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戏曲美育观念的历史演进及体系建构

“礼乐论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直接渗透和影响了戏曲教化观念的生成和发展。宋元时期,文人开始介入戏曲活动,他们自觉地将“诗教”观念移植进戏曲。高则诚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奠定了“风教观”的基础,明中期剧坛掀起了教化剧风潮。随着教化剧的逐渐僵化,明后期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一批剧作家提出了“以情为理”的教化观念。清代皇权强化,戏曲中“情”与“理”以调和的态势,逐渐融入审美性的教化观念,成为“戏教”思想的两个重要维度。

宋代元会礼乐仪制的新变

元日朝会历来颇受统治者及朝廷的重视,且各代的元会礼乐仪制又有所差异。宋代元会仪则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作出较大幅度的增补和改革。诸如宋代在皇帝朝贺皇太后、鸣鞭、炉烟升、帘内再拜及称贺帘外等方面予以增补,并于元会所属类别问题、元会仪次序、贺辞与寿辞的宣读者、上寿仪步骤、行礼方位、皇帝与百官着装、元会仪地点、乐舞的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宋代礼乐仪制的诸多变化,既与宋代崇文抑武、崇儒尚雅的治国方略和文化政策有关,又反映出其对前代礼乐制度着力厘革的迫切要求及政治制度化的进一步加强。

唐代籍田赋及其礼乐文化意蕴

籍田礼是帝王春耕前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目的是表达对农业的重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亦指天子示范性的耕作。唐代籍田礼在多元化背景下取得了较好的传承发展,文人也由此创作出许多优美的籍田赋。研究唐代籍田赋中所包含的劝课农桑思想、敬天崇礼理念,挖掘其礼乐价值与文学价值,考查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典美学视域下的体育文化探源与概念思辨

体育文化的历史生成与概念思辨不仅是体育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更是探究中国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规律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为解决以往体育起源诸学说过于笼统和宽泛的不足,从体育的生成与发展中把握其本质特征,从而提出“礼乐起源”的学说,以期在体育的形式和形态中理解其文化智慧与审美理想,对体育进行一种文化与审美的整体观照。中国体育的历史传承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熏陶,具有塑造行为、培养情感和提升品格等审美教化功能,并对近代以来中国“体育”术语概念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为摆脱多年来体育概念定义困难的尴尬局面,应坚持历史与逻辑发展相统一的原则,避免对体育概念进行统一划归式的总结,从中国体育的礼乐本质与当代意义出发,坚守其“生命本位”的核心价值与“雅俗共赏”的艺术精神,为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提升提供理论创新。

尽善尽美:美育教学实践中自律性与他律性的辩证转化

美育教师是美育教学实践的重要力量,美育教学实践的自律性解析出美育教学实践内容是美育教师的创造性产物,决定了美育不应只是思政、道德教育的从属;而他律性阐释了美育教学实践的社会功能、职责与担当,美育教学实践中的自律性与他律性,二者互为平衡关系,并在发展中相互转化。

礼乐制度与《周南·桃夭》篇的文化意蕴

《周南·桃夭》是《诗经》中的著名篇章,从礼乐制度的角度解读该诗,可以对先秦时代的审美标准、道德观念及人们的行为规范有进一步的认识,真正理解《诗经》的诗教价值和礼教意义。《周南·桃夭》反映了周人美善并臻的审美观、希冀家庭幸福美满的婚姻观以及期盼家族子孙蕃盛的子嗣观。这些观念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的礼乐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值得认真探讨。

墨子之礼学

墨子精通礼学,强调礼的等级性,反对礼的宗法性;在尊天明鬼思想指导下,肯定和论证祭祀之礼的社会功能与道德作用;批评三代丧礼和儒家丧礼的厚葬久丧特征,主张薄葬短葬;承认乐的审美价值,又否定乐的政治作用,证明乐的社会危害性。这样,墨子礼学呈现明显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朝鲜半岛《步虚子》的中国起源

