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跨界何以影响上司支持:上司信任与向上建议寻求的作用

在鼓励合作创新的背景下,员工跨界已然成为组织创新的源泉。尽管既有研究基于行为者视角检验了员工跨界对自身的影响,但其对上司影响如何鲜有研究关注。为此,本研究基于积极人际互动视角,采用情景实验(研究1)与多时点上下级匹配问卷调查(研究2),探讨员工跨界何时以及如何影响上司支持。研究1(N=220)结果表明,员工向上建议寻求水平越高,上司会对跨界员工产生更高程度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从而给予员工更高水平的人际支持。研究2(N=406)再次表明员工向上建议寻求正向调节员工跨界对上司情感信任的直接作用及其通过情感信任对上司支持的间接作用,但不支持向上建议寻求对上司认知信任路径的调节作用。以上研究结果有助于全面揭示员工跨界对上司支持的影响效应,从而为组织管理员工跨界与维持和谐上下级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借鉴。

在线评论一致性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

信任是共享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基于情感的信任作为其中重要一环,通过在线评论效价影响消费者的决策。本文从在线评论的总评分和细节评分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共享短租消费者情感信任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5~2022年中国北京和美国纽约的Airbnb平台订单数据实证分析情感信任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线总评论和细节评论包含负面情感更易吸引消费者;当两类评分一致为高评分时消费者购买意愿显著下降。另外,“超赞房东”徽章和整租房源能积极调节两类评分一致性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关系。中国房源对两类评分一致性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交易过程中,消费者可多关注包含负面评价的评论信息,同时考虑拥有“超赞房东”徽章的整租房源。

个体异质性对社区共同体情感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探析居民个体异质性如何影响社区共同体情感有助于推动社区构建情感共同体,破解社会碎片化和陌生人社区的困境。本文提出社区共同体情感包含邻里互动、信任程度和公共参与三个维度。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数据和一系列二分和有序logit模型,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生活利益相关度和政治面貌三个方面探析个体异质性如何影响社区共同体情感。在中国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社区生活利益相关度越高、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倾向于拥有更强的社区共同体情感。根据我国社区和居民的特征,进行分类治理、政府进行引导促进民主协商和社区自治是提高社区共同体情感的有益尝试。

信任的本性及其说明

信任的本性是伦理学与认识论的共同论题之一。信任是一种由信任者、被信任者及其行动构成的三元关系:某人A信任另一个人B从事行动Ф。而对这种信任关系本质的理解分为三种:信任是信念;信任是情感态度;信任是认识态度。第一种信念信任构成传统信任本性理论的主题,并把信任与依赖等同起来。第二种情感信任通过批评信念信任观得以形成,而第三种认知信任既是对情感信任的延承和反对,又是对信念信任观的某种程度的回归。后两种信任的共同性在于把真正的信任与纯粹的依赖区分开来。对信任本性的不同理解对应着不同的说明:信念信任通过证据主义、信任与依赖的等同加以说明;情感信任主要来自乐观主义的善意或承诺的说明;而认知信任则诉诸知识论的论证。这些不同说明可分别归属于内在主义的与合理性的理由。

宫颈癌患者医疗风险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宫颈癌患者医疗风险感知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方案提供参考。方法 便利抽取宫颈癌住院患者231例,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慢性病病人风险感知问卷、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正负性情绪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宫颈癌患者医疗风险感知总分为(42.94±6.19)分。医疗风险感知得分与医师信任及其仁爱维度、技术能力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与正性情绪呈负相关,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均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宫颈癌患者医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医师仁爱、医师技术能力及负性情绪(均P<0.05)。结论 宫颈癌患者医疗风险感知处于较高水平,医护人员应注意评估患者医疗风险感知水平,多关注年轻、低收入患者,提升患者对医师的信任度,及时关注并改善患者负性情绪,从而降低医疗风险感知水平。

一个好汉三个帮:基于自我评价的员工受助与工作绩效机制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帮助行为作为一种亲社会行为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基于自我评价理论,从受助者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组织情境下员工接受帮助影响工作绩效的自我评价机制,以及员工宜人性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分析354名员工三阶段的问卷调查数据,结果发现:(1)接受帮助通过提升员工基于认知的被信任感知正向影响其任务绩效;(2)接受帮助通过提升员工基于情感的被信任感知正向影响其人际公民行为;(3)宜人性正向调节了接受帮助与基于认知的被信任感知和基于情感的被信任感知之间的关系,即宜人性高的员工接受帮助会有更高的基于认知和情感的被信任感知。

道德型领导者得到了什么?道德型领导、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及领导者收益

道德型领导是新近提出的一种领导理论,大量研究证实这种领导方式会对员工和组织带来积极影响。然而,在领导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的领导者从中获得了什么收益却较少受到关注。以50个工作团队的248名员工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考察了道德型领导与个体层次和团队层次上领导者收益的关系及其作用过程。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1)道德型领导对个体层次的员工对领导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以及团队层次的团队绩效和领导者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2)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中介了道德型领导与下属对领导者的认知信任、情感信任以及团队绩效的关系,但在道德型领导与领导者绩效关系间无显著中介作用。本文揭示了道德型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以及团队层次社会交换的中介作用,为道德型领导和团队社会交换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公正的认知直接决定着民众的政治信任,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非合作行为的典型表征。然而,国内外研究中至今没有直接探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实证支持,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作用于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鉴于此,本研究将社会公正分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将政治信任分为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采用实验室研究、现场研究和问卷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社会公正对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建立其通过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并进一步分析结果依赖性对这一路径模型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有望提出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及其调节变量,一方面在理论上深化和拓展本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实践中通过提升公正感、强化过程变量(政治信任)、干预调节变量(结果依赖性)等策略促进合作行为。

