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法中危险犯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准

"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的命题并不科学,危险犯有既遂形态,也有未遂等未完成形态。通过对我国刑法学界提出的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诸多观点进行梳理并加以充分论证分析,从而选择和确立符合我国刑法理论内核及立法取向的危险犯既遂形态判断标准,是完善该理论的必经途径。

论刑法中违法性之判断理论的具体应用

我国刑法中关于保险诈骗罪、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逃离部队罪的有关规定与保险法、商标法和兵役法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而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违法性的判断在这些罪名中的具体运用,恰好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论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适用

我国刑事裁判文书存在罪数形态的说理不足、书写模板化等问题,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充分说理是文书厘清功能和全面评价原则的要求。考察台湾地区刑事裁判文书罪数说理情况,罪数理论说理与司法实务是互相支撑、共同发展的。在刑事裁判文书中,涉及罪数形态时应把不同罪名体现在刑事裁判文书中,把定罪量刑的过程体现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为推进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与个案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论实行行为的概念

实行行为的概念,作为主张要成立犯罪,首先必须存在该当于特定构成要件之行为的理论,一直以来支配着日本的犯罪论。实行行为,除了作为结果犯中的因果关系的起点行为,被定位于构成要件要素之外,在未遂犯论以及正犯、共犯论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近年,实行行为概念受到质疑,甚至有学说倡导实行行为不要说,主张构建不包括实行行为概念的犯罪论。该学说批判,此前的实行行为概念将实行行为本身化为"黑匣子",是在并未明示实质性价值判断的情形下直接推导出结论,并且,在此概念之下,对于因果关系论、未遂犯论、正犯与共犯论的问题浑然一体地进行研究,有碍于解决这些问题所必需进行的分析性探讨。本文通过回应该批判观点所提出的问题,再次验证实行行为概念的存在意义,进而主张该概念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犯罪构成:从二元论体系到一元论体系——以事实和价值关系论为视角

根据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或者位阶的不同,主张构建不同的犯罪构成论体系,属于结构合理主义的理论观点,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以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为基础构建的事实论体系与价值论体系、存在论体系与规范论体系,割裂事实与价值的内在联系,存在诸多缺陷。以事实与价值一元论为基础构建的一元论评价体系,主张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辩证统一,具有内在合理性:能够避免客观归责与主观认罪;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虽混融但脉络清晰;能够充分说明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的内在联系。犯罪构成要件的位阶不影响行为定性。社会危害性理论在犯罪构成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排除犯罪性事由不构成犯罪是因为没有侵犯犯罪客体。

“先私后售”行为的实务处断与裁判规则

我国刑法对于走私犯罪的立罪模式采"截短型"结构,以形式的法律属性作为行为立罪的原则,由此使得走私犯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必然的"数罪类型。囿于司法适用中对这一立罪原则的认识不足,导致走私行为与后续销售行为在罪数处置判断上混乱。我国刑法未采用大陆法系国家对部分罪数类型与处断原则法定化的方式,而仅在分则中对同种罪数类型设定出不同的处断原则,现实地造成了理论与立法关系的错位。"先私后售"行为的罪数判断,必须建构明确的理论解决方案,区分确定性目的走私与非确定性目的走私,将罪数理论基本原理引入走私行为的分析之中,确定行为本质的差异,明确罪数判定一般原则,通过立法完善之路径,将走私犯罪罪数认定原则法定化。

非法行医罪因果关系的司法认定——基于双层因果关系判断模式的展开

非法行医罪向来是我国危害医疗卫生秩序犯罪中的重点罪名。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司法实务中对于非法行医罪的行为主体、入罪的危害结果基本形成共识,但在非法行医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认定上,基本只依据医疗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意见判断。医学鉴定意见虽能帮助法官判断非法行医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因果关系,却无法规范审查结果的客观可归责性。非法行医罪因果关系的司法认定,应当采用从归因到归责的双层因果关系判断模式。在归因层面以条件说等因果关系学说为基础,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为补充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因果关系。以此为基础,根据客观归责理论的三项规则,通过分别审查医疗行为是否创设法所不容许的医疗危险、医疗行为所创设的医疗危险是否实现以及结果是否在非法行医罪构成要件射程之内,判断危害结果的客观可归责性。非法行医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在归因层面具有事实因果关系,在归责层面具有客观可归责性时,才能肯定具备非法行医罪因果关系。