《步虚子》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流传最广的一支乐曲。它产生在中国三国时代,于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传入高丽,并在韩国保存至今;它也以不同形式生存在中国各地的道教音乐之中。究其起源,《步虚子》是一支从古代雅乐、方士琴歌、佛教呗赞转读、禹步、七盘舞等诸多事物中吸取艺术要素而形成的道教歌舞曲。它原来配合金丹道派的内修秘术,后经东晋葛巢甫整理,成为灵宝斋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朝,它吸收了叩齿、咽液、咒祝、存思真神等上清斋仪的内容。在唐代,它讲求音诵之美,重点表现缥缈仙举的道教意境。因此,《步虚子》的生命力是同它所代表的历史积累相关的。作为道教仪式音乐的精华,它不仅具备优秀的艺术品质,而且具备鲜明的仪式品质,这使它成为"唐乐"的代表,得到朝鲜仪式的接纳,因而长存。

“成于乐”与孔子的人生理想

"成于乐",真的是指君子道德学问与音乐修养的和谐完美之境吗?通过解读《周礼》、《礼记.乐记》等文献,笔者认为,古代的乐实际上是祭祀行礼的表演形式,祭祀行礼的场面因而被称为"礼乐之文",它的井然有序离不开乐官系统的指挥、调控。这种指挥、调控正是孔子所说的"节礼乐"。当一个大司乐、大乐正那样的祭祀行礼的主持人,在孔子看来,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就。或许,这样理解"成于乐",才更能了解孔子。

论《乐记》中的审美教育功能思想

战国时的《乐记》经汉代学者整理,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音乐理论的著作,其中对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思想作了系统阐述。《乐记》认为音乐由人心感于物而产生,又从情感上打动人,使人获得快乐和教益。其快乐包含着生理的节奏和韵律的共鸣,其教益包含着积极和消极的因素。《乐记》还认为人是宇宙万物和谐的组成部分,音乐体现了宇宙的和谐,包括相辅相成的协调和相反相成的节奏。人类社会作为宇宙万物规律的体现,也要体现和谐原则,而音乐中也体现了人伦关系的和睦。音乐的审美教育要体现"以道制欲"的原则。音乐主要从内心感动人,所以音乐的审美教育对人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感化,与道德礼仪教育相辅形成。《乐记》对中国两千多年音乐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它有封建时代社会要求的局限性,但其贡献值得我们珍视。

儒学审美意识与中国古典园林的交融

儒家思想及其审美意识对中国古典园林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笔者先从早期儒学与园林肇端的交融谈起,说明儒家主导思想及审美意识与中国古典园林的交融,主要体现在礼乐人格塑造、山水比德思想、隐逸出世思想等方面,挖掘中国造园思想的哲学、美学根源,及其对现代园林景观的启示。

论“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美育精神”的内涵与关系

在2014年和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了“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育精神”这两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内涵,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三个讲求”和“一个统一”来加以深入理解;相比之下,“中华美育精神”的内涵及其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关系需要人们作深入的领会。“中华美育精神”是“中华美学精神”的践行之维,是构成“中华美学精神”“知、情、意、行”统一性的最鲜明标志,其内涵包含着五个维度的统一:“内圣外王”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尽善尽美”意味着道德与审美的统一,“身心一如”意味着身体与心灵的统一,“生生之仁”意味着艺术与人生的统一,“天人合一”意味着自然与自由的统一。

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探析

荀子从建构"群居和一"的交往共同体出发阐释其礼乐美学思想,礼、乐、诗作为共同体整合的文化资源而被其赋予"先王之道"的价值权威。情性的约束规范是荀子礼乐美学交往论内涵的中心话题,他倡导"情文具尽"的交往,追求礼义与情性的平衡美和礼义所建构的秩序美。荀子深入阐释乐的交往和合审美内涵,强化"乐"对君子品格美的培养。《诗》承载着礼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具有深刻的交往意义。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性。

群己之间:古琴美学的两型

目前古琴主要是"诗言志"的,操缦者用以抒自己的情言自己的志。这种形态,大约自宋明以来已然。如今论古琴文化者,大抵也都就此立论。然而,古琴在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就是如此吗?或只是如此吗?在雅乐体系中,琴就很少孤立独奏,多用于礼仪场合,且多与其他乐器配合。可见它和诗类似,既要讲"诗言志",还要讲"诗可以观、可以群",群与己不可偏废。现在谈古琴者,皆患偏枯。