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对员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及情感信任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工作资源要求模型与领导者员工互动的视角,完整地揭示了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影响员工绩效的内在机理。通过对210份调研问卷的分析发现:(1)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正向影响员工绩效;(2)工作投入在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与员工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情感信任正向调节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与工作投入、员工绩效间的关系,即在高情感信任的情况下,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与工作投入、员工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才显著;(4)情感信任加强了工作投入在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与员工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人际信任、知识特性在知识转移作用机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

引入影响知识转移的两类因素:知识特性与人际信任,着重分析对知识距离与知识转移容易性关系的单一与联合调节效应。基于对369份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出高能力信任增加知识转移容易性,知识复杂性与隐含性均增加知识转移难度。结论是:高情感信任降低知识转移容易性、高能力信任在知识复杂时降低转移容易性。引用"过分信任"进行分析,发现过分信任导致知识转移双方拥有不完全相同的信息,双方误以为对方知道自己所知道的,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影响转移容易性,最后给出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主管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对员工行为及绩效的影响

采用问卷调查法,检验主管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对员工行为及绩效影响的双路径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563份上下级配对数据,结果显示:主管认知信任通过注意聚焦的完全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员工的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主管情感信任则通过情感承诺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员工的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即一方面直接影响员工的任务绩效和个体指向公民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情感承诺间接影响员工的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并且,主管情感信任对员工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认知信任的作用。

高参与工作系统和组织创新绩效: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

根据前人的研究,本文提出了社会资本存在结构、认知和情感三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高参与工作系统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参与工作系统通过员工和组织间的信任关系对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当认知信任很高的时候,由于搭便车、过度投资等原因,认知信任的上升反而会降低企业绩效。情感信任对组织创新绩效一直具有积极的影响。以往在中国情境下进行的研究发现,高参与工作系统更有利于提高人际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从而不利于结构洞的形成和组织创新的发生。虽然本文没有发现高参与工作系统对人际网络紧密程度的影响,但是发现人际网络紧密程度对于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高参与工作系统可能是一个悖论。虽然高参与工作系统可以提高组织信任关系和相互忠诚,但也降低了结构洞和弱联系网络的形成。

关系社会资本的交互效应对新创企业发展绩效影响的纵向案例研究

对6家新创企业进行动态跟踪案例研究,探讨网络联系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引入信任的权变因素,探究它们对网络联系与企业绩效的权变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从创业机会开发到企业成长阶段,强联系的作用程度逐渐降低,弱联系的作用程度逐渐增强;2在创业机会开发阶段,强联系通过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发挥对创业绩效的影响;3在新企业成长阶段,认知信任正向调节弱联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工作表现: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环境中,领导者的风格对员工的工作表现产生重要的影响。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中国27家企业的员工和领导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工作表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及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型领导对员工的工作表现(包括员工个人绩效、组织公民行为以及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领导情感信任在服务型领导和员工的工作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在管理实践中如何培养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表现有着重要的启示。

高绩效工作系统、人际信任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分配公平的调节作用

在实证研究方法基础上,引入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分配公平感作为调节变量,着重探讨高绩效工作系统是否能够通过2种信任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以及分配公平感能否调节到2种信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绩效工作系统通过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同时2种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受到分配公平感的调节作用。

认知与情感信任、权力距离感和制度控制对领导授权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领导对于下属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对不同维度授权行为的影响作用,以及权力距离感和组织制度控制的调节效应。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领导对于下属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均有助于增加领导的决策参与、信息分享和帮助指导的授权行为,并且,领导的下属认知信任对决策参与的影响作用最大,情感信任对帮助指导和信息分享的影响作用较大。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领导的权力距离感和制度控制均对下属认知信任与三维度的授权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是,只有制度控制对下属情感信任与三维度授权行为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显著。

组织沟通、人际信任对工作投入影响的机理研究

从组织沟通入手,研究正式和非正式沟通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并提出人际信任在组织沟通与工作投入关系间起中介作用。216份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正式沟通显著影响人际信任。非正式沟通显著影响情感信任,对能力信任的影响不显著。人际信任在正式沟通与工作投入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但在非正式沟通与结果变量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验证。研究发现,当加入人际信任变量后,非正式沟通和工作投入的负向关系由不显著变为显著负向相关。

程序公正、不确定性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的影响:情感信任、认知信任的中介作用

为了研究程序公正、不确定性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选取公共政策领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随机选取510名北京市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程序公正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正相关,不确定性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负相关,情感信任中介程序公正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并对不确定性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有遮掩效应,而认知信任不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

初中生的社会比较对认知与情感信任的影响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友谊状态下,初中生的社会比较对认知与情感信任的影响,及两种信任在社会比较与亲密度变化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有效被试为522名(M=12.87岁,SD=0.67),开学初让被试提名一位最亲密朋友,期中考试后让其比较与该好友的成绩排名并评价对好友的认知与情感信任水平,随后重新评价该好友的亲密度。结果表明:在亲密朋友(第二次依旧为最亲密的朋友)中,向下比较的情感信任高于向上比较,社会比较不影响认知信任;在普通朋友(第二次亲密度降低的朋友)中,向上比较的认知和情感信任均高于向下比较;社会比较只通过认知信任影响亲密度变化(完全中介),即相比于向下比较,向上比较时的认知信任水平较高,从而更有利于维持友谊的亲密性。

新生代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

新生代员工的创新行为如何影响创新能力备受关注。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及社会交换理论,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了638名1980年与199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员工情感信任可以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预测创新行为。同时,研究结果也显示人格开放性是情感信任预测创新自我效能感的调节变量,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低开放性条件下,高情感信任的新生代员工表现出较高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进而表现出创新行为。从员工情感信任、开放性以及创新自我效能感角度探讨新生代员工的创新行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