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行政区划的制度设计、目标指向与优化策略

新时代在完善优化行政区划制度设计过程中,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新理念是认识前提,加强党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障,持续推动法治建设是关键支撑,健全论证评估机制与方法是基本路径。在目标导向方面,应重点关注三项新课题:以优化基层行政区划为主要着力点,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通过优化乡镇行政区划设置,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收缩型城市和“小县”的行政区划设置,助推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作为完成上述目标的保障机制,要在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协调各方作用基础上强化党政部门协同,在明确价值导向前提下健全论证与评估体系,系统总结我国行政区划设置的历史经验,提升调整方案的明确性,减少调整的“后遗症”。

营商环境视域下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规范意涵与完善路径

在法治政府建设中,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已初步建立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保障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上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质。在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要选定合适的实施主体,扩展参与主体覆盖面,确保风险评估程序规范,健全监督倒查机制,从源头治理社会风险,确保行政权力规范行使,提高决策民主性,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反思与重构:行政自动化决策场域中的算法解释权——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为旨

在Web2.0时代,因自动化决策嵌入公权力所引发的算法权力异化的风险指数级上升。为了规制人工智能时代的自动化决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构建了中国语境下的算法解释权。然而,作为新兴权利的算法解释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存在行权时间(事前解释与事后解释)和解释程度(一般解释与具体解释)层面的解释分歧以及权力限度的适用困境。因此,有必要在对算法解释权进行公私场景类型化划分的基础上,以权力结构的对称性为标准,引入比例原则对算法解释权在行政自动化决策场域下的适用进行教义学阐释。同时,以比例原则为主、法益均衡原则为辅来构建算法解释的方式选择模型。在此基础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设定的算法解释权在公法领域应为一种事后的、具体的解释,与私法领域事前的、一般的解释相区别。

算法自动化决策对正当程序原则的挑战与因应——基于行政执法的场景展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算法自动化决策逐渐应用于行政执法领域。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挥着多重优势,提高了行政执法效率,推动了数字政府的建设,但同时使行政正当程序原则在一定情形下出现“失灵”:算法黑箱使行政公开无法践行、公民的程序性权利被压缩、证据证明力等受到挑战。为应对新型技术对行政正当程序原则的冲击,有关部门应增强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通过程序机制后移贯彻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通过专业机构的评估与认证提升证据证明力,以此调适新技术的运用与行政正当程序原则的冲突,确保算法自动化决策在行政法治框架下作出。

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经营者集中执法实践:中国国企如何面对欧盟的挑战

面对中国国家资本的持续涌入,欧盟采取了既欢迎又审慎的态度。欧盟委员会适用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而中国国有企业的抗辩理由通常无法阻止欧盟委员会采取“最坏情形假设”,由此面临赴欧投资的最严峻挑战。有必要对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问题进行探源,在学理和法理层面对国资委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独立决策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以期在现有欧盟体制下提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抗辩理由和应对策略,更好维护我国国企域外投资的生存空间和合法权益。

人工智能参与行政决策的法治风险探究

人工智能参与行政决策契合行政决策体制改革方向,能够应用于行政决策的全过程和多领域。人工智能参与行政决策有助于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但人工智能参与行政决策也存在法治风险:算法偏差、算法歧视、算法至上不同程度上危及到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性权利,有违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要求,一定程度上对行政法治原则形成挑战。由此应当围绕人工智能算法问题,从多角度、多方向寻找风险防范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算法的合法化设计,加强行政机关对人工智能算法的合法性审查,保障行政相对人对人工智能算法的合法权利主张,健全算法辅助决策的行政责任制度,从而契合行政法治原理的要求。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化的难点及破解

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减少决策失误、提高政府公信力、促进依法行政的必要组成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化水平明显提升,范围不断扩展,决策者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对权力的控制能力明显提高。但责任追究实践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结果和执行环节,决策责任追究有限。当前,无论是自身设计还是外部环境,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破解这一议题,需要界定重大行政决策的衡量标准,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追责对象,建构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严格限定重大决策失误责任对象的复出条件,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监督机制。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数治”对“法治”的挑战及其协调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精准化、决策的科学化以及服务的高效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实践中,各级政府的“数治”实践可分为业务办理型“数治”、行政决策型“数治”和数据开放型“数治”三种。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各级政府的“数治”实践应必须是在“法治”的规范框架内展开。具体而言,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业务办理时,不仅应适格的履行服务职能,其还应对保存的数据适格的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行政决策时,“数治”的具体规则应遵循依法行政原则,具体实践应遵循程序正当原则;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数据开放时,其应综合考虑利益相关方,确保相关主体的数据权益可以得到有效维护。

纠纷解决与权力监督的平衡——解读行政诉讼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

"纠纷解决目的"是行政诉讼法从民事诉讼领域引入的立法目的价值,旨在于扩张行政诉讼机制的纠纷解决功能,为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程序提供法理支持,但是,行政诉讼领域的纠纷解决具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而且与行政诉讼固有的"权力监督"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通过调和"纠纷解决"和"权力监督"的这种紧张关系,可以反省行政诉讼制度在满足"纠纷解决目的"功能实现上的界限,设定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的合法性边界,从而更好地确保公民权利保护的实效性。

