点机制建设包括:其一,确保举报人积极理性行使举报权,构建科学合理的奖励机制;其二,提高监管部门对违法行为处理的质效,形塑运转高效的程序机制;其三,维系举报人、被举报人与监管部门三方井然有序的法律关系,从权益保护、法律责任、权利救济等保障机制上予以优化。

资本市场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实施问题研究

《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发布实施后,资本市场行政和解制度试行结束,开始推行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制度实施过程中,除遵循制度内容和立法理念外,仍需在明晰当事人承诺执法特征的基础上,立足市场实际,着力提升执法效率和透明度。当事人承诺的“柔性执法”、所采取措施的综合性及不认定当事人违法行为,使其呈现独有的执法特征。案件处理过程中,应注重及时用承诺金赔偿投资者、对当事人履行承诺情况的监督以及执法信息的适度公开。承诺认可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影响着该类争议受到司法审查时应当适用哪种标准,而其作为行政协议进入司法审查程序,会对行政执法及监督产生一定影响。

新时代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建设路径

公安工作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着重要作用。公安工作现代化是现代化在公安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鲜明的时代要求,应从加强法治公安建设、智慧公安建设、基层基础建设和过硬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构建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路径。

海南自贸港视角下《专利法》修改对专利行政执法和公共服务的影响

为适应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国家和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正处于完善和转型的关键时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改,以及在其影响下制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分析对国家层面及海南自贸港层面专利行政执法和专利公共服务的影响,发现《专利法》修改和《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的颁布确立了国家层面和海南自贸港层面专利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和专利公共服务的主要职能,在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专利法》修改及《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也凸显了专利行政执法的分歧,在落实公共服务职能上面临着一些挑战。同时,《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颁布后,专利行政执法职能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条例》都应据此作出相应调整。

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提质增效研究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模式自推广以来提升了执法办案效率,促进了执法规范化进程。为进一步强化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健全完善落实各项配套制度机制,2022年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结合A省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运行模式与实际建设情况,由于重视程度不足、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度不高以及缺乏一支专业的管理团队等原因,导致当前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普遍存在专业人员配备不到位、合成作战支撑度不够、场所设置单一、刚性制度与执法办案环境不匹配等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合成作战、合理规划分中心设置、优化工作流程、构建常态化全融合运行模式等对策建议,为实现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优化升级和提质增效提供建设思路和经验借鉴。

法理学视域下公安执法中的私权保护

公安执法是公权力的体现,具有强制性特征,公安执法又常常涉及公民私权,这使得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社会私权意识的缺失、现行公安管理体制的制约、执法中私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不完备、不重视公安执法的程序性、个别民警的执法能力不足等原因,公安执法领域还存在一些侵害私权的现象。应完善立法,健全管理体制,明确公安执法权运行规则,提高民警的执法素质并加强对公安执法过程的监督,以实现公安执法过程中的私权保护。

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背景下公安法制员制度探究

公安法制员制度是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执法内部监督的一大保障。在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背景下,要守牢基层执法生命线,以法治助推公安高质量发展。公安法制员制度从2010年创立至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法制员角色定位不准、法律素养层次不齐、工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公安机关应当从完善配套规章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完善激励机制以及推进“智慧法制员”建设等方面着手,不断健全完善公安法制员制度,为深入推进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基于GWO-SVM模型的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与提升研究

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提升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针对规范化水平量化评价缺失的问题,从5个维度构建了11个评价指标,提出了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的GWO-SVM模型。和传统的SVM评价模型相比,GWO-SVM评价模型对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的准确率高达95.8%,远远高于SVM评价模型。将GWO-SVM模型应用于城乡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中,结果表明城市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明显高于乡镇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同时近几年城市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也呈现出波动变化的趋势,这对提升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提供了数据参考。

对执法和解构建中行政权不可处分的质疑与回应

“行政执法和解”制度仅在证券、反倾销、反垄断领域有所规定,但事实上行政执法和解已成为实践中的普遍情况。行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的不断建立、“和解协议”超出法定领域的广泛使用,反映着行政执法各个领域对行政执法和解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须突破行政执法和解的领域束缚,建立通行“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在行政执法中增加和解程序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手段。在行政法中,“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广泛适用的主要障碍是“行政权不可处分性”,究其本质,是公法对私法的排斥。追溯公法与私法的产生和发展,两者并非全然不可融,“行政权不可处分”的优化演进为“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广泛适用创造条件。

交通警察执法办案机制的改革探索——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为例

随着现代警务机制的全面推广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面临众多自身、外部的工作掣肘,亟需通过执法办案机制改革寻求破局之道。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全面推进执法办案机制改革,改变了交通警察传统执法办案模式,强化了现场执法规范,降低了争议案件数量,提升了执法办案质量和执法效率,增强了交通警察执法公信力。在新的形势下,要进一步破解执法办案机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必须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和制度供给,加强法制监督,建强专业队伍,坚持数字赋能,全面推进交通警察执法工作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