礼乐文化影响下的先秦儒家审美观

礼与乐的起源与原始巫术和图腾崇拜有直接关系,与原始宗教密切相连,后经上古三代的发展,特别是经过西周时代的强化,礼乐逐渐脱离了宗教神秘色彩,但源于原始社会祭祀活动的文化精神,仍以礼乐的理想准则而延续。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先秦儒家将礼乐与伦理紧密结合,用"仁"来解释礼乐,表达其美学主张,认为凡是美的,就必须体现"仁",符合"礼",注重美与善的关系,强调艺术与伦理的高度统一。

一代典礼的焦灼:沈鲤的锐复古制与不得其时

张居正没,朱翊钧亲政,最初也颇励精图治;而一代典礼沈鲤,也以锐意复古、抑奢禁浮、力振颓风为己任。然而,以立储事件为契机,不过四年,便沈鲤去朝而万历荒怠。一篇《典礼疏》痛陈"世教衰、古礼废",遂成为万历一朝士人心态的缩影。从锐意复古到不得其时,沈鲤与朱翊钧君臣之间的遇合,也正是万历朝局纷繁复杂的一种折射;可以说,晚明礼乐之大变,即宫廷俗乐之大兴与在野曲学之兴起,几乎都可以追溯至此。

“村歌社舞释迦禅”:禅宗音乐审美世俗化——禅宗音乐美学著述研究之一

禅宗"以音声为佛事",十分重视音乐艺术的运用,特别重视佛曲在弘法、化众、修行中的功能。在唐代,礼佛、娱佛的音乐演奏活动兴盛,奏唱佛曲已蔚然成风,对后世的佛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佛曲的不断俗化,使佛曲俗化中的俗曲在寺院中、僧人中流传开来,不少禅师用俗曲"唱道"与"授徒",用俗曲喻禅说禅也成为禅师上堂说法中的一大景观;而一些禅师对世俗歌舞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从理论上概括和诠释了世俗歌舞对于佛事的重要作用。

古文经学家的礼乐美学及其话语建构

基于历史逻辑和圣王信仰,古文经学家将《周礼》《左传》视作礼乐秩序、礼乐制度的构想与实证,如此,对诗、乐、舞所做的典章制度设计也就具有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典范性。其核心思想是,完美的政治必得依据礼乐治国的理念,通过人性和人情的力量,通过由礼统摄而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的审美化,造就和而不同的社会秩序。为此,需要在国家官制体系中设置职官,通过乐教和诗教,实现礼乐生活的制度建构。

商周时期音乐隐喻观简论

音乐自产生起就具有特殊的隐喻价值。《尚书》记载,舜帝希望把音乐隐喻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要充分发挥音乐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感化作用。《周礼》认为,商周的音乐隐喻价值主要体现在:作为人的身份地位及荣誉的象征,作为教育人的工具,满足上层阶级的享受,作为万物和谐、事业兴旺、国家昌盛的隐喻。《周易》认为,乐器本身就具有隐喻价值。孔子的音乐隐喻观则与其政治观和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墨子则更多对音乐持否定态度。《孟子》认为音乐往往是社会乃至政治的隐喻,因此统治者切不可过度纵乐。《老子》谈音乐往往是与其政治观、美学思想的论述融为一体的,但其隐喻价值却极高。《庄子》认为音乐是"道"的隐喻,反对人们沉迷声色。《荀子》认为与音乐有关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隐喻的。《管子》则把音乐看作是意识形态的隐喻。

美善合一:中国传统建筑审美的伦理向度

该文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所体现的礼乐精神、中和品格、比德理念三个方面,探讨了传统建筑审美的伦理向度,提出中国传统建筑占主流地位的建筑审美理想总是与伦理价值相依相伴,以建筑艺术的审美伦理化为旨归,具有浓厚的伦理品性,这是中国传统建筑审美的重要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