行政决策运用大数据的法治化

当今社会,行政决策高度依赖于信息,而行政机关搜集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直接决定了行政决策的质量。传统官本位思想、层级制的行政体系以及局限于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渠道等,阻隔了信息与行政决策之间的互动通道。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力地推进了两者的互联互通,但大数据为行政决策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又容易出现信息被人为利用、编辑而误导行政决策。为发挥大数据对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立法应从大数据的提取、运用程序以及使用的法律后果上予以规范。只有将大数据的运用置于法治轨道内运行,才能真正实现行政决策的精准和高效。

论决策终身负责制的合理构造——基于行政法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决策责任终身制的实质就是责任的追责时效问题。行政决策领域实行终身负责,有助于强化责任政府理念,完善决策失误纠错和责任追究制度。我国正在探索的行政决策追责终身制尚不成熟。在行政决策失误应承担的责任的四种类型中,道义责任、政治责任以及内部行政责任的追究时效可以实行"终身制",而刑事责任、外部行政责任的追诉时效必须服从于法律的规定。党规可以设定严厉的决策责任终身制。在法治框架下,行政决策责任终身制的"顶层设计"必须重点解决终身制的适用范围、归责原则和问责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制度问责、法定问责和多向问责的目标。

论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建构

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应该限定于对本地区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性、需由政府决策的重大政务事项。重大行政决策对社会的影响可从其与重大行政管理的关系体现。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对于构建现代法治政府、实现重大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可将域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入径。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建构需要明定决策主体的权限与范围、规范程序、增强法律监督机制、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并应配套相应的政治体制保障。

论人大监督重大行政决策的强化

当前人大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监督比较薄弱,其监督地位趋于边缘、监督措施缺乏约束、监督程序存在漏洞。造成人大监督薄弱的根本原因是重大行政决策制度秉持行政自制理念,相应的监督更强调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自由裁量免受外部审查,以及决策事后的结果归责。然而,对重大行政决策的人大监督有强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人大与政府在重大事项上的权力相互交织,行政裁量权力需要受到更强有力的控制;另一方面,人大监督、特别是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具有一定的优势条件。强化人大监督,需要在尊重行政权力的前提下行使监督权,突出监督权在人大权力中的独立地位,具体地要从重置决策事项确定权的归属等多个方面优化制度安排。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府诚信

政府诚信是指政府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实施公共管理中,必须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并以此规范和约束自身的行为方式。加强政府诚信,构建诚信政府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对政府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构建诚信政府必须从增强政府诚信理念出发,建立政府诚信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健全政府责任机制。

论法治政府建设公众认同视野下公众参加人的代表性——以公共行政决策听证为例

法治政府建设意义下的公众认同就是指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和自身利益、需求的一致性作出肯定性评价。而公众参与法治政府建设是形成公众认同的重要路径。在公共行政决策听证中,由于公众参加人代表性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公众认同。因此,应当明确公众参加人代表性的判断标准不仅有职业、社会角色等形式标准,更应当有诉求利益代表特定群体利益的价值标准、本质标准。并应当建立严格的程序,公开公众参加人的信息及陈述的观点,以利于社会监督,从而体现其代表性,确保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公众认同。

论国务院各部委制定部门规章的宪法依据

目前,理论界对依据宪法制定部门规章有不同的解释,其原因是缺乏对宪法原则与原理的深刻认识。因此,人们很有必要明确国务院各部委制定部门规章的宪法依据及其意义、地位。

构建良法善治的三权分工体系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从顶层设计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强对三权分工体系的研究。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存在决策、执行、监督三种政治功能,存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种公权力。三种权力的分工、功能、职责、运行方式等不尽相同,但它们是一个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当构建相互协同、彼此制约、共同担责的三权分工体系,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良性循环机制,使三权运行能够发生良法善治的“化学反应”。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法理逻辑及其展开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具有授权规范和义务规范的双重性质,不能从自治条款视角作过当的解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性质的科学定位是理解和诠释全国人大“5.28”决定之正当性的前提基础,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制度性展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据以生成的法理基础。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逻辑前提,由全国人大“5.28”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6.30”决定完成的确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的方式和程序具有正当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实施较为妥当地处理和解决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香港地区其他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具有法理逻辑上的正当性。未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具有正当性,我国《国家安全法》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的法治化限定

现有地方政府规章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的规定,不仅存有差异,甚而相互冲突,加之过于原则与抽象而缺乏可操作性。其纠偏路径在于,应该在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时规定行政决策涉及的资金达到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适度的具体比值,而不是直接规定行政决策涉及资金的具体数值;对基本权利的界定应以宪法文本为标准,但有必要对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作一种体系化的诠释。所以,应按照法治的基本精神,将"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范围限定为:当行政决策是具体行政行为时,其涉及的资金达到本级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适当比例时就是重大行政决策;当行政决策是抽象行政行为时,只要其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时就属于重大行政决策。前者从数量的角度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限定是数学理性影响下法律形式化的必然要求;后者从基本权利的角度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限定是权利作为法的基石范畴的应然要求。

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

突破公众参与有效性瓶颈依赖于对公众参与权的依法确认、不断充实及有效保护。鉴于我国对公众参与权的研究比较迟缓、参与权制度发展仍然非常缓慢的现实困境,应当在准确界定公众参与权的性质、明确公众参与权的内容构成基础上,尽快构建起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真正实现公众参与权的民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